楊啟先：產權改革方向正確 國資流失應該重視

　　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綜合規劃局局長、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研究辦公室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楊啟先教授

　　在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討論的背景下，2004年14：00-18：00，新浪財經舉辦了“國企 產權改革與社會公正”沙龍，特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楊帆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李曙光教授、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浦志強律師等嘉賓，就近期討論中的焦點話題進行坦誠交流。

　　本次沙龍還得到了許多網友的支持，不少網友來到現場親身參與，并作出高水平的發言，與專家進行對話，使得沙龍在熱烈的討論氣氛中進行。以下為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綜合規劃局局長、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研究辦公室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教授的發言：

　　今天我主要講一下國企的改革。

　　我們中國的企業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效益不高，這個大家都知道，歷史很長了。國企的改革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一個難題，國家很重視，一開始就要搞國企改革，跟聯產承包責任制幾乎是同時提出來的。

　　計劃經濟那一段我也參加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前期，當時我們的理論上還沒有完全確立下來，蘇聯這種體制，還沒有完全把社會主義歸結為公有制而走向計劃經濟，所以存在商品經濟的各種問題。從1955年開始，我們開始搞社會主義，就是單一的所有制：農村搞集體化，當時叫合作社或者叫人民公社，城市搞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對工業就是私人工商業改成所謂的公私合營。剛公私合營完，到1957年出現問題了。發現國有企業最大的弊病是“活力不強、效力不高”。這個現象當初毛主席發現了，對這個問題有所批評，認為這是體制造成的，而且是照搬蘇聯體制，毛主席提出要改。但當時沒有很好地總結經驗，為什么呢？就是認為管得過多，主要是中央管得過多。當時絕大部分企業，稍微大一點都十分重要，這是中央管得過多的毛病。從1957年采取大規模下放，企業絕大多數下放給地方管，1957年造成一場混亂，1959年沒有辦法往回收，直到1959年初期，基本上把下放的收回來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又提這個問題，為什么呢？因為四人幫針對這個問題，歸納了“條條專政”。1969年大批判的時候，天天批“條條專政”，從1970年又改過來了，又怎么改了呢？還是沒有其他的辦法，還是采取下放的辦法，說是當初下放不徹底，現在徹底地下放，包括鞍鋼等一些大企業都下放了。一方面沒有解決問題，一方面到1973年又造成一場混亂。1973年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又把企業收上來了。當時不知道怎么改？開始摸索這么一種辦法，但不敢提產權，這個詞都提不出來，用這種辦法改，結果不成功。總理在的時候圍著桌子團團轉，也沒有解決辦法。

　　這樣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地提出的改革的方向，但并沒有提出改革開放怎么搞，就提了兩句話“對內搞活經濟，對外私營開放”。這個實踐依靠大家去創造，農村創造聯產承包制，城里怎么辦呢？當時就改“搞活企業”，從四川開始。怎么搞呢？還是沒有經驗。

　　1979年中央專門組織100多人的一個調查小組，總結過去改革的經驗，當時計委、經委必須都是老一點的同志參加。從調查的結果得出一個結論，現在看是一個很大的進展：國有企業的問題看來不在原來說的中央管得過多，還是地方管得過多；中央管或地方管都只是一種行政的管理，如果要解決企業的問題，搞活企業，必須適當的建立自主權。這時開始提到自主權了。

　　究竟怎么回到自主權呢？當時開了很多的座談會，和企業商量。企業就說我要自主權，但是我現在要自主權的話，我現在最缺自主錢，希望你們給我們錢。大家又想搞活企業，又想要企業自主權，但是自主錢國家財政不可能。后來商量能不能實行利潤分層制，預算的錢不能給，只能賺利潤以后，分一定的利潤給企業。但是，由于財政的任務很重，100%的交給國家的財政，分多了不行，所以分了1%-3%，上到10%很少。

　　開始的時候企業很高興，分到錢以后，恢復了職工獎金制度，用這個錢發獎金，同時還可以搞一點廠長基金。但是錢非常少，分了兩年，企業不過癮，覺得太少了，別說搞技術改造，連個廁所都修不了，要求改革這個制度。沒有辦法還是按照利潤分層，如果按照利潤分層的話，又要調動國家的財政，所以改了“基數分層”，有的時候分了20%、40%，比例又大了一些。

　　開始企業又高興。在1982年的時候又不行了，企業紛紛提出意見：“基數分層”交的多的是原來效益好的，增加利潤潛力很小，原來技術低的都是節約不太好的，往往錢就很多。搞得原來效益好的，分的比原來的差的要少。又搞不下去了。

　　搞不下去的怎么辦？我們又搞調查，調查世界國家究竟怎么做？調查的結果發現除了蘇聯這個國家以外，其他的國家一律都沒有這種利潤的關系，都是交稅。這個是國家規定的所得的稅務法，你利多多交，利少少交。1982年我們國家開始實行這個稅務制度，當時我們叫“利改稅”或者叫“以利代稅”。當時財政任務很重，如果稅務低了財政受不了，最后搞了一個“五四制度”，當時“五”留給國家，“四”留給企業，也有問題。后來我們叫“稅利并存”的制度。

　　這種制度搞了4年，又搞不下去了。到1986年底的時候，企業完成不了這個稅收任務，有的地方不接受，有的地方逼出一個辦法，實行全面承包責任制。原來天津是一個承包責任制試點，而且認為這個東西非常好。結果承包搞了四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當時我就非常反對承包，為什么呢？城市和農村不一樣，所有制不一樣，農村包了沒有人兜底，城市人包了有人兜底，最后包了四年，不僅沒有把企業效益包上去，反而把企業包成沒有利潤。

　　沒有利潤的話怎么辦？在1991年的時候，又包流轉稅，就是產品增值稅等等包進去，這三批流轉稅在80%以上。利潤稅大概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幾，利潤稅就少一點了，國家根本沒法兒活，最后中央趕快發文件制止禁止包流轉稅。

　　在1991年下半年中央專門開了一次經濟會，總結國民經濟的改革經驗，這次改革又前進一步，就是把國有企業問題不是作為分利的問題，而是國有企業經濟機制不合理的問題，明確規定在1991年到1992年制成一個統一的轉換機制的文件，1992年開始實行，后來轉變成一個“經濟第四條”的文件。但是后來還是不成功，為什么不成功呢？中央轉機制是把機制推向市場，而我們搞的那個機制分利不能成功，政府和企業還是父子關系，最后又不行，沒有辦法。

　　在1983年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又做出一個決定，國有企業的改革明確地提出來，看來國有企業的改革既不是讓利問題，也不是放權問題，關鍵是國有企業的制度不行，所以提出對國有企業必須進行制度創新、建立現代國有企業制度。而制度上怎么創呢？創出來一個“產權明晰、權責清楚、政企分開、管理科學”這么一套制度，這才開始接觸了產權這個問題，前面根本提都沒有提產權。所以，產權問題提出來不是某一個人提出來，我們這套改革的實踐必然要走到這兒。從后面可以看出，這個問題不解決，企業就沒法搞活。

　　當時很多人思想不同，不僅是下面的同志不同，上面的同志也有不同，最后就發生了一場大爭論。爭論什么呢？就是十四屆三中全會爭論的三個問題：一個是國有企業的改革，究竟應不應該進行制度創新，好多人認為制度創新這一提法都是錯誤的，國有企業就是國有企業，還創新什么？第二，制度創新是不是應該從產權改革開始？也就是先把產權搞清楚，否則就不行，產權改革一開始就要搞私有化，有的領導不同意；第三個，現代企業制度究竟是一個什么企業形式？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到了公司制、股份制，后來中央選了100個企業做了試點，我是試點副主任，最后搞下去還是沒有辦法，連方案都沒有制出來，因為思想沒法統一，所以根本沒用。

　　在產權改革不能搞的情況下，最后只能抓住“管理”，從80年代中期抓了好幾年的管理，年年加強管理，年年加不強，有什么原因呢？首先你必須產權明晰，權責才能清楚，權責清楚政企才能分開，政企分開管理才能做好。如果政企分不開的話，企業怎么科學管理？企業科學管理是宏觀決定的，所以如果前三句話不抓的話，只抓后面一句話就不可以。1984年的時候提出要建立現代企業國有制度改革的方向，很明確地提了出來，這是個方向，并且進一步提出用現代企業制度就是公司制。

　　這個時候企業已經很困苦了，大多數的企業拖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地步。又提出了“三年解困”，“三年解困”的時候國家花了花了2萬多個億，這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包括國家的注資、國際國內資本市場的融資、債轉股、中央儲備金、貼息貸款。2001年的春天，曾宣布說國有企業成功解困，利潤等指標都上去了。但到2001年7月份的時候，就又發現不行了，因為那些數字都是假的。

　　所以，在黨的十六大2003年的時候才提出來，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是產權的問題，還提出“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有力、扭轉順暢”的產權制度，實際上才真正地在理論上解決產權的問題，而且明確提出建立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非公有企業共同組建股份制企業，而且明確了公司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產權改革的形成就是這么一個過程。

　　現在有的人提出產權改革搞錯了，我認為不是這么回事。中國的改革最初誰也不想改革產權，連產權這兩個字都提不出來，總是想繞開產權搞，但是一直沒有辦法繞過去。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搞了分利，但是不能解決問題。最后走到這么一條不動產權不行的路上。但是實事求是講，產權改革不是要把產權全部改成私有制，這是不可能的，任何國家也不是全部私有制，總有一些國有企業。

　　產權改革實際上要解決主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產權明晰，究竟數量能夠清楚嗎？我們的產權是多少根本弄不清楚，我們企業統計的數字只有一個帳面的總資產、總負債，減下來以后有一個凈資產，但是非常不準確的。因為從歷史數據形成的，現實究竟是多少？根本不知道，這個里面究竟國家占多大的比例，企業占多大的比例，其他人占多大的比例，根本不清楚。

　　第二，由誰來對產權負責？由誰來對產權承擔這個責任？根本找不到這樣一個人，這是一個虛職。主管部門根本不對產權負責，好多企業搞跨了，誰也負責不來。

　　第三，產權還有一個流動問題，產權改革主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解決私有制的路子，不是這么回事。具體地說，中央文件講，產權改革實際上是兩種做法：第一，調整完善所有制，有一些企業現在效益不好，都退出來了，把產權變成非國有的，這個就是所有制的調整；一種是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要建立規范的公司制度的企業，實際上這個東西就不是產權轉讓了，就是重組，產權調整，怎么可以把產權變成一個企業，我認為這個是完全的正確。我們是不是政府就親眼看到它流失也不管他了嗎？不是這樣的，政府管得很嚴，在90年代我們當時提出來產權所有制結構調整的時候，當時國家規定多種所有制調整的形式，好多東西、好多地方一直沒有處理好，后來紛紛告狀，所以當時提出國有企業產權改制的問題。

　　政府非常重視這個事情，不是說不管它了。但是國有企業不改是絕對不行的，如果改的話，我們從幾十年的經驗來看，產權制度不改的話，國有企業絕對搞不好。所以我說這個產權國有資產流失應該重視，而且做這個工作是有好處的，前幾年有一個美國教授寫了一篇東西，《誰來養活中國》，這個問題是很驚人的東西。我們正確吸收經驗，糧食產量上去了，這個問題也就不存在了。當時領導不讓講，不許批判，有一定好的作用。當然我們怎么重視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具體的怎么防止流失是另外一回事。有可能還有更好的辦法，但國有企業究竟怎么搞？怎么搞好？我這么多年，沒有聽到更好的辦法，曾經有人講過，即使有好的辦法，也不一定能馬上推廣，因為馬上推廣有一定的風險。需要找兩個企業，放手讓它試點。但是也做不到，如果試點的話，職工還往往不干呢。現在我認為還應該提出好的意見，你認為什么辦法好提出來，我認為中央是會接受的，現在發改委也會參考這個方面的意見。

　　我剛才講的這個過程，不是走一條路走到底的，我們發現什么問題？就是中國在不斷地總結經驗，不斷地調整，調整到這一步，這一步有可能對，也可能不對。如果不對，可以提出你的創新的意見，我就這么一點看法，我簡單的講一下，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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