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經濟學家里的本·拉登？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容許異見，哪怕這種爭論會犧牲一定的效率和財富

　　文/趙敏

　　在Google里輸入關鍵詞“郎咸平”，共得到207000條結果；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數字還在不斷更新中。單從這一點，用“炙手可熱”來形容郎教授目前的地位狀況一點也不 為過。

　　有人稱郎咸平為“郎監管”，說他代表了眾多小股民的利益；有人說郎咸平是經濟學家里的本.拉登，給經濟界造成一片恐怖之聲；還有人說郎咸平是財經界的謝霆鋒，臧否人物、桀驁不馴。

　　事件最初的雙方無非是郎咸平以及他發難的幾大國企的管理者，從他們各自的身份來看，論爭開始呈現為學者和企業家兩個陣營。

　　之所以被稱為“郎監管”，是在于郎咸平指出，在“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中，國家的資產流進了少數管理者的腰包，不僅損害了國家的利益，更侵犯了眾多小股民的利益。“保姆”一說更是形象地道出了郎的這種觀點。也就是說，郎咸平成了眾多相比較而言處于弱勢地位的平民的代言人。

　　我們目前的社會，社會丑惡增長，貧富分化嚴重，使社會怨恨情緒增加。馬克斯.舍勒曾經說，怨恨“肇始于不公正處境引來的傷害，因無力反擊而只得忍耐，使其不得發泄產生一種自我毒害的心態”，不會隨某一具體的對象的消失而消失，相反卻在傳播和累積中被一再放大。這可能已經不再被看做經濟學的范疇，但我們正處于這樣一個“人人都有‘權利’與別人相比，而事實上又不能相比”的時代，這種怨恨來自于自己的財產權。當管理者們在以“產權不明”的名義下，獲得企業大多數股份、財富也在日積月累的積聚時，這種階層的分化更在加劇，這種怨恨更在彌散。

　　于是，社會發展的要求，需要有這樣一批人，站在兩者之間，平衡之間的利益沖突，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當弱勢群體明顯受到歧視時，為他們代言，捍衛他們的權利。當精英群體濫用自己的特權時，適時的予以批評指正。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說得好：“市場經濟是公正的經濟”、“效率源于競爭，競爭要有規則，規則必須公正。是故，公正乃是超越‘公平與效率’之爭的更為基本的價值”。在產權改革中，他提出“從掌勺者私分大鍋飯到掌勺者私占大飯鍋”的問題，在產權改革愈炒愈熱的當時，公正問題首先就表現為“進入市場經濟時的產權(及其他相關權利)初始配置”的公正性問題。而當時不少經濟學家尊奉以剝奪大眾交易(談判)權利來“減少交易成本”的所謂科斯定理。據說根據這個定理，“初始權利”屬誰無關緊要，只要交易成本為零，效率就可以最大化。而要使“交易成本”降低乃至趨零，就要禁止公眾參與討價還價。

　　當起點就存在對弱者的嚴重不平等、不公正時，那么，效率帶來的只能是少數所謂“精英”的利益，而損害和侵犯的則是大眾的權利和利益。

　　從組織管理的角度看，現代社會有三大支柱：一個支柱是政府官員。負責管理政務，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保護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第二個是知識分子和非政府組織的組織和管理者。他們不但擔負著科學文化的傳授、研究、更新等重任，還要批評和監督政府，維護自身的權益，發展社會的自治事業。第三，企業家，是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組織者。三者缺一不可。

　　中國需要企業家這樣的“財富英雄”，在個人財富增長的同時，帶動員工和社會財富共同成長。但是，一個健康的社會更應該容許爭議，容許持不同意見者，哪怕這種攻擊里有誹謗、有惡意，哪怕這種爭論會犧牲一定的效率和財富。因為，從某種程度上，社會整體的文明與進步，比物質財富的積累更重要。

　　郎咸平教授

　　1986年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財務學博士學位，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和長江商學院教授。主要致力于公司監管、項目融資、直接投資、企業重組、兼并與收購、破產等方面的研究。

　　“旋風”生成時間表：

　　仰融案、德隆案開始引起學界注意，旋風積蓄。

　　8月9日，在上海復旦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郎咸平首先“炮轟”海爾MBO，接著又將矛頭指向格林柯爾、TCL，在引人矚目的國有企業改制問題上發難。經東方早報、香港商報和新浪轉載后，旋風頓起。

　　8月13日，郎接到顧雛軍的律師信，反成推波助瀾之勢，旋風狂卷。

　　海爾、格林柯爾、TCL展開針鋒相對的回應。更有甚者，格林柯爾的顧雛軍宣稱將采取包括訴諸法律的一切手段予以論爭。

　　8月21日，內地經濟界學人因媒體稱“經濟界學者集體失語”，被迫加入論爭，支持與反對之聲此起彼伏。

　　8月28日，“資產流失與國有經濟發展研討會”在京召開，由于諸多反對派缺席，被一些媒體稱為一次“挺郎會”。

　　下一步，郎將目標鎖定為北大方正、清華紫光、復興集團、三九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