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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孫彥德
進入9月，一場大辯論正在如火如荼。這場論戰的挑起者是郎咸平，近年來最活躍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激烈地批評了一些大企業。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默后，以張維迎為代表的另一方開始反擊了。張維迎同樣是最活躍的經濟學者，他在企業家階層內具有非同尋常的感召力。
辯論的話題涉及產權變革、國有資產流失、企業家的生存環境(部分有人身攻擊之嫌)。這些話題并非每個人都了解，通過經濟學家們的辯論，普通人得以一窺個中奧妙，當然也可能越聽越糊涂。他們的意見不但通過媒體影響到公眾，最后也可能影響到政府的決策。
中國的改革從經濟開始。在“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口號下，經濟學成為顯學，那些原本蟄伏書齋的經濟學家一躍成為呼聲最響的公共知識分子。遍尋當下的中國知識界，活躍的知識分子中經濟學家占據了大多數。
同時，隨著中國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國際關系專家、軍事專家，他們的理論全都派上了用場。他們不甘落后，他們頻頻發言，對“經濟學帝國主義”發起沖擊。
這些經常發言的學者們深受媒體歡迎，他們撰寫文章、接受訪談、表達觀點。他們從不說自己是“領袖”，卻時刻都在利用自身的地位、學識和影響力發表著“意見”；他們的觸角幾乎延伸至所有公共知識領域。他們與媒體的結合恰似干柴烈火，燒出的熊熊火焰點燃了公共思想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著中國前行的腳步。
有人稱他們為“大家”，有人贊譽他們為“智囊”，還有人創造出“知道分子”的新名詞標新立異，而我們更傾向于稱他們為“意見領袖”。
當拉扎斯菲爾德以1940年美國總統大選為案例第一次提出這個傳播學范疇的概念時，“意見領袖”就被賦予了一系列原則：習性、地位、教育、信用、個性和創新。當我們將這些標準投射到21世紀的中國，試圖尋找公共知識界的“意見領袖”時，才恍然發覺，其實我們一直生活在“意見領袖”的包圍之中，時刻受著他們的影響。
中國在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初期，中國經濟學界誕生了“厲(以寧)股份”、“吳(敬璉)市場”，這樣的稱謂將“意見領袖”們在促進改革方面的作用表達得淋漓盡致。
經濟的發展需要社會進步同時跟進。轟動一時的孫志剛事件，引起了一批有良知學者的關注，其中12位法學精英分別上書中央權力機構，提出公布案件證據、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調查等動議。公眾輿論的努力和“意見領袖”的進言，促成了一部實行了21年的國家法規的廢止。
“意見領袖”們幾乎都受過高等教育，有些人還在西方喝過洋墨水。他們以傳播(或販賣)觀點和思想謀生，他們在時間的流逝中小心翼翼地修正自己的觀點，卻在面對公眾或同僚的批評時奮起反擊。
他們喜歡獨樹一幟，甚至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味道；他們對“跨行業、多學科”情有獨鐘，只有不想說的沒有不知道的；他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但水平也難免參差不齊，給別人提供批評的口實。
熱衷于發表見解，就注定無法逃脫被同行或公眾冷嘲熱諷的宿命。而面對批評和質疑，“意見領袖”們往往表現出超強的抗打擊能力，或反唇相譏，或我行我素。他們的存在，除了發表意見觀點外，更為思想學術向公共空間拓展提供了現實的可能。網絡的出現又如火上澆油，在使爭論的范圍擴大的同時，也更加提升了“意見領袖”們的知名度。
信用的缺失，是不少“意見領袖”們的軟肋。面對名利的誘惑，有人甘心淪為資本的幫兇或吹鼓手，獨立和個性的準則被棄如敝屣，有些人甚至通過影響政府決策以實現一己之私。
對中國社會來說，可能在“意見領袖”們高分貝的言說聲中取得進步，也可能在某個細節上被誤導入歧途；對“領袖”們自己而言，廣受關注的同時也許會贏得更多的尊重，但也可能在追名逐利的過程中摔下馬來。
我們此番對“意見領袖”的梳理，在地域上限于中國大陸—正處在的風口浪尖上的郎咸平是個例外，所以在我們的名單上沒有出現張五常、李敖等大師級的“意見領袖”，更沒有出現克魯格曼和蒙代爾們的身影。
身處內地，對中國的問題感觸必定更直接。無論對錯，這些“領袖”們的聲音都值得我們悉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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