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業良認為，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非經濟問題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蘇可(特約采訪人)

　　過去不少知識分子爭當作家、詩人、哲學家，現在的知識青年可能比較向往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或管理學家。因為在現有的社會人文學科中間，經濟學的邏輯性比較強，具有較強的科學理性與客觀性，分析、推理的科學特征較為明顯，因此更加具有解釋力和說服力。如果用經濟學的工具和分析方法去分析非經濟問題，往往也能取得良好的分析效果，因此它在經濟學以外的領域也很受歡迎。

　　記者：夏先生，您好，最近看到您的新作《經濟學能做什么》，感覺這個書名非常有趣，怎么想到取這個書名？

　　夏業良(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其實這個書名是鄭州大學出版社的策劃編輯與我商量之后定的，取自書中《科技時報》記者對我的一次訪談錄的標題，因為中信出版社在2003年6月為我出版了一本名為《經濟學不能承受之重》的文集，當年10月我在北京圖書大廈的一次簽名售書演講中，曾經用過“經濟學能做什么？”作為當時的演講主題。而我交給鄭州大學出版社的書稿名稱最初是《尋求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出版社當然要從市場的角度考慮如何能夠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從經濟學知識的普及意義上說，也需要用一些較為典型的事例，通過經濟學的視角簡要分析和幫助那些對經濟學較為陌生的讀者，使他們感性而直觀地了解經濟學的基本內涵。

　　記者：經濟學是一門致用之學，經濟學的分析目前似乎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經濟學家在中國的社會生活和大眾媒體中也非常活躍，你怎么看待這問題？

　　夏業良：首先，經濟學在中國取得這樣的地位和關注經歷了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很少聽說過什么“經濟學家”，只知道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等，當時中國大學里講授的經濟學課程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且以蘇聯版本為標準教科書。對于經濟學(當時被稱為“西方經濟學”)基本定理、知識、方法和工具的講授受到很多限制和壓抑，所以盡管當時有一批在國外著名大學經濟系獲得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學者(比如馬寅初、陳岱孫、羅志如等前輩)回國任教，也沒有能夠形成一種寬松自由的教學與研究氛圍。

　　記者：改革開放后，情況有所改變了。

　　夏業良：對，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對西方經濟理論的引進和推廣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與教學領域中的主流趨勢，“西方經濟學”的名稱也逐漸回歸為“經濟學”或者“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經濟學成為社會科學中最為熱門的學科，甚至被人們稱為“顯學”，與過去(“文革”前和改革開放初期)不少知識分子爭當作家、詩人、哲學家一樣，現在的知識青年可能比較向往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或管理學家。一方面是經濟學家在當今中國社會的需求程度較大，在官方和民間的社會地位都比較高(有些經濟學家還逐步成為政府中的高級官員或智囊人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現有的社會人文學科中間，經濟學的邏輯性比較強，具有較強的科學理性與客觀性，分析、推理的科學特征較為明顯，因此更加具有解釋力和說服力。如果用經濟學的工具和分析方法去分析非經濟問題，往往也能取得良好的分析效果，因此它在經濟學以外的領域也很受歡迎。此外，由于中國目前正處于一個制度演進或變革時期，許多非經濟學領域受到學科環境的制約，不能充分發揮其學科內在的分析功能(比如說政治科學、法學、社會學等)，因此需要暫時借用經濟學的術語、工具和方法來進行局部的突破和創新。

　　記者：但也有不少人指責或批評這種“經濟學帝國主義”和“話語霸權”現象。

　　夏業良：確實，有些人經常攻擊經濟學家不自量力，老是侵占別人的地盤。而事實上，并不是經濟學家自己一廂情愿地就能夠獲得這樣的“話語霸權”，如果他們占據了這樣的優勢，也只能說明社會對他們有更多的需求，甚至在他們的專業領域之外也產生了對經濟學家的需求。實際上在這些非經濟的領域中，經濟學家更多的是以內在邏輯和科學理性說服別人，或者是從制度經濟學或公共政策的層面發表意見。如果有一天，經濟學家不再能夠在政治科學、法學和社會學、人類學等其他領域喧賓奪主地發表見解，就說明社會制度環境已經得到明顯的改進，這些學科領域已經能夠更加自由和充分地進行學術爭論和探討了。到那時，經濟學家將更加專注于自己的領域，內部分工也會愈加細致和嚴密。但是跨學科性的研究并不會因此而消失，反而會得到更加廣泛的發展。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特色之一就是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往往超出了傳統認識的范圍。

　　記者：經濟學家究竟有沒有自己的私利？換句話說，經濟學家是否總是要為特定的利益集團說話？

　　夏業良：這是一個較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問題，應當說經濟學家作為一個具體的“社會人”，他當然具有“經濟人”所普遍具有的自利理性，必然要追求個人效用的最大化，但是他的工作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為他要在公眾面前說話，就必須取得公眾的信任，如果他總是為某一特定集團的利益說話，就會在公眾面前喪失一部分支持者；如果他在學術界說話，必然希望得到同行的認可和擁護，如果他缺乏科學理性，輕易放棄自己的原則和立場，任意發表違背專業精神和職業道德的言論，就會逐步喪失學術信用，從而被學術界所唾棄。

　　如果他選擇要為特定的利益集團服務，那么可能是他預期中的收益要大于他可能招致的聲譽敗壞和利益受到損害的成本。但是經濟學家往往是不自覺地在為某個或者某些利益集團說話，有時甚至不會得到任何直接的經濟回報。如果經濟學家考慮到自己的聲譽和長期利益，就會傾向于謹慎地發表言論，盡可能地避免作為某一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除非他不愛惜自己的聲譽或者不考慮自己的機會成本。從更加實際的層面上說，如果經濟學家堅守自己的職業道德和科學精神，審慎地提供專業化的服務，有可能面對的是更加廣泛的需求，甚至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共同需求，雖然需求的程度和范圍可能并不一致。當前中國社會所需要的經濟學家應當是具有強烈的公眾服務意識、實事求是地用事實和論據說話的科學工作者。他們所追求的應當是長期的聲譽和回報，而不該被短期利益和特定集團的誘惑和小恩小惠所收買。

　　《經濟學能做什么》，夏業良著，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版，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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