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理論與中國金融體制改革

　　——訪著名經濟學家、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

　　本刊記者 林鐵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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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也是中國金融改革的引路人。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前夕，我國金融界的老領導劉鴻儒同志，懷著對鄧小平同志無比崇敬和深切懷念之情來到中國金融出版社，接受了《中國金融》雜志的采訪。在1979～1995年間，劉鴻儒先后擔任過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記者：劉主席，謝謝您接受《中國金融》的專訪。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我國金融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作為金融部門的領導者、金融改革的探索者和實踐者，首先請您談談鄧小平金融思想對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大指導意義。

　　劉鴻儒：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的日子里，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我們無不感到鄧小平同志的遠見卓識、鄧小平理論的偉大力量。在過去多年的實際工作中，我體會最深刻的就是鄧小平同志親自關心、指導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我們說，鄧小平理論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這不僅是指鄧小平多次發表了關于金融改革的重要指示，在關鍵時刻肯定和支持了金融改革，而且更重要的是，鄧小平理論在整體上為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指導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程。作為經濟體制改革重要組成部分的金融體制改革，從改革之初，就是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他的經濟體制改革思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關于金融和市場經濟關系的論斷以及他最早提出的“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的思想等，為我們突破舊體制的障礙，克服舊觀念的束縛，推動我國銀行改革、建立中央銀行制度和發展金融市場奠定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指導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方向和進程。

　　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開始于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是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銀行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改革的要求，社會各界對發揮銀行作用、推動銀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早在1979年10月4日召開的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會議上，小平同志就明確指出：銀行應該抓經濟，現在僅僅是算賬，當會計，沒有真正起到銀行的作用。要把銀行當作發展經濟、革新技術的杠桿，“必須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根據這個指導思想開始了金融體制改革。

　　后來我們認識到，為什么小平同志對銀行改革這么重視，這么早就提出改革要求呢？我理解他很早就設計了經濟改革的藍圖，決心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早在1979年11月26日他就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1992年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此后，在“十四大”文件中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市場經濟是貨幣經濟、信用經濟。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揮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就要承認和運用價格、稅收、信貸等各種經濟杠桿的作用，就要運用價值規律，充分發揮銀行的作用。如果不改革銀行，銀行還是會計、簿記和貨幣發行公司，市場經濟的建立就無從談起。對金融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小平同志講過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他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對金融的作用和地位最精辟、最透徹的概括。

　　我國金融改革開放的實踐充分證明，市場經濟是金融改革的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是金融體制改革的方向，金融改革的強大生命力就在于它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前進方向。由此可見，鄧小平理論對金融體制改革、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新金融體制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歷史的指導意義。

　　記者：請您談談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我國銀行改革的歷程。

　　劉鴻儒：我國的社會主義金融事業在建國后的3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經歷了艱難的歷程。“文化大革命”期間，銀行工作的基本制度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銀行系統和財政系統的機構合二為一，人們思想也出現了很大混亂，對銀行的職能、作用認識不清。1977年12月，國務院召開全國銀行工作會議，決定銀行恢復獨立的組織系統，整頓銀行秩序和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強調發揮銀行的作用。當時我在人民銀行辦公廳工作，這次會議，我參加起草文件，文件的主要內容就是宣布財政銀行分家，恢復銀行的獨立體制。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銀行起不了多大作用，它只是一個會計、出納、金庫。改革初期對于銀行如何改并不很清楚。正在此時，傳達了小平同志關于“必須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的講話。當時關于這段講話還沒有文件。我們在機要室查中央工作會議簡報，從簡報上看到了小平同志那段話的內容。“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這句話，成為銀行改革的基本思路。許多多年從事銀行工作的人對這句話的內涵非常敏感，特別激動，感到這句話抓住了要害。所謂真正的銀行就是指要結合中國的實際，建立現代的科學的銀行制度和體系，發揮銀行的特殊作用，為四個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資金動力。

　　從1979年開始，人民銀行研究的就不僅僅是制度恢復問題，而是如何搞好銀行改革問題。當時只是提出了問題，但如何改、向什么方向改卻沒有找到答案。“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如驚天巨雷，振聾發聵，從此，為銀行改革指明了方向。

　　建立真正的銀行，第一步是注重存款和擴大貸款業務范圍。計劃經濟時期銀行不注重存款，國家規定所有企業單位除了核定的庫存現金以外，全部資金都要存到銀行，財政系統的錢也要存到銀行，當時居民的儲蓄很少，所以銀行的角色只能是企業和財政的會計、出納，其作用是“守計劃、把口子”。當農村開始實行以家庭為主體的承包制，城市對企業放權讓利后，促進了經濟發展，分散在社會上的資金越來越多，人民群眾手中的余錢也逐步多了起來，通過銀行集中閑散資金搞建設，發揮銀行作用就成了一個緊迫的問題。銀行開始重視存款，聚集的資金量越來越多，作用也顯現出來，但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卻逐步下降，所以當時就出現了是“大財政、小銀行”，還是“大銀行、小財政”的爭論。

　　銀行的貸款范圍擴大的意義就更大了。過去，銀行只能辦理企業臨時性的、超過定額的流動資金貸款，技術改造、設備更新貸款不能貸，更不要說固定資產投資貸款了。當時由財政部門負責對企業撥款，但只能有多少錢，撥多少錢，財政收入比重下降，各方面用錢的要求又多，靠財政搞建設的路已經走不通了。銀行改革打破了只發放流動資金貸款的限制，開始發放技術改造貸款，不久又突破了固定資產投資貸款禁區，后來又進一步擴大到凡是能還本付息的經濟活動都可以貸款。突破流動資金貸款范圍，這在當時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引起了社會上關于銀行作用的大討論。發放設備貸款后，一些中小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比如日用消費品行業發展很快，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商品短缺的問題。1984年后，企業流動資金全部改由銀行貸款，取消了財政撥款。

　　第二步是要建立銀行體系、實現金融機構多元化。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同志首先強調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要解決10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所以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與這個要求相適應，1979年3月再一次恢復建立中國農業銀行。恢復農行是中央加強農業發展的決策，從此拉開了改革“大一統”銀行體制的序幕。當時主管農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同志擔心重蹈過去農業銀行“三起三落”的覆轍，來個“四起四落”。農行恢復后的實踐證明，農村改革了，商品化程度高了，市場發展了，農行不但沒有“落”下去，反而“起”得快，迅速壯大。接著中國銀行從人民銀行獨立出來，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從財政部門中獨立出來，恢復成立了中國人民保險公司。

　　各家銀行分設后，地方政府也想搞銀行，當時考慮到銀行過度分散，風險較大，而且也沒有管理經驗，沒敢開這個口子。于是開始考慮建立信托投資公司，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是批準成立的全國第一家信托投資公司，隨后，各地也紛紛成立信托投資公司。河南、湖北等地還出現了城市信用社，專門為街道小企業融資服務。我們進行考察后發現，這些小銀行為小企業服務非常方便，有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人民銀行對此持支持態度。如果城市信用社堅持按照最初的定位走下去，真正為中小企業服務，現在就不用討論為中小企業辦金融機構的問題了。

　　還有就是銀行經營體制問題。雖然分設了多家銀行，但還沒有解決建立“真正的銀行”問題。國有銀行是官方機構，具有壟斷性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因此，1986年，在全國四個城市(沈陽、大連、常州和重慶)后來擴展到十個城市，進行了以城市為中心的銀行經營管理體制改革的試點，探索在小范圍內如何把銀行搞活，試點結果是不成功的。原因是各家總行的要求與各地的做法有矛盾，難以協調，各家總行在經營上又受財政的制約，權力難以分解下放。所以后來決定采取“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通過組織籌建股份制商業銀行做試驗，先成立了交通銀行，后成立了招商銀行等10多家股份制銀行。走股份制道路，進行“真正銀行”的改革探索，現在看來路子是對的，中央已經決定國有商業銀行也要走這條路，引入真正科學的商業銀行管理體制。

　　第三步，就是建立中央銀行制度。需不需要建立中國的中央銀行制度，當時關于這方面的爭論很多。各家商業銀行分設后，人民銀行仍具有雙重職能，一方面要辦理城市工商信貸業務，另一方面又是金融管理機關。通過深入討論，認識逐步統一，1983年中央作出決定，人民銀行單獨行使中央銀行職能，成立中國工商銀行，負責城市工商信貸業務。中央銀行的名稱如何定，也是有一番考慮的，當時曾經設想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銀行，人民銀行的名稱留給分設出來的專業銀行。后來人民銀行黨組討論認為，一是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流通多年，改印票子有困難；二是人民銀行1948年成立，幾十年來是惟一的國家銀行，人人皆知，突然變成專業銀行，不易被人們理解和接受。所以最后決定分設出中國工商銀行，承擔城市工商信貸業務，1984年1月1日中國工商銀行正式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就專司中央銀行職能了。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對于我國金融改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事實證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央銀行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現在它的作用已經越來越明顯地發揮出來。

　　今年是人民銀行單獨行使中央銀行職能20周年，20年來，人民銀行為我國金融改革開放、發展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人民銀行自身的體制問題也經歷了一個長期爭論、不斷變化的過程。實際上，人民銀行的管理體制與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緊密相關。剛開始行使中央銀行職能時，縣一級沒有設機構，后來因金庫、國庫還需要人民銀行加強管理，基層金融秩序一度混亂，需要人民銀行協調監管，所以后來大部分縣又設立了人民銀行的機構。又比如按區域設人民銀行分行問題很早就開始研究，但沒有做到，仍按省設立分行。當時沒有推行大區行的原因是因為地方政府管經濟、管企業，在當時的情況下，離開行政推動，經濟很難快速發展，現在這一問題也沒有解決。地方政府管經濟的結果是很難形成區域性的經濟金融中心。1998年人民銀行又進行了體制改革，撤銷省分行，成立了九大分行，現在爭論仍然很大，問題的實質還在于經濟管理體制上。

　　第四步，是金融市場建設問題。因為金融市場敏感性強、風險也大，沒有經驗可循，所以拖到最后才搞，現在看這個戰略部署還是對的，在整個經濟還沒有完全進入市場經濟之前，形成獨立有效的金融市場很難。發展金融市場是在1986年以后，先建立了貨幣市場，主要是同業拆借市場，然后建立了證券交易市場和外匯市場，當時主要是外匯額度交易。1988年后批準設立了第二家和第三家保險公司，擴大了保險市場，初步形成了金融市場競爭的局面。

　　金融改革是在不斷爭論中前進的，金融體制是在不斷探索中成長起來的。在改革實踐中逐步統一認識，在探索發展中逐步深化改革，這是一條很重要的經驗。小平同志有個重要觀點，他主張不要去爭論，先實踐，該做的去做，而不是先爭論再去做。在實踐中逐步提高認識，這樣改革就能順利推進。

　　記者：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其間經歷了很多的爭論和探索。請您談談鄧小平理論在資本市場建設中的關鍵作用。

　　劉鴻儒：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是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結果，在社會主義國家要不要發展，如何發展，是非常敏感的問題，涉及的理論禁區比較多，實際操作也比較復雜。國際上非常關注中國發不發展股票市場，在他們看來，股票市場是市場經濟的標志。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在我國曾一度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東西，這是我國金融改革很難突破的禁區。1984年，國務院決定由我任組長組織金融改革小組，我們經過調研制定了金融改革方案，主要是銀行體系和金融機構的改革，把資本市場放在銀行改革之后來推動。但在實踐中，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股份制企業和股票買賣自發地出現了。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出現了少數小的股份公司和開始發行股票，1986年各地陸續發行了一些債券和股票，但很不規范，當時出現了兩個二級市場，一個是沈陽信托投資公司，有兩個窗口，買賣股票債券；另外，上海工商銀行信托投資公司靜安區辦事處也搞了一個柜臺交易。這兩個二級市場的出現突破了理論禁區，意義重大。

　　鄧小平一直關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鼓勵我們學習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探索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之路。1986年，人民銀行和美國證券界人士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討論我國證券市場、金融市場的發展問題。小平同志親切接見了會議代表。出席會議的美國代表有美國紐約證交所主席約翰·凡爾林。在會上凡爾林要我國的股票。當時我國還沒有正規的股票市場，只是各地自發地發行了一些股票。開始找的是天橋商場股票，拿過來發現它不像股票，既有分紅又有利息；于是我就和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聯系，讓他們找出了一張標準的股票——飛樂音響，贈送給了凡爾林。后來這張股票作為中國第一只股票在美國紐約證交所展出。在鄧小平接見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時，人民銀行領導同志向他匯報了金融市場、金融改革等問題，他聽后對金融市場的建立及金融體制改革表示了肯定。

　　在我國，股票的出現可以說是企業自發的經濟行為，當時在深圳等許多地方企業到處推銷股票，政府也動員大家買股票，群眾并不積極。1990年深圳等地出現了股票熱，有人一夜間發了大財，各地自發的股票市場秩序混亂，引起了各方面的議論。我受國務院委托去調查了三次，并做了匯報。當時的反對呼聲比較大，有人認為是搞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1990年11月，深圳和珠海經濟特區設立十周年之際，江澤民同志前往深圳、珠海兩地參加慶祝活動。他在深圳專門對股票市場作了調查，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在珠海慶典主席臺上，江澤民同志找到我并通知我在返京路上談談股票市場的問題。在從廣州到北京的飛機上談了兩個半小時，我如實地匯報了情況和看法，建議不要取消深圳、上海的試驗。臨下飛機時，江澤民同志表示，兩個試驗點不取消，但暫不擴大，要加強管理，總結經驗。

　　1992年春，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特別指出：“證券、股票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二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這次重要講話決定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命運。當時很多人都在問社會主義發展資本市場的理論根據，其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是有論述的，馬克思1858年4月3日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話，說股份資本是導向共產主義的“最完善的形式”。這是最有說服力的根據。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表后，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引用了這句話。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中國的股份制和股票市場的改革試驗得到了迅猛發展，為國有企業改革，為國家建設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我認為，鄧小平理論的偉大之處不在于每件事怎么做都指出來，而在于他的理論、他的改革思想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引導出一條路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形成后，方向有了，怎么去做就相對容易了。他不是告訴你具體改革該怎么做，但能告訴你方向在哪里，路應當怎么走。比如小平同志提出要“對外開放”，這幾個字其實也指出了經濟金融要國際化的問題。實踐證明，鄧小平理論從整體上、從不同方面指導了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