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時候我們想進行變革，但一些相關組織卻在盡量阻止變革，因為變革會危及到他們的生存。所以，非常關鍵的問題是，怎樣盡力保持一個高效運行的機制，也就是說，能夠不斷地激勵人們采取新的方式做事情，而且要接受新的變化。對過去的依賴限制了我們的創新，怎么能夠突破這種限制？這需要我們進一步認真研究
-本報記者 單羽青
“卡爾.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發展動態過程的著名論斷至今仍被引用來討論資本主義發展潛力的問題。但是，資本主義傳播的一個半世紀以來，獲得的成果喜憂參半。在某些地方，馬克思也會驚嘆于資本主義帶來的經濟增長。而在非洲的次撒哈拉地區，人均產量則持續下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資本主義帶來的結果也不盡相同，拉丁美洲的增長‘走走停停’，而亞洲部分地區，尤其是在社會主義中國，經濟擴張則波瀾壯闊。我們怎樣解釋這種匪夷所思的結果呢？”
上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教授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演講，在題為“資本主義與經濟增長”中，諾斯探尋了給西方國家帶來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歷史條件，并解釋了資本主義無法給其他地區帶來這樣的結果；闡述了制度和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剖析必要的經濟制度；并談及帶來“自由市場中創新機制”的特定條件。
這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諾獎得主系列演講”的第五場。道格拉斯.諾斯執教于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由于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獲得1993年諾貝爾經濟獎。
諾斯說，十世紀后西方世界的崛起讓我們看到一個本來相對落后的地區一千年間一舉上升為統治世界的霸主。但事實并不僅僅如此。這種現象只是一種更本質的轉變的一部分——制度變遷的焦點已經從解決自然環境的不確定性轉化為解決日益復雜化的社會環境的不確定性。科學知識的增長使我們戰勝了自然環境，但同時也造就了更為復雜的社會環境，這一變化的前提條件是相互依賴的，具有廣泛的外部性和非個人化交易特征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人們將知識應用于解決資源稀缺的問題，西方世界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更大限度促進這種活動的組織結構，雖然這種結構并不完美。亞當.斯密認為創造國民財富要依賴于專業化、勞動分工和市場規模，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這只是對復雜的社會的初步理解。從個人交易到非個人交易的轉化需要一種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一種與百萬年來作為狩獵人和搜集者的人類形成的特有傾向相反的社會結構。
“在非個人交易的政治和經濟特定框架內，構造出鼓勵生產活動，并抑制反社會的行為的激勵機制是重要的條件。現代社會，國家間貧富差距日益拉大，這是因為在擁有個體交易傳統的國家中無法發展出上述必要條件。這些國家中，大部分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們根本不具有伴隨著興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市場’。相反，他們無法重組其政治和經濟結構，也無法受益于制度帶來的生產潛力釋放。”
諾斯認為，改善經濟績效的關鍵是構建能鼓勵生產活動的人們間的互動。制度是社會的激勵機制，理解“它們如何運作”和為什么它們“存在缺陷”是很必要的。制度由正式的規則、非正式的約束和它們強制力的特性所組成，它們共同決定游戲進行的方式。要理解政治／經濟系統的運行方式，需要分析多種因素，其中也包括執行的不完全性。正式的經濟制度是由社會組織制定的，所以首先應該模擬社會組織的偏好，了解社會組織悖論。如果一個組織強大到足以保證游戲規則得以實施，它也就有足夠的力量，可以不惜以整個社會的福利為代價來實現它自己的目標。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建立強大但“受到約束”的社會組織。在經濟體中，是競爭使個體生產者的優化行為有益于社會。但是什么樣的競爭才能起到這種作用呢？這種競爭必須使參與者以價格和質量為手段，而不是通過殺害競爭對手或其他對社會不利的行為來競爭。行為規范會約束參與者，但它們從哪里來？它們的作用有多強呢？后一個疑問涉及到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信仰、規范和制度究竟是從哪里來的。經濟學是關于選擇的理論，在新古典理論中激勵機制是依賴于特定的信仰體系的。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迥異的信仰體系產生了不同的激勵機制，也導致了面對同樣不確定性時不同的選擇。
諾斯指出，一些經濟制度可以提供鼓勵持續創新的激勵機制，包括使參與者能夠在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上展開競爭的機制，所以對于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重要的制度必須能夠建起可以制定并支持這些經濟制度的社會組織。能提供激勵機制的信仰體系也是必要的。而且在技術變遷、信息成本和相對價格也不斷變化時，政治和經濟上的創新者必須調整制度，使其在面對上述變動的時候也能夠提供適當的激勵。另一個困境是我們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與從前大不相同，并且復雜得多，所以在發展著的社會環境中也就不存在可以激發我們理論靈感的歷史先例。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相對成功顯示了靈活的制度結構的必要性，也就是說在存在普遍的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哈耶克大力倡導的試錯制度結構經濟體存在的前提。各種適應性強的有效制度是長期演化的結果，并且依賴于有力的非正式制度。當經濟和政治活動的參與者面對廣泛的尋租激勵，可能使社會陷入停滯和無效率時，一些非正式制度能夠約束他們的行為，而不是像奧爾森認為的那樣——只有定期的革命才能避免這種結果。
諾斯強調說，“當過去積累的經驗和信念不能指導我們對未來做出正確的決策時，我們就可能犯錯誤。原因有兩條：一、習慣于已有的信仰體系；二、當信仰沖突已經興起時，主流組織的領導者又會認為變革會危及到他們的地位。他們控制著決策權，也就可以阻礙變革的發生。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之一是我們沒有正確的理解身邊發生的事情，二是很難對制度做出必要的變革。”
演講結束后，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提了一個被諾斯稱為“很好的問題”——“制度有時依賴于以往的歷史，我們如何借鑒過去好的經驗，但又能突破對過去的依賴？”
對此，諾斯回答說，機制的依賴性有兩種，一種是時間帶來的依賴，如果不研究經濟史，就無法研究制度變遷，而且制度不斷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另一種是對以往思維方式的依賴，拒絕變革，拒絕接受新東西。“有時候我們想進行變革，但一些相關組織卻在盡量阻止變革，因為變革會危及到他們的生存。所以，非常關鍵的問題是，怎樣盡力保持一個高效運行的機制，也就是說，能夠不斷地激勵人們采取新的方式做事情，而且要接受新的變化。這一方面，現在還沒有現成的非常完善的理論。對過去的依賴，促進了現有機構和制度的形成，如果你想改變這種機構，這些組織就會盡量阻止你這樣做。對過去的依賴限制了我們的創新，怎么能夠突破這種限制？需要我們進一步認真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