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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趙曉
所謂“北京共識”，相對應的是“華盛頓共識”。那么，什么是“華盛頓共識”呢？
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余年的通貨膨脹暴漲、債務危機爆
發的經濟困難。1989年，曾擔任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執筆寫了《華盛頓共識》，系統地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銀行的支持。
在威廉姆森看來，由于這些思想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后來人們將這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 隨著全球化的暢行，“華盛頓共識”日益深入人心，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
“華盛頓共識”雖然成為全球主流的發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戰。主要的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是 “歐洲價值觀”，二是“后華盛頓共識”。“歐洲價值觀”基于歐洲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價值理念，在強調經濟增長的同時，倡導人權、環保、社會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來，歐洲福利社會型的資本主義在與美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競爭中處于劣勢，歐洲國家在政策導向上整體向“華盛頓共識”靠攏，因此“歐洲價值觀”對“華盛頓共識”的挑戰是軟弱乏力的。近年來，更加有力地對于“華盛頓共識”的挑戰是以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提出的“后華盛頓共識”。“后華盛頓共識”強調與發展相關的制度因素，認為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是社會的全面改造。因此，“后華盛頓共識”不僅關注增長，還關注貧困、收入分配、環境可持續性等問題，它還從信息不對稱出發，指出市場力量不能自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承認政府在促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后倡導的私有化、資本賬戶開放和經濟緊縮政策。
然而，無論是“歐洲價值觀”還是“后華盛頓共識”，他們對于“華盛頓共識”的挑戰還都遠遠不夠。比較起來，因為有持續的經濟增長作后盾，“北京共識”才最有可能對“華盛頓共識”形成新的強有力的挑戰。
“北京共識”從何而來呢？曾任《時代》周刊外國報導編輯，目前大部分時間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拉莫先生不久前發表了《北京共識》的論文，“北京共識”一詞由此不脛而走。在拉莫那里，對“北京共識”的定義是：堅決進行革新和試驗(如中國經濟特區)；積極維護國家邊境和利益(如臺灣問題)；以及不斷精心積累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4000億美元外匯儲備)。其目標是：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實現增長。
在拉莫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國家如何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對于“中國經驗”的概括未必準確，其“北京共識”也未必能夠得到人們共識，在今后的探討中存在著極大的被替換或補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創立的“北京共識”一詞卻有很大的可能存續下來，并被不斷地熱烈討論，日益成熟和完善，成為全球既不認同計劃經濟，又不接受“華盛頓共識”，而是試圖探索“第三條道路”的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一面思想旗幟。
(作者為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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