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黃锫堅 北京報道

　　一個人的離去，可能給社會帶來遮蔽和揭示的雙重效果。他們帶走許多無法解開的謎，同時也喚起人們對歷史的興趣，對未來的思考。

　　今天的年輕人，多半并不熟悉董輔礽這個名字，其學術貢獻更不為人所知。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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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去世在中國經濟學界引發的悼念和追思活動，卻是近年罕見的。

　　7月30日，董輔礽病逝于美國杜克大學醫療中心。8月12日晚，泰康大廈11層，100多名學生和親朋在此舉行悼念董輔礽先生燭光追思會，這天上午，中國社科院召開了董輔礽追悼會。過去兩周時間里，他的弟子自發組織了首都機場的接靈儀式，還將在本月下旬舉行一場學術研討會。不少經濟學家紛紛撰文，表達他們的懷念和悲痛。本報記者先后采訪了五位經濟學家，試圖描繪完整的董輔礽。

　　“人們后來總結改革歷程，認為存在兩條線：一是所有制改革，一是運行機制改革。運行機制指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所有制方面就是產權改革。文革結束后，我和劉國光討論了計劃和市場的問題。而董輔礽認為，不僅要研究計劃和市場的關系，而且要研究所有制改革。老董在所有制改革方面是領先的，1979年就開始提。而且這個問題在政治上更敏感。”趙人偉說。1985年到1988年，董輔礽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當時趙人偉是副所長。

　　所有制改革第一人

　　“關于所有制改革，他毫無爭議是中國第一人。”經濟學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對記者說，這位“雙軌制”理論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理論界曾經頗具影響力。

　　1978年9月，中國社科院召開哲學社會科學的規劃會，董輔礽在會上提出要改革國家所有制，實行政企分開，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實行政社分開。他隨后將這個報告寫成文章發表在《經濟研究》1979年第1期上。

　　這個報告和這篇文章掀起的波瀾非比尋常。董老的弟子都用“石破天驚”來形容。“對思想界，這就像黑暗中的一道閃電。很多人想都不敢想，他不僅提出來，而且有比較詳細的闡述。”田源對記者說。現為中國期貨業協會會長的他，1980年代曾任國務院價格改革研究小組副組長，后來成為董輔礽的博士生。

　　1980年代中期，董輔礽用八寶飯來比喻他關于所有制結構的觀點：社會主義經濟是多種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的混和經濟。董也承認，“發展多種所有制結構，不是我最早提出來的。但我一直贊成。”他的論述的不同之處在于，他不贊成從生產力落后性和多層次性來論證必須發展多種所有制結構，從而不贊成把建立和發展多種所有制結構看作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或者說，混和經濟的提出，不是由我國生產力的落后性和多層次性決定的，而是由于不同的所有制各有強點和弱點，建立和發展這種所有制結構的混合經濟可以強化各種所有制的強點，弱化它們各自的弱點。

　　值得記錄的是，1980年代中后期，董輔礽和唐宗焜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申請了國家所有制改革課題，后來又爭取到福特基金會的資助。這個課題組的最大貢獻是搜集了大量國有企業的數據，包括1200家國有企業樣本，每個企業的數量指標有321個，并有50多個問題的問卷，共340萬個數值。這個課題可以說是中國經濟學界最早以經驗數據搜集和案例調查為基礎進行的企業實證研究。

　　“中國經濟學界的最大問題，是不怎么在乎前人的理論創見。但董老師在所有制改革方面的創見，應該得到公正的評價。”華生說。

　　肯定溫州模式，守望民營經濟

　　董輔礽對溫州模式的肯定，也是被許多學者提及的重大貢獻。

　　改革開放后，江蘇南部的農村，比如無錫、蘇州、常州、南通，鄉鎮集體企業發展異常迅猛。蘇南鄉鎮工業產值1979-1986年平均每年增長34%，有人稱之為“蘇南模式”。而在浙江的溫州等地，農民的私有制非農企業也迅速發展，有人稱之為“溫州模式”。中國農村到底應該采取哪種模式，當時學者和領導層存在許多爭論。

　　1986年，董輔礽帶領社科院經濟所的一個調查小組到溫州、金華一帶調查當地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回來后，董先后寫出十多萬字的文章，在溫州、北京大學等地和單位作過多次報告，對爭論激烈的問題作了明確回答。“董老師對溫州模式進行了分析，充分肯定了私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華生說。

　　目前“蘇南模式”已經消失，小集體模式最后帶來許多后遺癥。蘇南的鄉鎮企業大部分已經明晰產權，走向了溫州模式。當年兩種模式的爭論已消于無形。

　　有人在悼念文章中認為，“董老是私營經濟的護航者。他利用各種機會為私營經濟在中國的發展推波助瀾，為私產入憲的到來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并寄予了極高的期望。”董輔礽曾說，“沒有私有財產就沒有私營經濟，沒有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就難以實現”。

　　他還呼吁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并于2002年在京舉辦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聯合論壇”上發表演講提出了與私營經濟相關的四大焦點問題�撝匦抡J識資本和財富、積極培育“中產階級”、私有財產保護、拓寬民間資本進入市場的領域�敿敖鉀Q路徑。

　　2004年的春天，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終于寫入憲法。

　　提攜后進 改革經濟所

　　董輔礽去世在經濟學家中引起如此巨大的反應，這與他努力提攜后輩是分不開的。

　　1985年6月董輔礽成為社科院經濟所的所長，上任之后，他首先改革了原來按計劃經濟模式設計的科室，并起用一大批年輕而有才華的經濟學者。1985年到1988年間擔任副所長的趙人偉回憶說，董輔礽在推動整個經濟所的改革方面，起了很多作用。除了政治經濟學室、經濟學思想室以外，他增設了發展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等研究室。“這些設置也是和改革潮流以及經濟學的發展趨勢相吻合的，是開拓性的工作。”

　　董輔礽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其中以華生、何家成為核心形成了一個研究集體，以此為核心還聚集了所外的一批富有才華的年輕經濟學家，如張少杰、邊勇壯、羅小朋等。這個研究集體不斷提出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在國內聲名鵲起。舉例而言，在價格改革方面，他們提出實行價格的雙軌制，作為由政府-計劃定價向市場定價的過渡，這個建議為政府采納……又如，在全國國有企業推行‘承包制’的熱浪中，他們提出了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

　　資產經營責任制是華生等人提出來的，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華生等人認為，應該設立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國家對國有資產的管理集中于資產管理部門，各級資產管理部門全權負責資產的完整、增值和收益，與管人相結合，只對資產的安全性和收益率負責。華生還受國務院領導委托，親赴若干改革試點城市，組織資產經營責任制的試點和實驗。這些建議和設想，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和后來的國企改革。

　　令人惋惜的是，1989年后，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董輔礽一手建立的相應研究室也被撤消。華生等經濟學者也紛紛離開研究所，有的下海經商，有的去國外留學。

　　博學家vs專門家

　　在許多人眼中，董輔礽對今日經濟學界的意義，不光是他的思想，也包括他的學術作風。

　　董輔礽在一篇文章中總結，“過去我專注于一個領域：社會再生產、國民收入和國民經濟平衡問題。‘文革’后，由于形勢需要以及我的工作崗位不容許我穩定于某個特殊領域，而要求拓寬我的研究領域，這使我違反了自己的主張，也更雜了，犯了自己不愿犯的毛病，不再長期專注于一個領域，好處是思路拓寬了。”

　　“對什么問題都發言，這是中國學者的最大問題。而董老師一直主張，做研究是要做專門家。他勸誡年輕學者專注一個領域，不要變成萬金油。”華生回憶。“一方面，他在學術上有創見，50多歲了才遇上改革開放，要有創見很不容易，只有少數人能夠做到；另一方面，他有清醒的頭腦，知道自己這一輩人的歷史作用和局限性。他在許多文章中和發言中說，我雖然涉獵這個領域，但了解不多，知識不多。這是非常難得的。當實踐證明他有錯誤、有局限時，他反復說，我那觀點又錯了。這是我在其他知名經濟學家身上很少看到的。”華生的欽佩之情溢于言表。

　　最近幾年，董輔礽最為媒體關注的無疑是他在股市大爭論中的發言。

　　“說實話，老一輩經濟學家對資本市場都不是很懂。他們的爭論并不到位，沒有說到資本市場的根本癥結。難得的是，董老師沒有冒充權威，他承認自己不專業。而且他的直覺特別好，他認為應該像呵護嬰兒一樣呵護證券市場，投資者是無辜的，要保證投資者的利益。”華生評價。在1990年代淡出理論界后，最近六年，華生一直專注中國資本市場，并最早提出股權分裂是中國股市的根本危機所在。

　　“中國資本市場的問題，現在看得很明白，問題出在政府那里，根本不是投資者這塊。制度設計上太偏向融資者，太偏向國有企業，而對投資者是歧視的。”華生說。

　　堅守學術

　　“1978年提出所有制改革，無疑要冒極大的風險。這屬于異端邪說，肯定會冒犯某些權威。”田源說。

　　文革后曾與董輔礽合作多年的于光遠曾這樣評價董輔礽，“他在工作中和在政治生活中一貫正道直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對經濟問題發表了許多看法，提出了許多主張，都是以一個正直、勇敢的科學工作者的態度，根據他所掌握的實際資料和經濟科學理論，實事求是地提出的。而且只要他認為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就不顧中傷和攻擊，堅持自己的看法，從不見風使舵，不隨聲附和，更不在某種壓力下屈服放棄自己的正確主張。”

　　“一代人的標志是時尚，但歷史的內容不僅是服裝和行話。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于他們時代的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于荒野。”哈羅德.羅森堡的這段話往往被用于形容年輕一代，但此刻用在董輔礽這一輩人身上，竟也是如此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