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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勞動教養制度的存廢，已經爭論很久了，而且各種說法的立論經常會涉及到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依據的問題，撇開存廢問題不談，筆者認為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依據不足：
第一，《行政處罰法》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由于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行政訴訟法的司法解釋將勞動教養定性為“行政強制措施”，許多人認為行政處罰法的這一規定不能適用于勞動教養。實際上，勞動教養就是行政處罰，但
我們在這里姑且不談。行政處罰法實施后四年，《立法法》頒布實施，立法法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規定；而且立法法的這種“法律保留”是絕對保留，也就是說，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該項立法權，授權其他任何主體行使都是不可以的。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根據《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和《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是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法律文件，但它畢竟不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自己頒布的法律，不符合《立法法》的規定。因此，時至今日，要想勞動教養制度存在下去，不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進行立法是不行的了。
第二，勞動教養法律規范自身有缺陷，對這種缺陷，論者說了很多，本人想強調的是以下兩點：首先，勞動教養法律規范的規定過于籠統，對構成犯罪的人和未構成犯罪的人同樣都可以適用；而且由于歷史演變的原因，勞動教養所包容的內容，在性質上差異性較大，比如勞動教養過去往往針對在城市里游手好閑的人實施，發展到現在可以針對嫖娼賣淫、吸毒者實施，到底這一制度就是一個“筐”，還是應當限定在一定范圍內？問題的提出，至少說明對這一制度已經到了必須動手修改其法律規范的時候了。
其次，在這一領域里，下位法超出上位法作所謂的補充規定，實際上已經創設了新規范，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某幾個省份，甚至出現了擅自將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從城市擴大到農村的事情，好象這不是什么大問題，個別省份就可以決定。這些情況的出現，既說明這一領域里具有權威性的立法不足，也表明在我國存在著忽視人權、忽視上位法的基礎，這更加提醒我們認識到新立法的迫切性。
我國在幾年前制定行政處罰法的時候，很遺憾地將勞動教養制度排除在行政處罰制度之外，未予規范；目前正在起草、制定行政強制法，如果仍然將勞動教養制度 “置之度外”，而決策者又認為有必要保留這樣一個制度的話，我們就只有一個選擇：單獨立法。由于我們未在兩個行政行為法 — 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中涉及勞動教養，單獨立法時，勢必要將勞動教養制度置之于刑事程序中，將其作為刑罰的輔助手段 — 保安處分予以考慮。無論如何，到了法律必須作出決斷的時候了！
(完成于01，7，16，用于01，7，22〈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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