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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敬如
敬愛的導師董輔礽先生離開了我們，這是我們久久所不能面對的現實。7月30日下午3點零3分，剛剛度過77歲生日的第4天，忌日卻無情的踏來，盡管我們對董老師病情的嚴重性有相當程度的知曉和判斷，但祈禱的心態，使得對這樣嚴酷的事實缺乏思想和情感的準備。
回憶去年剛剛忙碌完“十一”的董老師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診斷的結果令人驚愕，直腸癌并擴散至肝部和肺部，癌癥進入晚期，這意味我國具有一流技術和醫師的協和醫院也束手無策。面對已經嚴重遲延了治療的癌癥，在京的部分同學和家人對先生的治療去留進行了嚴肅的、認真的討論，大多數人贊同先生赴美國也就是董老師女兒和女婿所在美國杜克大學進行治療，董老師的女婿女兒是我國改革開放之后，也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通過考試篩選，最早一批出國學習生物學的留學生，長期學習和工作在杜克大學，他們現在已經成為美國在治療癌癥領域里的優秀科學家，杜克大學癌癥治療中心對治療癌癥特別是直腸癌有著世界一流的科研人才、技術和醫療設備。面對疾病治療的選擇，也是對生命的選擇，這種機會沒有絕對正確和絕對錯誤之說，應該講這個選擇是有充分理由的。
正是因為一種強烈的祈禱心理，使得不能理性和冷靜地對待進入晚期的癌癥將可能導致的后果，但是本能總在不時地涌動著不祥的感覺。記得去年10月20 日，董老師和師母在臨行前，董老師一再勸大家不要來道別，華生和我還依然專程趕到董老師的家為他赴美送行，董老師對我們的到來有些嗔怪，但依然談笑風生，絲毫沒有晚期癌癥在身的感覺，我也力爭附和這樣一個輕松的氛圍，但我無論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淚潸然而下難以自抑，當時我一再告慰自己，先生一定會病愈回來。但我萬萬不愿相信，這次離別卻成為永別。董老師在離開家時，深情地環顧家室四周，充滿情感地自語：“多么溫馨的家啊!”依依不舍、似乎在道別……，表現了董老師內心豐富的情感世界和理性冷靜的心態。每當我想到這些，都難以自己。
對生活充滿了愛，這就是我們敬愛的董老師，他把這種愛更多地凝集于對事業的追求、對人民、對社會、對祖國赤誠奉獻之心。記得在1978年9月新學期剛剛開學，正值批判“四人幫”、撥亂反正時期，董老師來到了武漢大學，他以深厚的理論功底、敏銳的洞察力和對中國國情的準確把握，對國家所有制提出批判，尖銳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決不是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改革，而是要在根本和基礎上進行國家所有制的改革，沒有國家所有制的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就無從談起。我作為經濟系七七級的本科學生，親耳聆聽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報告，我感受了當時董老師的報告所引發的震撼和躁動，學校利用了當時甚為先進的電化教室，形成了主報告廳教室和其他教室連結的龐大聽眾規模，主席臺、過道、教室門口到處擠滿了前來聽演講的學校老師和學生。初入大學，剛剛開始系統地接受政治經濟學基礎課程的學習，盡管尚不能完全吃透董老師關于國家所有制改革的演講更為深刻的經濟、政治、歷史和社會的含義，但我知道這是經濟基礎理論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同時從全校師生共同為之振奮和引發討論的氣氛中，感受到這是一個極具爆炸性的課題，從此以后活躍在改革一線的董老師每年都回母校作一次精彩的報告，我的崇拜由此而生。當時有幸的是作為記者出身的我，尚未脫離記者習慣的職業慣性，敏感地意識到非常有價值的新聞熱點，我很快寫好了報道，刊登在武漢大學校報上。這里有一個小小的插曲，當時是鉛字印刷，沒有董輔?的“?”字，為了趕報道盡早處來，我不得不找到印刷廠的一個老刻字師傅的家里，將刻好的字拿到印刷廠制作，一個在后來為經濟改革、制度變革奠定思想基礎的學術報告，一篇普通的報道，使我和董老師接上了關系，直至后來我成為他的學生。
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曾啟賢老師曾這樣評價董老師，他是我國經濟學家中理論功底最深厚的人之一，他睿智而且勤奮，是難得的國家棟梁之才。我們知道董老師總是那樣忙碌，但從沒因為忙而落下什么，著述、演講、修改論文、社會活動、政務活動，從來也不拒絕別人求助的要求，總是用經濟學家運籌的本能，合理配置時間。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忘我工作，這就是他習以為常的生活。大家知道董老師著述甚豐，學術成就卓絕，這來源于他的天資，也來源于他的勤奮，當問熟悉董老師的人，說出董老師的兩個特點時，除了已經被廣泛流轉的：即無畏寒冬酷暑，董老師的行頭從來都是在加一件罩衣和減一件罩衣之間輪換，總是精神抖擻、精力充沛。再一個特點就是董老師寫作的抗干擾能力極強，不論在空中旅行還是在火車途中，不論是在住旅店時的空閑還是在會議的間歇，他都可以如入無人之境，沉溺和耕耘于寫作的空間。董老師的《市場經濟漫談》就是這樣寫就的，他還為香港的報紙撰稿，一兩千三四千字不等、哲理和生活邏輯極強的短文，每星期一篇，期期不落，就是這樣的寫作造就了幾十萬字著作和文章，據我所知他是極少甚至是唯一從不讓別人為其捉刀代筆的著名經濟學家。
董老師是我知識的灌輸者，也是我品行的榜樣。董老師在1946年報考大學的國語科目時，在題為“守身為大說”中，論及人生品格，一個人一定要保持氣節和名節，勿做損害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情，要把這一品格的培養和保持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董老師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還寫了封筆之作“守身為大”(《金融時報》2004年5月14日12版)，強調堅守自身節操是人生的最要，他回顧了守身為大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內涵，在革命時期如何保持革命氣節，為國家和民族利益不惜犧牲生命，在殘酷的斗爭中不退縮，更不能賣身自保，賣身求榮。而在轉向市場經濟時，權力、地位、名譽等等都與金錢掛上了鉤，可以轉化為金錢，而金錢也可以轉化成權力(如買官)、地位、名譽。他強調：不是說金錢、權力、地位、名譽等本身就是罪惡的、骯臟的，在于這種行為來以存在的制度和社會環境有一定的相關性，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守身就顯得格外重要。董老師正是這樣要求自己，一生潔身自好，生活儉樸，誠懇待人，包容寬容，把自己畢生智慧、才華和精力奉獻給人民、社會和國家。在回顧董老師的一生，我們不能不提及他的學術品格，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光明磊落，不說空話、不說假話、不說違心的話，不唯書、不唯上、不做違背真理的事，堅持理論、科學和實踐的結合。備受尊敬的于光遠老先生稱，董輔?是一個“堅持原則立場的人”、“大道直行”的人。
敬愛的導師董輔礽先生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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