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光遠

　　征得本人同意

　　現將于光遠1997車5月2日寫的紀念董輔礽70壽辰的文章貼上

周旋于幾個男人間的她 斗三國與眾將一拚高下 無線精彩 無線雅典 走入香港夢想之都

　　他在文中稱董早已是我國一個有成就、有見解、有影響、資深的經濟學家

　　贊他在工作中和在政治生活中一貫正道直行

　　并對他在國家所有制問題上的貢獻進行了闡述

　　老董今年也70歲了。

　　他早已是我國一個有成就、有見解、有影響、資深的經濟學家。大概自己太老了，我常常把他視作屬于中青年經濟學家中的一員，從今天起我改變這個看法。“人生七十古來稀”這話雖早已過時，但上了這個歲數，再把他看成中青年，顯然是太不合適了。我想稱他做“年輕的老經濟學家”。說他“老”，因為畢竟到了70，而且從事經濟學研究已經有近半個世紀；說他是年輕的老經濟學家，因為他畢竟只有70，身體極好，而且在思想上、創造能力上非常年輕。

　　寫老董，很自然地會想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它在1977年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我和老董相識及很長一段時間內友誼的發展，就是他在這個研究所工作期間。

　　我同經濟研究所有很深遠的淵源。1949年，把舊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改造為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這件事，就是組織上派我做的。在狄超白時代，我就同這個所經常聯系。到了孫冶方時代，關系就更加密切。我們之間，不僅是中宣部這樣的領導機關和它所管的單位之間的關系，更主要的是作為經濟學家的我和當時中國地位最高的一個經濟研究所之間的關系。孫冶方同我性格相投，他也特別看重年輕人，鼓勵年輕人充分地自由創造，因而所內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涌現出不少青年經濟學家。老董就是其中之一。那時他的專長、他的文章已引起我的注意。

　　文革中，我和經濟所間只剩下同孫冶方等一起挨斗受批的關系。沒有想到文革后期，作為鄧小平領導下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負責人之一，我又分管經濟研究所的工作。這時候孫冶方不在，老董成了當時我主要的聯系對象。我分配給他編寫一部《國民經濟統計辭典》的任務。不多久，又來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給他也帶來了一些麻煩，有人要他批我，他拒絕了。

　　在粉碎“四人幫”以后的1976年底或1977年初，我得知“四人幫”在上海組織編寫了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書已寫好，尚未出版。這本書從經濟理論上論證“四人幫”的反動路線。我帶了董輔?.到上海，弄到了幾本，并讓老董組織系統批判。1977年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工作的吳亮平同志在經濟所組織了一次不提候選人的選舉，結果老董以最高票當選為經濟所的業務行政領導小組組長，在1978年許滌新同志到經濟所任所長前實際上主持經濟所的工作。他一方面整頓和恢復停頓了許多年的經濟所的工作，一方面組織所內外力量從經濟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的工作。其中重要的工作就是系統地批判上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每兩周開一次批判會，批判了二年多，在全國思想理論戰線的撥亂反正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1979年，我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名義帶團出訪日本，老董是這個團的成員，在長達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中，我和他在一起，交流了不少想法。

　　這年的8月，我又和他一起到墨西哥出席第七屆世界經濟學家大會。在這年的10月，我和他商量開了一次由他主持的座談會，會上我提出要展開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座談會的消息在《人民日報》上報道后，在全國產生很大的影響。他自己又寫了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以后的幾年內，在中財委“關于改革開放的理論和方法組”的工作中、在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的工作中、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座談會和雙月經濟學活動周的工作中、在許許多多我發起或主持的工作中，老董就代替孫冶方的位置，運用經濟所的力量和我密切合作……大概正因如此，在1987年召開的一個“批判”我的“生活會”上，有人通知他到會，明顯地帶有讓他“受教育”的性質。這一次他在會上的表現，再一次使我感到他是個能夠堅持原則立場的人。

　　他在工作中和在政治生活中一貫正道直行。歷史上是如此，在這些年對待我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態度也是如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對經濟問題發表了許多看法，提出了許多主張，都是以一個正直、勇敢的科學工作者的態度，根據他所掌握的實際資料和經濟科學理論，實事求是地提出的。而且只要他認為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就不顧中傷和攻擊，堅持自己的看法，從不見風使舵，不隨聲附和，更不在某種壓力下屈服放棄自己的正確主張。

　　近十年來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常委會委員和財經委員會的副主任。在這個工作崗位上，他作為經濟專家，代表人民的利益，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意見。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人民代表。

　　對他近十多年的貢獻寫起來就太長了，但是對他在國家所有制問題上的立場，還是應該寫幾句的。

　　他是最早提出應該實事求是地對待國家所有制的經濟學家之一。在我們的國家中，這樣一種觀點影響很深。

　　本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可以有不同的所有制結構，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進行選擇，但是斯大林卻把他領導下建立起來的蘇聯模式視作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不接受這個模式就說成不搞社會主義。鐵托另搞一套，就被誣為社會主義的叛徒。斯大林的這個觀點，早已證明是錯誤的。斯大林這一錯誤的核心，就是把國家所有制與社會主義所有制兩個概念之間劃等號，而不把它視作只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一種形式——當然是一種重 要的形式，從而要求國有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必須占據很高的比重，而且認為這個比重越高越好，不允許根據實際情況正確地對待。董輔?的觀點就同這相反，提出在考慮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對原有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可以采用不同的方針。他指出，應該從國有企業的功能出發考慮國有企業的改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應起主導作用，這就是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協調發展，為保證社會的公平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為此，不必在一切經濟部門使國有企業占絕對比重，而只須在下述一些部門保留國有企業，或在企業中保留國有股份的控股地位。他列舉了一些部門，如為政府調控經濟提供物質條件的部門、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部門、某些需要大量投資而非國有企業無力或不愿投資的基礎設施部門、非國有企業無力或不愿投資的高風險和高科技部門、涉及國家和社會安全的部門、不宜由非國有企業經營的自然壟斷部門等等。他認為，只要在這些部門保留國有企業或保留國有股份在企業中的控股地位，國有企業就能起主導作用。

　　這樣來介紹老董的見解，是我在多次會議上聽他發言所記住的他的意思概括出來的，不是他的原話。我寫這篇文章沒有去查證他的著作，有可能未能表達得很準確，但我想會符合他的本意。

　　這幾年我在許多會上聽到別人講了許許多多類似老董發表過的意見。這說明老董說過的這些意見越來越多地成為經濟學家們的共識。

　　因此可以說，老董的主張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經過實踐的檢驗證明是正確的。當然還有待在更大范圍內取得科學驗證。

　　其實老董的觀點，并不是他一個人的發現，許多人都有這種看法。但是老董提得早，觀點一開始就很明確，講出了充分的根據，講得很有系統，而且在許多場合反復地論述。他的貢獻應該得到高度評價。

　　當然像這樣一個大問題，在理論上需要提高和深入，在實際解決問題時又一定有許多具體問題要解決。

　　我有一個30年的說法：1919年～1948年是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30年。1949年～1978年是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曲折前進最后覺悟到必須改革的30年。我希望1979年后的30年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能夠基本完成，在2008年制定第一部改革開放后的新憲法(再過30年，完成政治和文化及其他社會領域的改革，制定第二部新憲法)。這第三個30的目標，今天還只是人們的希望，尚未成為現實。在這30年的前14年，即到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上肯定了我國必須實行市場經濟的體制。在這之后，我認為還有兩大問題要在后16年內完成，那就是明確我國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原則。老董提出的問題就是屬于所有制結構方面的。我曾提出：(1)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基本性質是社會所有制即現行憲法中規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非一般的公有制；(2)在我國應該根據三個“有利于”的原則，允許各地區在所有制結構上可以有所不同，實行一制多式；(3)在我國實行的社會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應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其中又有中央、地方兩種)、合作社所有制、社區所有制、社團所有

　　制、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等等。而以能夠容納多種基本形式一一即多種所有制基本形式的混合物的股份公司，作為我們社會所有制的主要形式。這樣的主張也是屬于所有制結構方面的。在所有制結構方面的問題中，當前實際工作中首先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老董提出的對國家所有制的看法和改革中如何對待原有的國有企業的問題。

　　我相信老董在未來的十多年中，再經過一番努力，對我國改革中的這個重大問題——所有制結構問題，將能作出新的巨大的貢獻。我自己如果健康條件允許，也愿意和老董這樣的“年輕的老經濟學家”以及年輕而不老的經濟學家們一起，并肩奮斗。當然我恐怕只能敲敲邊鼓、講點抽象的原則，參加不了主力軍的隊伍。

　　在結束這篇文章時，我還想講一點，那就是這些年老董在掌握國情做調查研究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而且頗有成效。我認為這方面的工作還應該繼續下去。搞經濟研究當然離不開調查研究，離不開對實際狀況進行細致的科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