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中國改革，反反復復，十幾萬海外中國留學生，徘徊彷徨。這氣候造就了一批職業留學生。我不幸淪落其中。

　　我前后讀過四所大學。政治經濟學、工商管理、產權經濟學到福利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可謂無所不包。踏進武漢大學經濟系成為文革后第一批憑考分入學的七七級學生。這是我的一讀大學。八一年參加全國統考留學生行列，成為中國文革后最早出國的留學生之一

周旋于幾個男人間的她 斗三國與眾將一拚高下 無線精彩 無線雅典 走入香港夢想之都

，在比利時魯汶(LEUVEN)大學獲得MBA學位。這是我的二讀大學。回國后在香港華潤公司和北京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搞投資，貿易和高層經理三年多。不料被張五常教授的產權經濟學迷上，成了他的門徒。這是我的三讀大學。黃有光教授的綜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把我引入了澳大利亞蒙納仕(MONASH)大學的經濟、商學和管理學院，繼而喜歡上了楊小凱博士的數理經濟學和勞動分工理論。這是我的四讀大學。這十多年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無奈者如我，便走上了“躲進大學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的職業留學之路，學校成了廟堂，成了我的避風港。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今年(1992)就要完成博士學位，我終于得告別這種生活。說不出是留戀還是傷感，只覺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故寫下這篇感受。

　　入校滿身鄉土味

　　出門已是抱負人

　　武漢大學校園之美，在我所見過的大學中少有能比。三月櫻花如熾，八月桂花醉人，珞山珈山泮東湖，疑是人間仙境。在那里我度過了四年本科寒窗。

　　武大幾年的熏染，把我的視野從家鄉擴大到世界。我在這里熟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在黑格爾、康德、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魯迅和莎士比亞等名人名著上面都認真下過功夫。我的畢業論文《經濟利益、經濟制度和經濟改革》成為我那一屆畢業生中最優秀的論文之一。

　　武漢大學經濟系素有哈佛幫之稱。數名五十年代從美國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回國的教授，是我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啟蒙導師。雖然他們只能從批判的角度來教我們的西方經濟學，我們所受之影響，卻遠遠超過他們的教學目的之外。

　　在武大的老師中，劉道玉校長對我影響最大。我們學生都喜歡他、尊敬他。我與他也有較好的私人關系。他思想開放，知識面廣博，極有雄心抱負。記得一次去武漢大學講學，他來招待所看我，談起他對治校的抱負，對武大校園的規劃，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建議和對青年學生運動的看法與引導等等，滔滔不絕。那些獨到的見解和開放的胸懷，對我感染很深。一聽就知道他的思想已超越了中國的傳統，超越了當時中國的制度與氣候，是典型的超前思想。他沒有教我經濟學，但他是我最愛戴的老師。入校滿身鄉土味，出門已是抱負人。離開武大的時候，我已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業。此時的我，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

　　歐風潛移默化處

　　東西價值兩相煎

　　比利時地處西歐中心，與法、德、荷蘭、英國、盧森堡為鄰。歐風最勁，文明鼎盛。首都布魯塞爾有西方世界心臟之稱。北約總部，歐洲共同體總部均設在此。布魯塞爾近郊，有一小城名LEUVEN。世界最早(1420年建校)歐洲著名的LEUVEN大學就位于此城。LEUVEN城因LEUVEN大學而聞名，也以啤酒之都而享譽。我在這里渡過了難忘的兩年半時間，至今回味，仍不禁沉醉其中。

　　LEUVEN校園中有一片古木參天的園林，我的居所就在這片園林之中。園中有中世紀的教堂，水車，古建筑。小橋流水，綠草如茵。林中更有野兔、刺猬出沒，野鴨、靚鳥成群。我的MBA論文《區隔中國市場》就是構思于林中小路、溪邊、橋上。我心中東西方價值相斗爭，相激越的許多時光，就消逝于這片幽林的漫步之中。

　　在LEUVEN大學的近三年中，我飽嘗了它嚴格與保守風格的滋味。記得剛踏進LEUVEN大學，第一堂課就是考試。這一下馬威，幾乎把我的信心喪盡。我在武漢大學所熟悉的馬克思那一套完全派不上用場。雖然對西方經濟學已有了解，但對西方現代管理卻不知所云。故第一次考試，我砸了鍋。我們被強迫在第一年內學完工商管理五年本科的課程。而它的學分考試制度嚴格得近乎殘酷。只要期末考試有一門功課不及格，所有及格的科目得全部重考。這種株連九族的考試制度，真叫人膽顫心驚。第二年進入MBA課程，第三年寫畢業論文。我則一年比一年得心應手。這近三年的份量，已超過博士課程。這是我一生中所受到的最嚴格、最扎實和最具基本功的訓練。公司經濟學、管理心理學、組織理論、行銷學、財務學、會計學、國際金融與貿易、投資管理、股票市場、經濟數學、管理數學、計量經濟學、運籌學、統計學、概率論、計算機程序設計，幾十門課程，我現在數也數不過來。回想起來，沒有那近三年的嚴格訓練，就不會有今天學習和工作上的得心應手。

　　我的價值觀也在這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學習的初始階段，總感到西方的商業技巧、策略、手段與我帶去的中國的價值和道德相沖突。漸漸地，我幾乎絕大多數地接受了這些東西。歐風潛移默化處，東西價值兩相煎。離開歐洲的時候，我的價值觀已是中西相貫的混合體了。這也許就是雜交的效果吧。

　　我的論文指導老師VANDENABEELE教授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行銷博士。他教我們的行銷學。他為人很好，但出奇嚴格。記得一次他約見我，我只遲到了兩分鐘，他當即就取消了那次約見。從此，我知道了守時守約的重要性和規矩。我每次的作業、論文，他都給予細心的批改，錯別字要求更正，不合要求的，必須重作。每逢節日，他都要請我們去他家作客，待之以豐盛的比利時餐(法國菜加荷蘭菜)。他的妻子美麗嫻慧，待我們極好。幾個小孩都非常可愛。我從導師的身上，學到的不僅是知識，也學到了一些歐洲人的做人方式和生活習俗。

　　我在比利時還有一個比利時家庭，我被認為是他們家的一員。他們是一對年輕夫婦，女的是我的同學，男的是一位英文教授。每到星期六，他們就會接我到他們家去晚餐，有時渡周末。由于有了他們，我在歐洲那段日子沒有孤獨感，充滿了人間溫暖與愛，差一點樂不思蜀了。

　　我也利用假期旅游了歐洲許多國家，包括蘇聯。歐洲留給我的整體形象是美麗、富饒、文明、友好，平靜而帶田園詩的色彩。在我看來，最迷人的城市是巴黎，最宏偉的首都是莫斯科，最美麗的國家是瑞士，最值得一游的是奧地利，最值得參觀的博物館是倫敦，最文明友好的是比利時與荷蘭人。

　　忘不了的歐洲，我盼望再見你。

　　滿懷雄心投身實業

　　懷才不遇重入校門

　　一九八五年初從歐洲回到北京。我想找到一份能施展的工作。先欲進國家體改委走仕途，因不慣中南海的上班，轉而從商。同年去到香港華潤公司，公司條件不錯，待遇很好。只是我感到西方的那一套不合公司實情，許多建議不能被采納。我寫過長篇的改善公司管理的報告，也未能被接受，還惹一身“狂妄”之騷。我知道懷才不遇，是楊志賣刀。我也知道那里不宜久留。故一面做生意，一方面利用假期，出差之余到全國去講學。如首都鋼鐵公司、武漢大學、深圳大學、湖北大學、中央黨校、哈爾濱汽輪機廠、亞麻廠、湖南輕工業學院、長沙市政府等等，都是我講過課的地方。在做生意以及講學的活動中，我不僅獲得了豐富的實際經商和管理經驗，也結交了許多中國政界、商界，學術界和香港的朋友。這段時期，我也發表了一些評論和學術文章。

　　很快，我就找到一份薪金優厚的私人公司的經理工作，但因護照身份問題也只好作罷。

　　一天在《南華早報》上讀到張五常教授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高論，從此迷上產權經濟學。經過毛遂自薦，我成了張教授的門徒。我終于下決心離開華潤公司，回到北京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搞實業與金融投資。然后重新申請護照，去到香港大學。

　　聽君一席話

　　勝讀十年書

　　張五常教授是世界公認的著名經濟學家，尤其是他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特有貢獻。他的思想和理論，給了我巨大的影響。自從跟他之后，我觀察世界就換了一個角度。我追隨張教授兩年，兩年中，我幾乎讀完了產權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及相關的所有重要文章與書籍，其中大多是張教授推薦的和規定的必讀文章。凡他的課，我也從沒有缺席過。這兩年使我系統地了解了產權經濟學和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內容與研究方法。不僅如此，從平時張教授的言談中，也使我受益非淺。

　　第一次見張教授，是他請客，在餐館會面。在坐的還有林保華兄。那次主要是談經濟學的問題。他寫給我一個一般的生產函數Q=Q(K，L)。他說，教科書上的這個生產函數告訴我們，產量是資本和勞動的函數，它們之間是一種純技術的關系。給定一個資本和勞動的組合，就有一個產量與之對應。然后他問我：建國，這生產函數的毛病出在哪里？我說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他哈哈一笑，說：要明白這個問題，就得學產權經濟學和交易費用理論。產量不僅由勞動和資本的技術組合決定，也由資本和勞動的合約安排決定。給定技術組合不變，只要變更合約安排，產量就會改變。產權經濟學和交易費用經濟學，主要就是研究不同合約安排的經濟效果。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又有一次，我以藍淵的筆名為九十年代寫經濟分析文章，寫完后給他看。過兩天他來到我辦公室，對我說：建國，寫文章前不要有磨斧意識，沒動筆就有砍人的傾向，文章就難以寫出水平來。寫文章時要能跳出來，心平氣和，分析就會客觀而有深度。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李怡先生多次說他喜歡我的文章，他后來知道了我是張教授的學生，文章受到老師的影響。

　　張教授的為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幫人誠懇、教人不倦，為人幫忙，從不記在心上。他是那種豪爽才氣溢于言，喜怒哀樂行于色的性情中人。他多才多藝，文章、攝影、詩詞、鑒賞古董無所不精。他有時有感而發會顯童稚之心，流激動之淚。記得一九八七年我隨他去北京、杭州、溫州講學，隨行的還有林保華、王深泉先生。在杭州，我們住在華僑酒店，晚上跳完舞，逛完杭州夜景回到酒店，余興未消，坐下閑聊。他說：我這個人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免不了得罪人。感嘆人生時，淚不自禁。

　　因簽證問題，我不得不提前離開港大。我很懷戀香港大學和跟隨張教授的那段日子。港大后面的太平山，不知消失了我多少散步沉思的足跡。從港大出來，張教授送給我一把重新衡量經濟世界的尺子，送給我一個再看世界的新角度，送給我一種分析問題的方法。我知道那兩年沒有虛度，那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我走時送給他一條船模，里面裝滿了我對他的感激。

　　香港才別高手

　　澳洲又得名師

　　告別香港，告別張教授。我本要去美國康奈爾大學做博士，那里的研究生院的主任Masson教授正好是我在Leuven大學時的老師。他給了我獎學金我卻因公務護照沒在香港拿到去美簽證。我于是去到澳洲MONASH大學黃有光教授和楊小凱博士門下，潛心研究黃有光教授的福利經濟學，綜觀經濟學和楊小凱博士的勞動分工和經濟組織理論。真道是：香港才別高手，澳洲又得名師。

　　澳洲素有世外桃園之稱：藍天飄著白云，碧海驚起鷗鷺，風吹草低見牛羊，確是一片樂土。墨爾本有世界最宜生活城市之美譽，也有花園城市之稱。MONASH大學就位于墨爾本市郊的Clayton，是澳洲目前規模最大的大學，綜合評分已排在澳洲最前列。它的經濟系在世界排名高居前位，這當然是有了名牌多產的黃有光教授的緣故。這幾年又有了楊小凱博士助陣，連續在世界一流經濟學雜志上發表文章(如AER，JPE)。MONASH大學經濟系現在的排名，也許已經更進一步了。

　　黃有光教授之學術成就，世界知名(名字收入世界前100名經濟學家之列)。在華人經濟學家中更是首屈一指。我跟隨他近四年。他既是我的良師，也是我的益友。他平易近人，樂于助人。我剛去時經濟困難，他要給我3000澳元私人資助。我有一身力氣，當然不能要老師私人的錢。但此事使我極為感佩。

　　他也樂于同學生爭論問題，發表什么觀點都可以，從不以教師威嚴壓制。雖然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改他那一以貫之的福利為準繩評價好壞優劣的觀點。我在香港時，已萌生相對福利的想法：即一個人的福利不是由他自己的絕對效用決定，而是由與他人對比之相對效用決定。我常與有光教授辯論，最后我接受了他的修改：一個人的福利不僅由他的絕對效用決定，而且也由與他人對比的相對效用決定。在小凱的指導下，我把這一思想變為一系列漂亮的數學模型。探討追求相對福利對經濟的效果，成了我博士論文的主題。

　　黃教授知識淵博，經濟學、數學、哲學、詩詞、小說、心理學、生理學、動物學，幾乎無所不通。他的經濟學理論也充滿了創意。他自創的第三優理論和綜觀經濟學，使他獲得了80年代不完全競爭下的宏觀經濟學之微觀基礎開創者的頭銜。在我的觀察中，發現他有出奇的化繁為簡的本事。一個要用代數解決的問題，他用算術的知識就行了。同一程度和作用的工具，在他手里可以用出異乎尋常的效率來。他的基本功也少有匹敵者。有些名家可以回答經濟學前沿的復雜問題，卻說不清許多基本甚至常識性的問題，他卻極注意基本功的訓練。記得我剛來這里，黃教授出題當面考我：請畫出需求曲線與邊際收益曲線，解釋為什么邊際收益曲線在需求曲線的下方。這是考大學一年級學生的題目，他卻用來考博士研究生，可見他對基本功的重視。他告訴我，以同樣的題目，他已考倒幾個博士研究生。對比張教授考我的見面禮(教科書中生產函數的毛病在哪里？)，可見張教授偏重學生的潛力與創意，而黃教授則更偏重學生的基本功。雖然他們都沒有偏廢這二者。

　　跟隨黃教授四年，最大的收獲有兩條：如張教授一樣，他也給了我一把度量經濟世界的尺子。即對一切經濟活動的評價，要以福利為準繩。也給了我看問題的一種一以貫之的方法，即追索問題的其所以然和邏輯關系的時候，最后必須要回到這把尺子上來。天下萬事萬物，以一量之，高低優劣明矣。二是基本功得到了扎實的訓練。他對我的要求，從英文錯別字到運算公式的符號、標點，無所不及。越小的地方，越抓住不放。我上他的福利經濟學和價格理論課時，他讓我上講臺“教他”，他則在下面聽，提問，質難。

　　我也喜歡詩詞、哲學。我們經常寫詩詞，對對聯，爭哲理。他很喜歡我的一首“中秋懷燕京”，這詞寫于中秋之夜：眉低友朋影，目舉云月斗，去歲一輪分外明，京城君敘舊。霧濃銀輝稀，霜重黃花瘦。今又秋月中天時，燕趙淚沾袖。

　　人說禍不單行，我則福常雙至。在MONASH大學，我也有幸獲得楊小凱博士的指導。他是我的長沙老鄉。我十一、二歲時，就常在長沙的大街上見到楊曦光的大名。我在武漢大學當學生的時候，他在那里當老師。可見世間之奇之巧，一個“緣”字而已。

　　湖南出盡英雄豪杰，無奇不有。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家。唯獨還沒有知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博士為我們湖南填補了這塊空白。

　　我在海外已飄落十年有余。見過不少大陸出來留學的人物，也讀過他們的文章。在經濟學方面，我實在數不出能出小凱其右者。他不僅是經濟學家，也是怪才，寫得一手好文章，連寫小說也不讓行家里手。最近斯坦福大學要出版他的一本小說《獄中精靈》。而小凱在經濟學上的貢獻，我估計不出五年，將家(經濟學家)喻戶(大學)曉。

　　當代經濟學的數理化趨勢已成主流，再好的經濟思想，若不能數理化，就很難登大雅之堂。而我們常常遇到兩類經濟學家：一類是充滿了創意，天才與思想，但缺乏使其數理化的技巧，難以把思想轉化為正規的經濟模型。因而只能停留在描述的階段，難以縱深探討下去。另一類是精通經濟學、數理化的技巧，但缺乏原生的經濟思想與創意。若要成大家，非兩者兼備不可。小凱深具這兩個條件。他精通數學，不乏原生經濟思想與創意。

　　他即將出版的經濟學專著《專業化與經濟組織》(與黃有光教授合著)，以原生的經濟思想結合已有的經濟學成就，用現代的經濟數理重構了整個微觀經濟學體系。在方法論上，他們突破了邊際分析方法，自創了效用比較方法。在研究對象上，他們認為經濟學不僅是研究資源分配的優化，更要研究勞動分工、經濟組織、交易效率對生產力和福利的效果。在結構上，他們拋棄了新古典從馬歇爾開始把生產者與消費者相分離的模式，代之以一經濟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模式。這樣，從他們的模型中我們就可以看到經濟組織的演進是由個人決策內生而來。這樣，產品種類的增長，公司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城市化的產生等等，都可以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無疑，小凱是數理化經濟思想的高手，不僅數理化自己的經濟思想，也數理化別人的經濟思想。例如他成功地把張五常教授的交易費用和公司理論數理化為一正規的模型。他數度同我說，張教授在經濟思想的深度上早已超越高斯(COASE)。

　　我在小凱這里學到的，主要不是一把度量世界的尺子或觀察世界的角度，而是一種制造一把好尺子的方法。對他說來，用什么尺子去度量世界遠不如制造尺子的方法重要。可以說，我的經濟學的數理建模技巧主要是學自于小凱。例如，最近我把我的相對效用思想與他的勞動分工理論結合，建立了一個極漂亮的數理模型。成功地描述了人們追求相對效用對勞動分工水平的影響，并發表在JCE上。而我的博士論文，則被全文接受為全美經濟學會(AEA)1994 BOSTON年會的一個討論專題。

　　在MONASH大學，我們也有一個聚餐沙龍，每周一次。一邊吃喝，一邊討論。在經濟學之外，我們也討論各種其他問題。如哲學、詩詞、方法論、時事局世，文學和音樂等。從這些討論中，我也從有光和小凱那里獲益匪淺。

　　名人薈萃

　　專家云集

　　在我的留學生活中，還有一件事是使我感到自豪與驕傲，那就是我成功地組織了“中、港、臺投資、貿易和經濟前景”大型國際討論會。與會者來自四面八方。來自美國的有前世界銀行副行長，著名經濟學家ANNE KRUEGER教授提交論文，有中國經濟問題專家N.LARDY教授。來自加拿大的有徐滇慶教授，來自臺灣的有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臺灣《遠見》雜志社社長高希均教授。香港有中文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閔建蜀教授和經濟系主任廖柏偉教授。大陸有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何建章教授，中國投資銀行的呂咸林行長，中國風險投資公司的張曉彬董事長，深圳體改委主任徐景安教授，湖南投資(資訊 行情 論壇)銀行的國際部經理王健雄先生。澳洲則有黃有光教授，楊小凱博士，原駐中國大使、現為澳洲國立大學的太平洋研究院的ROSS GARNAUT教授及其他中國問題專家。與會者還有來自日本、南朝鮮、德國、新西蘭等國家在澳的學者和工商界人士。會議講座的主題有二：一是中、港、臺的三角互動的政治、經濟關系。二是這一地區與澳洲之間的投資貿易關系。

　　會議討論深入廣泛，許多文章觀點獨到，質量一流。這次國際會議也受到廣泛的關注，澳洲各大報紙每天連續報導，各廣播電臺，包括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都播出了會議的消息。會議開完后，好評如潮。我們經濟系主任FREEBAIRN教授在寫給我的祝賀信中這樣寫道：“我知道開成功這樣一個大型國際會議，你面臨過多少挑戰去解決那一個又一個的難題。你的熱情、遠見、想象力和智慧，使會議終于象你希望的那樣，一切順利。”于宗先院長在寫給我的祝賀信中寫道：“以你的身份、處境，竟能成功地舉辦了如此規模的國際會議，確屬不易。更令人欽佩的是，在經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你圓滿地達成了目的。我可以說，很贊賞你的膽識和能力。這次會議的舉辦，對你而言，是次極有價值的經驗。這種經驗對你而言，相當重要。今后處理任何困難問題時，我想你都會將其克服。”高希均教授則說，這樣規模和水準的會議，居然由一個學生組織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事。他們的這些評價，使我感佩萬分。人生的價值，評價而已。

　　我為此會議準備了一年多時間，從籌款，請名人到具體組織。困難一個接一個。回想起來都有些后怕，怎么就能一個一個地將其克服了呢？我想主要原因就是獲得了象于教授、高教授、閔教授、廖教授、國內外的學者和我們大學的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持，會議就不會成功。現在會議論文集也已由我編輯出版。

　　由大陸出來的留學生當國際會議主席，成功地組織大型的國際會議，我算是開了先例。

　　十多年飄零，留學生涯就要結束了。我知道這十多年已使我的人生變得更多姿多彩，也更加難以言喻。抖不落名師雕刻的痕跡，洗不掉歐風美雨的浸染，和著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傳統的摯愛，以及那剪不斷，理還亂的與中國政、商和學術界的深深聯系。回首是一片留戀，舉目前路茫茫。雄心略帶傷感，抱負更沾迷惘。十年不過一瞬，未來才是舞臺。我未來的舞臺在哪里呢？再過十年，我還能寫出一篇類似今天的文章嗎？

　　后記：

　　此文寫于九二年。在我開始我人生道路的又一十年的時候，我有幸成為澳洲最好幾所大學之一的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的經濟和商學講師。并開始在學術雜志上發表文章。可惜的，我那多年做生意，搞投資的經驗，以及與中國政、商和學術界的密切關系與資源，眼看就要被學術競爭所埋沒。是惜哉？！抑或悲哉？！

　　當我今天(2000年九月)再讀與重修此文時，另一個八年又過去了。再過兩年，讓我再續寫此文更浪漫的下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