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30日，是一個多么傷心的日子喲！下午3點多，噩耗從美國傳來：我們敬愛的導師董輔礽教授與世長辭了。不要說再見一面，就連電話中那熟悉的聲音也聽不到了。我悲痛萬分，禁不住獨自在辦公室淚如雨下。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堅強的，此時卻怎么也控制不住內心深處涌出的淚。我們師生之間的感情，似乎只能用淚來表達：我師愛我，我愛我師！

　　伴著淚水，種種情景一幕又一幕地在腦海浮現……

周旋于幾個男人間的她 斗三國與眾將一拚高下 美女啦啦隊招募中 財富之旅誠邀商戶加盟

　　走近名家

　　我第一次直接面見董輔礽教授是1984年9月在蘇州，那是他主持召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研討會”期間。參加會議的有60 多位全國知名的一流經濟學家。我當時是武漢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導師曾啟賢教授特地帶我去參加那樣一個高級別的學術會議，叫我盡量多地與經濟學名流接觸，走近他們，請教他們。

　　記得我隨曾啟賢教授一到會議報到點，就聽到一聲清亮的招呼：“啟賢兄，你好哇！”接著是一位干練敏捷的學者出現在我們面前。曾老師低聲告訴我：“這就是董輔礽！”

　　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學界誰不知道董輔礽！1978年9月，中國的政治氣候還是乍曖還寒的時候，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召開了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就在這次會議上，董輔礽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改革國家所有制，實現政企分離；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實現政社分離。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分離”。這在當時簡直是投向舊體制的重磅炸彈，由此引起的“董輔礽沖擊波”可想而知。

　　我看董老師應接不暇，也未敢上前去跟他打招呼。第二天上午研討會開始，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負責人的董輔礽教授致開幕辭。這是我第一次聆聽董輔礽教授發表演說。那篇論點新穎、邏輯嚴密、語言簡練的演說辭，通過董輔礽那清亮的聲音講出來，似乎具有一種很特別的感召力。在董老師的主持下，那次會議開得非常活躍，其成果對推動中國經濟研究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如果說在蘇州會議之前，對董輔礽我還只是因其文而崇其名，那末此次蘇州會議則讓我一睹了他那經濟學大家的風采和崇高。

　　也就在蘇州會議期間，在與他的幾次接觸中，我親身感到他是那樣崇高，又是那樣親切和平易見人。有一天，我隨曾老師和他等幾位經濟學前輩去游覽蘇州園林，每次總是他們幾位前輩爭著買門票，到了一個地方我要去買票，他卻把我叫住，說：“這是我們之間的事，你一個晚輩跟我們爭什么！”聽他這樣一說，我當然也不好意思去“爭”了。董老師這句不經意的話，頓時使我感到離他很近了：我是他們的晚輩！這話對于一個剛入學的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來說，是多么親切！還有一次我隨曾老師和他上街游覽，為了讓我的朋友分享我在蘇州的所見所聞，我寫了很多明信片順便到一個郵局去發，要他們在外面等一會兒，沒想到他們倆并沒有在外面等，而是跟著我進去，幫我貼郵票。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此情此景卻永遠留在弟子心中：一位國內外知名的大經濟學家那樣親切和平易見人地對待一個入學不久的研究生，怎不令人受寵若驚！

　　師從大師

　　1987年9月，我在武漢大學考上了曾啟賢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不幸的是，在我完成博士研究生學業之前，曾老師離我們而去了。經協商，我和宋寧轉由董輔礽教授指導。這樣，我們就成了董輔礽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這就使得我們有幸以學生的身份接近這位經濟學大師，了解他的思想、人格和事業，得到他的指點和關懷。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機會，我個人以后的思想、人格和事業，無不深受這位導師的影響。

　　1989年，作為曾啟賢教授的至交好友，董輔礽教授就像收養他的遺孤一樣地收養了我和宋寧。自此以后，他便常去武漢對我們進行指導，我也常給他寫信匯報自己的學習情況和請教有關問題，對每封信他都給予很認真的回答。在他的指導下，我的博士論文選題定為《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政府行為分析》。這是一篇很有意義但很難做的博士論文。圍繞這篇論文，董老師約我談了好幾次，向我推薦了許多文獻資料，并將一位德國學者送給他的《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一書借給我參閱。而我當時由于種種原因，寫了幾稿自己都不滿意，有時甚至喪失了信心，所以拖了很久才將自己比較滿意的論文交給董老師。在那段時間，董老師仍是不厭其煩地悉心指導我，鼓勵我做好那篇論文。不過，功夫不負有心人，我最后提交的博士論文可以說是高質量的。董老師請了幾位在中國很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如楊堅白、胡乃武、胡代光、衛興華等教授作為我的博士論文的評閱人和答辯委員會成員，他們均對我的論文給予很高評價。 當時我捧著那些評語，不知品嘗了多少遍！在我品嘗這一勞動果實時，我當然不能忘記，在這一成果中，凝聚著我的兩位導師精心培育和悉心指導的心血。

　　在北京論文答辯后，我即將論文送到經濟科學出版社，該社金梅同志(當時我還不認識她)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并表示愿意申請立項出版我那篇論文。這樣，我的博士論文便得以在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進入編審程序時，我正在加拿大，我從國外寫信請董老師為我的書寫一個序，他欣然答應，并很快寫出了一篇序。他在序中寫道：“在我國的經濟學著作中很少研究政府的經濟行為，或者說把政府作為經濟主體來研究。……本書把政府作為一種經濟主體納入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之中，這在我國的經濟學研究中是具有突破性意義的。”他還肯定我在一些方面“有相當出色的論述”，“頗有理論勇氣和理論創新”，最后鼓勵我“繼續研究下去，建立關于作為經濟主體的政府的經濟行為的系統理論”。看到我所崇敬的導師對我的作品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和鼓勵，心中的喜悅和信心自是油然而生！

　　在成為董老師的學生之前，我只知道他作為經濟學家崇高的一面，在成為他的學生之后，我又日漸深切地感受到他作為導師對自己學生的成長和事業所傾注的那種崇高的關懷。

　　我1993年10月從加拿大回國后不久，跟董老師說我想申請到中國人民大學做經濟學博士后，他當即表示支持，并很快給我寫了推薦信，還給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胡乃武教授打電話，積極向他推薦。由于他的積極推薦，我很快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這是我人生事業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記得剛到北京時，董老師對我說：“北京人才云集，競爭激烈，你來打碼頭不容易啊！”還說：“我會盡力幫助你，給你提供一些機會。”他說到做到，好幾次“首都經濟學家論壇”他都讓組織者正式邀請我去參加，有一次論壇還安排我發言，使我有機會與首都經濟學界的前輩和同輩們接觸和交朋友；歐盟請他作為中國經濟學專家去海南開會，他也推薦我去，讓我在會上發言大出風頭；……正是他所提供的那些機會，使我很快在北京“打下了自己的碼頭”。

　　在我博士后即將出站時，我先請董老師推薦我去國家經貿委工作，他很認真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還慎重地蓋上他的私章，讓我交給當時的一位經貿委常務副主任。該主任很歡迎我去那里工作，讓經濟運行局的局長打電話到我家通知我先去工作體驗一段時間。我去經貿委工作了一段時間，覺得人民銀行的工作可能更適合我，于是又請董老師推薦我去人民銀行，董老師也答應了，還借一次開會的時機親自交給戴相龍行長一封推薦信。這樣我便比較順利地進入了人民銀行，開始了我所喜歡的中央銀行工作。到人民銀行以后，董老師仍經常過問和關心我的成長和發展，并提供指導和幫助。

　　1997年，從武漢大學來北京工作的劉雙平同志讓我請董老師為他題寫一個條幅，當我和雙平去取條幅時，沒想到他給我也寫了一幅：“治學艱辛事，有成靠攀登”。這正是我的導師對我的殷切期望！我把這個條幅掛在墻壁，作為我的座右銘。

　　另類親情

　　自師從董老師以來，我還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作為導師對學生的那種特殊的親情。那種師生親情勝過血緣親情，我師愛我勝過父愛！

　　記得1990年夏天的一個中午，他在武漢一親戚家約見我，談完后我說我愛人在外面等我，他趕緊說：“怎么不讓她進來？我看看去！”說著便跟我出去，硬是冒著武漢那酷熱的暑天，走了一里多地去請我愛人到他親戚家坐一坐。

　　我從人民大學出來到人民銀行以后，愛人的工作需要自己重新找。我又一次開口請董老師幫忙，沒想到董老師很快就給有關人士打招呼，說好了讓我愛人去一家證券公司工作。這不僅使我愛人有了一份較穩定的工作，還有了較好的收入來源。這對我的事業和家庭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由于董老師那樣可親可近，我愛人和我孩子都很喜歡到他家作客和談心。記得有一個春節，我們一家三口去給董老師拜年，董老師專門為我們煮了三碗他家鄉帶來的寧波湯圓，他在一旁邊看我們兒子吃邊問：“好吃嗎？”我兒子含著湯圓說：“好吃！好吃！”董老師聽了哈哈大笑，用他那特有的高聲調說：“聽他說，好吃！好吃！”

　　在電腦方面，我兒子是董老師的“老師”，他電腦有什么問題，喜歡找我兒子。就這樣，我兒子和他董爺爺成了電腦方面的“忘年之交”。去年他去美國治病之前，還把別人送給他的一個多功能掌上電腦送給了我兒子，我兒子常常拿出來擺弄，不知有多高興。

　　來北京以后，董老師和他夫人劉阿姨早把我們全家當作他們的親生子女了。他們對我們全家的關愛真是無微不至。甚至有什么好吃的，也時常要給我們帶一點，別人送給他的水仙花也要給我們分一點……。

　　當然，作為導師，他更關心的是我的事業，我的前途。去年以來，他最關心的是我去中國銀監會工作的事。他認定這個地方能充分發揮我的專業特長，所以非常希望我能去。他去美國治病期間，幾乎每次通電話和發電子郵件，都要問我去了銀監會沒有。今年2月18日，我去銀監會有希望了，就馬上寫了封電子郵件給他，他19日給我回信寫道：“很好。我高興你能去銀監會！”以后又拖延了幾個月，他又著急，幾乎每次打電話、發郵件都要問我：“你的工作為何仍不解決？怕夜長夢多！”我說快了，他說你這“快了”都說多少遍了！直到7月19日，我去銀監會的事最終確定了，我20日去北戴河回來給他發了一個郵件，但一直未收到他的回信。這成了一封永遠也不會有回信的電子郵件。7月26日他生日那天，我給他去電話，他不在家，劉阿姨接電話，才知道他已經住醫院了。劉阿姨說他總在念叨我去銀監會的事。當劉阿姨把我去銀監會報到的消息告訴病危中的董老師時，他欣慰地笑了，用微弱的聲音連說：“這就好，這就好！”

　　高德楷模

　　去年7月26日董老師76歲生日那天，我填了一首《訴衷情.為董老師生日而作》的詞，表達了我何以如此深愛我師：“先生先覺覺后覺，求真傳高德。執著刨根清底，道破金橋癥結。育桃李，傾關愛，親情切。師恩浩蕩，寸草春暉，冰心玉潔。”

　　確實，董老師傳給我們，深刻影響我們這些弟子的，遠不止他的學識，也不止他的關愛，而更在于他高尚的品德。他執著求真，仗義執言；勤于鉆研，想國之想；熱衷事業，關愛學生；待人誠懇，樂于助人；藐視疾病，剛毅頑強；等等，都是我們的典范。

　　就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2004年4月25日，在美治病的董老師寫了一篇后來發表在國內《金融時報》和《經濟界》的《守身為大》的文章，對自己的道德操守作了深刻闡述。他寫道：“守身”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況會有不同的內涵。例如說，在白色恐怖下，“守身”就是勇于斗爭，不能在白色恐怖的壓力下退縮，更不能賣身自保，賣身求榮。……我國的改革開放經歷了曲折的道路，改革與保守或反對改革的斗爭異常激烈，每前進一步都有斗爭，有時甚至轉變成政治斗爭。面對這種斗爭，理論工作者是否敢于堅持真理，堅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堅持學術節操的考驗。……由此可見，即使在理論研究上，遵行“守身為大”也是很必要的。“守身為大”固然是要求每個人必須時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品德的修養 ，注意遵守制度和法律以及社會的道德，但又不是提倡“明哲保身”。因為“保身”與“守身”是不同的兩個概念。……讓我們大家都記住并實行“守身為大”這個警句和格言。這就是董老師作為學者的道德準則。

　　董老師自己怎么也沒想到，這篇文章竟然是他的封筆之作。“守身為大”，是他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就在美國治病期間，他仍關注中國經濟問題，撰寫了多篇論文。比如，看了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他寫了《提高消費率問題》的文章，對該問題進行了透徹分析。《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的若干政策的意見》發布后，他寫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讀中央一號文件》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學術研究上，他還有兩大遺愿：一是將他過去的學術思想系統化，弄一本專著，書名暫定為《追求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他在去美國之前就帶領我們弄出了初稿，去美國以后又多次打電話和寫電子郵件指導我們修改補充。二是將他去年在上海交通大學EMBA班的演講整理出版。我和他在北京大學的博士研究生邢瑩瑩等在整理他講稿時發現，這個講稿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學術思想的集大成。演講針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一系列前沿問題，深刻透徹地進行分析，毫無顧忌地直言他認定的真理，語言又那樣風趣幽默，真是非董輔礽莫屬啊！難怪當時課堂上掌聲不斷，難怪許多學生在作業中自發寫下感慨。他讓我們整理這個講稿，其實又給了我們一次吸收他最新思想的機會。所以，我在整理講稿時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語：董老師真是我取之不盡的老師啊！

　　在得知自己身患絕癥之后，厲以寧、韓志國等教授和學生去看他，都黯然傷神，忍不住愴然涕下，而我們的董老師卻表現得異常豁達，說：“我又沒死，你們哭什么！”到美國治療了一段時間之后，他還寫了一篇《赴美就醫記》在國內《環球時報》發表，文中詳細介紹了他的治療經驗，并寫道：“我到美國去治病，是想抓住難得的機會，不僅把病治好，而且想把美國的新的治療方法介紹到國內，供國內參考。”

　　有一段時間，他療效見好，我填過兩首詞，對他對待疾病的豁達態度表示崇敬。一首為《如夢令.聽董老師越洋來電》，詞云：“昨夜越洋來電，談敘依然剛勁。倒是用藥人，減我沉重心情。崇敬，崇敬，強者何懼疾病！”一首為《清平樂.悉董老師療效見好》，詞云：“頗感欣慰，聆聽好消息。好藥不負好性情，豁達藐退頑疾。無數桃李敬愛，化作強勁功力。好人一生平安，完全康復可期。”盡管他最終沒能“完全康復”，但他對待疾病的豁達坦然的態度，永遠是我們的楷模。

　　董老師走了，但他永遠是我學之不盡、取之不盡和給我無窮力量的導師！

　　董老師萬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