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鼓吹全球化，可是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卻總是感覺經濟層面的牌在和它們作對？世界是現實的，不可能所有的小朋友都吃到同樣的糖果。

　　20世紀90年代是對市場的信仰迅速膨脹的十年。但是歷史并沒有在這里終結，21世紀剛剛開始，金融泡沫破碎，市場道德淪喪的后果正在突顯，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出現。國際金融組織指導下的發展中經濟和轉型經濟毫無例外的遭遇了各種危機，而中國成功的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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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式改革呈現了獨一無二的大氣象，但是華盛頓的主流社會對此是不愿意去深想的。

　　這時候，有人站出來大膽的說話。這些話匯集成這本有爭議的出版物—《全球化及其不滿》。作者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斯蒂格利茨。作者為中文版的推出專門寫了中文版序，這篇序專門針對中國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地位做出了評議。本書另外還收錄了在英文版出版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顧問與研究主任肯尼斯·羅格夫寫給斯蒂格利茨的公開信。斯蒂格利茨教授曾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麾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任主席，后又轉任世界銀行的高級官員，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行長大約三年時間。“精英中的精英”斯蒂格利茨之于全球化，是內部的叛變。

　　在書中，斯蒂格利茨回顧了過去數十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亞洲和拉美的金融危機的前因后果，第三世界和一些東歐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經驗和教訓，以及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的國際組織南轅北轍的努力。在這些描述的基礎上，斯蒂格利茨批評了華盛頓政經界盛行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倡導國際經濟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開性，要求改革主要國際金融組織。更為重要的是，斯蒂格利茨向權威的經濟學家和國際政策的制定者發出了道德挑戰，指出了他們置華爾街金融資本利益于貧窮國家之上的錯誤行徑，呼吁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向人性回歸。

　　對于《全球化及其不滿》，支持者們強調，它可能掀起一股新的經濟潮流，要用更多的政府干預驅動無原則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而反對者不屑，他們認為這位經濟學家正在販賣廉價的同情。

　　斯蒂格利茨尖銳地批評了IMF在華盛頓一小群精英們的指導下變成了一場災難，他認為IMF帶有強烈的政治性，它持有雙重標準，并常常將政治意識附加在經濟援助之中。

　　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表示同意：“IMF的一些政策只是造就了全球資本市場，它沒有真正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準，甚至使之更糟。”

　　而經濟學家布林克·林塞，則在保守氣氛濃厚的《華爾街日報》上反駁。他說，如果僅僅將1997年的東南亞危機歸結于IMF的錯誤藥方顯得過于武斷；或許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失敗了，但如何面對波蘭在同樣方式下的成功；中國的漸進改革收到了效果，而羅馬尼亞、烏克蘭與大多數中亞國家卻沒有顯著的效果。

　　斯蒂格利茨還強調全球化過分地由公司利益驅動，它忽略了大多數貧困者的聲音。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則不反對全球化。他認為：“如果IBM在三四個國家里運作，而不是僅在一個國家里生產武器，它就被迫要讓自己成為更和平的工具，那就是全球化的作用。”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了一項最新研究表明，到2015年，全球將再有1億人口被拖入每天1美元的貧困境地，現在這個數字是3.07億人，而15年后會增至4.2億人。在最不發達國家中，生活的基本水準甚至低于30年前。“今日的全球化形式是加劇，而非減輕國際貧困壓力”，報告得出了與傳統觀點相反的結論，“窮國的貧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貿易”。事實上，在貧窮國家的GDP中貿易份額已超過40%—高于富裕國家的平均比例。

　　或許自由貿易并未提升窮國的生活水準，我們卻不能終止自由貿易；經濟全球化同樣導致暴力全球化，我們卻不可能封鎖自己；IMF的政策充滿弊病，但人們又都需要這樣的國際組織。所以，盡管對于“全球化是否終結”這樣的問題，不可能有更肯定的答案。重溫歷史也不一定能給出解決現存問題的答案。但至少，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了自己所處的位置。

　　作者 何寶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