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磊

　　最近，接連不斷的公司丑聞讓部分經濟學家的雙重身份受到空前質疑：一方面，他們是著書立說的學者，發表的真知灼見往往被看做“公共良心”的代表；另一方面，由于學有專長，他們又往往在企業中身兼數職，提供的“私人產品”讓他們獲利不菲。企業兼職會降低經濟學家發表學術觀點時的“公共良心”嗎？經濟學家大量擔任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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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商勾結”嗎？“學商式”經濟學家的出現是一種社會的進步，還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請看本期專題。

　　經濟學家公共良心缺失了嗎？

　　主持人：最近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受質疑的現象比較集中，如早前魏杰教授因為“德隆事件”而受到上交所的公開批評，之后由于辭去獨立董事又被部分媒體指責為開脫責任；張維迎教授因為主張電信業開放競爭，同時又擔任中國網 通的獨董，所以被部分媒體指責為代表公司利益發表學術觀點。上述種種現象引起了外界對經濟學家公共良心的拷問，那么，經濟學家的公共良心正在缺失嗎？

　　魏杰：自從我辭去新疆屯河、長豐汽車和南京醫藥等三家公司的獨董職務后，有個別媒體報道我是“開溜董事”，竟然懷疑我與背后的利益集團有關系。我感覺到外界對經濟學家的有些言論是一種人格上的打擊，已經超出了學術范圍。

　　目前，我除了辭去所有“獨董”職務之外，還辭掉了所有與企業有關聯的職務，包括企業顧問，企業咨詢等，徹底回到校園教書、做學問。退出市場的原因就是為了證明經濟學家公共良心的存在，而不是像個別媒體揣測的那樣，認為我做獨董是為了私利，是代表利益集團說話。否則，即使這次大討論過去，只要第三方監督制度還未建立，我隨時會重新接受一次質疑。

　　另外，對于張維迎教授受到的質疑，我也認為是不公正的。他一貫主張電信業放開競爭，如果因為他是中國網 通的獨董，就認為他的這種觀點是為中國網 通利益說話，這是不負責任的。

　　趙曉：我們暫且不討論在相關公司治理事件中，獨董是不是應該受到遣責。至少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掌握充分的證據，能證明有相當比例的經濟學家與利益集團勾結，所以我認為這是個“偽問題”，造成了本次大討論超過了經濟學家的學術范圍，而涉及到個人道德層面上來了。

　　近期對經濟學家的“口水圍攻”中，有一些非理性成分摻雜其中。經濟學家是人不是神，已經從過去計劃經濟中的神壇上走向高效率的市場經濟中，成為單個的利益主體。但是現在外界部分人仍然沒有轉變觀念，對經濟學家期望值局限在傳統的價值判斷上。一旦出現針對個別經濟學家的負面報道，就以偏概全，認為別的經濟學家也有問題。

　　主持人：判斷經濟學家的公共良心缺失有沒有一個客觀標準？

　　郎咸平：國內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但我認為有兩個標準可供參考，一是經濟學家發表的某一個觀點是否具有科學性，是否經過充分的調研；二是經濟學家的言行是否損傷了公眾的利益，就是說你的公共良心要建立在學術良心之上。

　　如果一個在大企業任獨董的經濟學家發表的觀點，經過充分的調研，用數字說話，具有科學性，即使與背后的利益集團觀點相符合，我仍然認為這位經濟學家是有學術良心和公共良心的。但很可惜的是，現階段中國部分經濟學家的言論并不符合上述標準，也就是說他們正在失去公共良心，隨之而來的就是“學商勾結”現象。部分經濟學家打著公共良心的旗號為利益集團做文章，不顧多數公眾的利益，這應該值得人們去深思。

　　經濟學家“私人產品”的尷尬

　　主持人：看來，從不同角度可以得出經濟學家公共良心是否缺失的不同觀點。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學者的商業行為還真不少。有人認為是經濟學家這種商業行為損害了他們的公共良心和學術聲譽，是這樣嗎？

　　魏杰：經濟學家也是人，要買房子，要供子女上學等等。教書育人做研究是經濟學家應盡的責任，通過這些我們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但對企業制度研究比較多的教授，經常會被企業邀請為他們做管理咨詢和戰略梳理，不可避免地要為企業提供私人產品，這是一種商業行為。

　　外界往往把經濟學家的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混為一談，一談及經濟學家的公共產品就馬上聯想到是不是為了謀私利。我這次之所以選擇退出以前所有的私人產品領域，是因為外界對我有誤解，沒有第三方監管標準衡量，我也說不清，只有一退了之，以此證明我的清白。我希望以我的退出和利益的受損，來換回第三方監管制度和標準的建立，來保護其他經濟學家。

　　趙曉：經濟學家提供私人產品其實是一種社會的進步。以前是“官本位”，所以出現注解式的經濟學家；現在正在變為“商本位”， 出現“學商”式的經濟學家并不奇怪。我認為，如果所有經濟學家都退出私人產品領域，反倒是一種社會的倒退。

　　當然，亞當.斯密說過，“人是具有自利性的”，作為經濟學家更具有這種“自利性”，特別是現階段對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沒有一個統一的評判標準的情況下。但是，無論是公共產品還是私人產品，都為社會做出了貢獻。從宏觀角度來講，經濟學家的公共產品為中國改革開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微觀角度來講，經濟學家的私人產品為企業的改革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

　　主持人：在國外，經濟學家的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有沖突嗎？

　　郎咸平：提供私人產品的經濟學家在國外是很普遍的，包括一些投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公司制下的經濟學家，外界把這些公司制經濟學家的行為稱之為私人學術產品，并非公共產品，兩者劃分得很清楚。

　　在外界眼中，這些經濟學家的首要身份是一家投行的雇員，背后總是代表這家投行利益的，所以人們可以理解他的一些行為。但有一點很關鍵，這些公司制經濟學家提供的私人產品必須是經過充分調研的，具有科學性和嚴謹性，有起碼的學術良心，這樣市場才會相信和尊重你。如果你做出的判斷和言論總是與市場背道而馳，傷害了其他投資者的利益，那么這樣的經濟學家在市場中將被淘汰，他的私人產品領域將會越來越少，甚至影響他整個學術聲譽，而不能在業界立足。

　　第三方監督必不可少

　　主持人：經濟學家的公共良心缺失大討論仍在沸沸揚揚地進行，但是我感覺，誠如趙曉先生所說，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存在。業界有良知的經濟學人關注的是，大討論之后，應該形成什么樣的標準和制度，激勵經濟學家更好地為經濟發展和企業進步發揮應有的作用？

　　魏杰：應該建立第三方監督和管理制度。經濟學家所提供私人產品要有規可行，有章可依，不能再這樣混亂下去了。比如獨董制度，目前國內獨董多是學者兼職，經濟學家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對上市公司董事會每一項議案進行深入的調研。我的建議是國內獨董應該職業化，使它真正成為一項職業化的工作。例如建立全國性的獨董協會，建立完善的獨董獎罰機制。有了這些制度體系后，獨董的權責利才會統一。如果這種制度建立完善后，我會重新考慮回到獨董職位上的。

　　趙曉：維護這個市場的一個辦法就是保證市場信息的透明度，形成一個價值判斷體系。把經濟學家的私人產品放在公眾的耳目下，接受市場的檢驗。一個經濟學家可以說錯一句話，但他的公共良心不能多次被質疑，否則將被游戲規則所否定。

　　郎咸平：從國外的情況來看，區分一個經濟學家的私人產品是否代表利益集團，還沒有一個完整的制度可循。我的感覺是，最重要的監督并不來自于官方機構，而是來自于媒體的輿論監督，媒體要堅決地參與到經濟學家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市場的建設上來。對發現的問題要大膽披露，這樣才能使公眾和企業了解經濟學家公共良心和學術信譽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