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劍。

　　走過十年的天則，“已經把辦天則大學提上了議事日程，今年就要有動作了”，這是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的一個信息。

　　學貫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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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蔡元培

　　天則，被公認為國內民間智庫的優秀代表。但是，在天則的前進道路上，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參照坐標，那就是中國古代的書院傳統。不論是其語出《易經?文言》的“天則”之名，還是京城真覺寺內的清幽選址，乃至“君子和而不同”的自勉之辭和自由開放的學術氛圍，天則的書院之風可謂撲面而來。

　　宋代書院，是盛洪心目中的一個典范。在盛洪看來，書院以其對各學術流派的巨大包容，通過援佛入儒、援老入儒，通過各學派領袖人物公開辯論、平等對話的會講制度，實現了宋代的儒學革命，并最終成就朱熹、張軾等一代宗師。而岳麓書院的“朱(熹)張(軾)會講”，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更被盛洪贊為“千古文化盛事”。

　　但是，中國傳統儒學的一個大毛病就是講道理時非常好，但在提具體方案時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

　　盛洪希望借助以理性主義見長的西方之學可以彌補中學的這一缺陷，而且他不認為中國傳統儒學和西方現代科學有根本的沖突。

　　宋代儒學是一個很好的框架。它在強調儒學的基本道德理念時，又強調 “理一分殊、格物致知”，也就是說你不僅要通過內省的方式去探悟天道，還要通過對具體事物的思考、把握甚至實踐和操作去理解這個“道”。這種主張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它完全可以容納現代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而沒有任何沖突。

　　我個人繼承的另一個傳統是西方制度經濟學，它通過一套嚴格的形式邏輯，演繹和形成一套理論體系。在我看來，這套理論體系恰恰可以幫助我們去“格物致知”。西方智庫以其精致的分析方法，針對企業和政府的有關政策進行討論，并提出具體的可操作的方案，這是他們優點，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而由亞當?斯密開創、哈耶克等主張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和中國的道學——老子這個傳統、儒學——孔孟這個傳統，其核心思想也是相通的，都強調所謂“自然秩序”。

　　除了中學和西學，世界上包括印度、伊斯蘭、猶太在內各種文明，都在未來天則大學的課程視野之內。盛洪相信，只有在這樣的立體背景下，才能產生大師級的學人。

　　大師是什么樣的，我們是沒法預見的。但我們知道一點，我們為這個大師提供環境。

　　學在民間

　　“夫學術之事，自有其精神與范圍，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

　　——葉恭綽(民國時曾任交通大學校長)

　　對于學術的發展，盛洪比較了官學和私學各自的優勢。政府在文化上可以作出的貢獻，在于可以依賴雄厚的資源做一些集大成的事情，比如編篡《四庫全書》、《永樂大典》等，但真正重大的文化創新只有可能來自于民間。

　　由于體制原因，政府雖然擁有很多資源，但同時也有很多包括政治在內的條條框框，而思想文化這個東西是最不需要條條框框的，否則必然是窒息發展，窒息創新。創新有時不一定需要多少資源，在書院時代，一個人，像朱熹、張載、王陽明就可以開創并支撐起一個新的學派，且對后世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世界上幾大宗教的產生，也沒有一個是來自官方的。當然，并不是說有了禁區就不能創新，這邊不讓走，走那邊，也可能發現新知，但其可能性肯定要遠低于沒有禁區的民間機構。

　　其二，民辦的教育和學術機構的效率可能會比較高，因為他們的機制使大家更努力去進行學術的鉆研和文化上的努力，并使得學術評價和學術批評的規則更為公正。我們知道，很多所謂官辦的學術機構的學術評價是非常扭曲的，機構里的有些人不見得在學術上最優秀，但是可能在鉆營上更有能力，那么在這種機構中可能是這種人更成功，他們能獲得更多資源，這是機制使然。另外，政府每年的那種不以學術為準則的撥款，也讓這些機構沒有任何壓力，自然也就沒有學術創新的動力。

　　止于至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

　　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盛洪在理性上認同它，在感情上珍視它。談到中國大學在培養人才時的功利主義傾向、忽視文化和道德、棄祖先衣缽而不顧的現象時，盛洪這個經常以冷靜思考、理性分析面貌示人的學者，也不由得提高了說話的聲音，語氣中頗顯激憤與急切。

　　作為中國的大學，竟然沒有把中國幾千年的優秀文化、主流文化包容進來，這是中國教育一個非常失敗的地方。比如說有哪個大學把《論語》、《孟子》、《道德經》作為主要課程來教？這些都是世界級的文獻啊，你竟然把它們排斥在外！你怎么能夠、你何以能夠這樣？中國現在的知識分子和受教育的大學生，他們不認為這是知識，認為好像不學這些東西是可以的，但不學西方那套東西是不行的。我沒有見過這樣的文化傳人，他把他祖先留下的金銀財寶給扔了，然后揀些破鞋爛襪子當成寶貝。把自己祖先文化最優秀的部分排斥在主流教育之外，這是荒誕的，這太荒誕了！這不僅是對中國的犯罪，這是對全人類的犯罪，因為你要把這個文化傳統斷絕了。結果在很多國人眼中，中國文化就是剪紙、鞭炮、餃子等。這些是中國文化，但只是民間文化，沒有主流文化那么精致和成熟，并且在器物層面背后的精神層面被剝離了，而這恰恰是最有價值的東西。

　　盛洪稱那些沒有宗教、沒有道德、只有物欲、只懂利害之人為 “夷狄”。面對這種“禮崩樂壞”，天則沒有止步于抱怨，而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堅持，接繼幾千年的中華文脈。在未來的天則大學里，知識和文化不是混淆在一起的，因為傳統儒家的完人，除了知識和能力之外，更為重要的恐怕是文化和道德。

　　另一方面，文化本身也有知識的性質，道德準則本身也會給社會帶來好處。這個好處就是使社會更繁榮，更和諧，更穩定，其中也有經濟學的含義。我們要像錢穆說的那樣，有著對本文明文化的“溫情與敬意”，但確實也需要考慮功利主義的結果，也不妨用西方的理性方法進行分析。實際上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不可能有完全沒有什么功利價值的文化。一種文化之所以能夠長久保存和發展，是和它對整個社會的功利結果相關的。也正因為有了這種文化，這個社會才會長治久安。

　　天則理想的現實路徑

　　“于日用處著力”—— 延平先生李侗(南宋學者，朱熹曾從游其門)

　　天則，誕生于1993年。十年寒暑，一路走來，冷暖自知。相信天則的生存之道當會給同類民間機構以啟示。記者就此與盛洪展開對話，以圖展示在既有的制度環境中天則的應對方式。希望天則和更多的同道中人都能不斷將理想變為現實。

　　記者：從經濟來源上看，古代書院有院田，西方智庫有社會捐贈，而天則并不完全具備其中任何一個條件，這是不是意味著天則要走第三條道路？

　　盛洪：對！我們肯定在我們現有的條件下來獲得資源。雖然我們沒有院田，也沒有所田，但這個并無妨，“田”實際上就是資產的的概念，天則所要打造自己的資產，應該有其通過市場經濟規則能夠獲得資源的、安身立命的方法，這和院田是相通的。

　　天則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但我們的學術研究有三塊副產品。第一塊是咨詢，用學術研究的結論、結果、理論方法、分析方法來為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提供咨詢，這實際上有非常大的收入。第二塊是傳媒，傳媒本身就是資產，在市場經濟下做好了也能賺錢，因為天則這里出創意、出思想。我們有“中評網”，是一個按贏利模式建的網站。雖然沒給我們賺什么錢(笑)，但這個定位是有的。第三塊是教育培訓，從受教育者個人看教育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也有它的商業性質，我們可以通過辦教育獲得一些收入。另外我們還會從一些基金會獲得一些支持。也就是說，我們能用什么樣的方式，就用什么樣的方式，目前來看支持天則所的運轉應該沒問題。

　　記者：現在的天則在名稱、選址、題詞等方面繼承了書院遺風，而在組織功能和運行方式上更接近于西方的智庫，這是不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和安排？

　　盛洪：也不能這么講。制度，有的時候，說得極端一點，是自然產生的。在創建一個機構的時候，創建人必然使用原來所熟悉、所理解、所認同的制度資源和組織資源，而不能超越自己來設計一個制度或一個組織。所謂自然的含義就是這樣。而在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這個機構又會不斷地被賦予一些新的特性，這些特性與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和重大的參與者的個性相關。這不是一個人，而是若干個人，這若干個人對組織制度的理解都有不同，最后的結果是這些人互動的結果，不太可能是事先刻意地去設計然后形成的。

　　記者：在目前國內大多數民辦高校還處于一個為招生和生存而發愁的階段的時候，天則大學的高遠理想又將通過什么路徑去實現呢？

　　盛洪：天則在學術上有自己的聲譽積累，很多學者也比較認同天則的理念，一旦我們能夠融到資，并獲得舉辦大學的牌照，我相信我們的起點比其他大學要高，這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我們有理想，我們也很務實。我一直強調的宋儒、尤其是朱熹的思想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日用處下功夫”。比如天則大學最初的院系和專業的設置上，要考慮和市場的人才需求相關，同時又要非常適合我們的優勢資源，這樣就可能帶來一些最初的市場上的回報。我們批判“唯”物質主義、 “唯”功利主義，但恰當的物質主義和恰當的功利主義還都是需要的。其實儒學也是這樣，并不否定“利”，只是說要超越“利”，我們不能有烏托邦的那種幻想，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是比較腳踏實地的。

　　這些想法也來源于天則十年的實踐。

　　2004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