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凱的去世，讓我非常沉痛，也非常震撼，因為他是我們這一代人里第一個沖向世界也是第一個離開世界的人。

　　我和楊小凱一樣，這幾年有非常大的緊迫感，覺得來日無多，想做的事卻很多，所以有的時候說話可能非常激烈，并非認為自己了不起，而是認為自己差距非常大，特別是和楊小凱相比，我自己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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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問題上我是非常明確的全盤西化。但是經濟學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經濟學，哪一條道路適合中國的國情，有很多的辯論。就這個情況我講講我所了解的楊小凱。我理解的楊小凱，他首先是一個政治家。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以天下為己任，這在楊小凱身上體現得非常明白，他做經濟學不是為了拿終身教職，不是為了個人榮譽，而是為了改造中國。我最早知道楊小凱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當時我們都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參加文化革命，很少有人反思毛澤東思想本身有什么問題。所以當我第一次知道湘江風雷的楊曦光貼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的時候，我非常震驚，我認為這是文化革命當中除了個人攻擊以外，唯一有思想性的東西。當然那時候的楊曦光思想非常的左，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則，而認為毛澤東領導的農民式的革命還不夠徹底，所以他實際上提出“二次革命論”，要比文化大革命提出來的目標——打倒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還要徹底。所以我對楊小凱的第一個印象是一個革命的理想主義者。

　　我后來見到的楊小凱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但是我對他當時的目標和勇氣更加印象深刻。我已經不記得第一次見到楊小凱的具體時間。我看到了他寫的《經濟控制論初步》，我知道當時中國有幾個人要把控制論用到經濟學里面去，我一個，當時的金觀濤一個，都是大學生，但是還有一個連大學都沒有上過的楊小凱。而實際上用科學工具并不是目的，只是一個用以討論中國和世界的基本問題的手段。所以我當時對楊小凱印象非常深刻。從數學方法上說，作為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人，能夠首先把控制論用到經濟學上去，這已經非常不簡單了。但從那里面反映出來的雄心和思想光環更讓人感到震撼。

　　我是一個很驕傲的人，佩服的人非常少，但是我對楊小凱的佩服是真實的。

　　第三件事發生在留美經濟學會。留美經濟學會前兩屆我沒有參加，實際上我和楊小凱一樣，一到美國就希望組織中國的留學生，組織最關心國家命運的同學討論、研究中國將來的命運和走向。我去過哈佛、MIT很多次，組織過討論，有很多高談闊論之士，但沒有多少像楊小凱那樣堅定的要做實事的人。等到我知道留美經濟學會成立并要參加的時候，當時我發覺留美經濟學會外面看很熱鬧，內部面臨著嚴重的危機。原因是經濟學會一旦有影響，就會有人拿來把它變成自己的工具。當時有人似乎要改變留美經濟學會的方向，最好取消留美經濟學會，還有人想要把它變成個人成名的工具。楊小凱從來沒有做過留美經濟學會的會長，但是這一次我感覺到他是留美經濟學會創立時期的靈魂人物。

　　那一次楊小凱和于大海來找我，動員我去競選會長。當時我剛從醫院出來，我知道我如果競選會長我的身體會經受不住。但楊小凱向我分析了學會的形勢，認為我有責任這樣做，而且給我談了他個人的經歷。那次我非常感動。可以說我是在楊小凱個人的使命感和對全局的清醒的認識的感動之下出來競選這個會長，后面發生的事情我就不用說了。我覺得到今天留美經濟學會沒有垮臺，沒有變成一個政治斗爭的工具，也沒有變成個人野心的工具，而變成了在中國堅定的傳播經濟科學——我不愿意用西方經濟學這個詞，天下沒有東方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只有科學——同時堅定地推進中國改革，我對楊小凱有非常持續和深刻的印象。

　　每當發生危機，是顧及個人利益還是推進中國改革的事業，我永遠覺得后面有一個人，有一個良心，也是一個個人的朋友在召喚。這個人雖然經常和我有爭論，但也是唯一可以和我爭論又讓我尊敬的人，這個人就是楊小凱。我覺得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中國的知識分子，好的方面是有使命感，以天下為己任。差的方面也是使命感，把做官、從政作為自己的最高成就，為此不惜犧牲學術的獨立和學術在世界上的地位。

　　到今天為止，包括我本人，也很難擺脫中國文化的傳統。每次碰到到底是科學第一、學術第一還是從政第一、以當謀士為榮耀，中國知識分子經常擺脫不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自己也非常愿意參與政治，但是到現在為止，還能夠堅持學術獨立，我認為得到楊小凱深刻的影響。我覺得楊小凱在文化革命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而且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想要回到巴黎公社。經過坐牢的死亡邊緣上的經驗以后，到了西方，我認為他成為非常堅定的原教旨的自由民主論者，希望像西方一樣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機制。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我并不知道，但是他非常堅定的探索。

　　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經濟學家，但是令人驚異的是，他把大量的時間用于發表他在文化革命中的回憶錄，而這里面的思考包括對人生的觀察，討論監獄里面非人性的行為，對社會基本理論的探討。在這個問題上我和楊小凱有比較多的爭論，但是我認為他的執著，他對中國和人類命運的關心，這種使命感很少在其他經濟學家身上看到。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他在我們這一代人里面是一個先驅者。

　　但是有一個問題我不知道楊小凱是怎么想的，我沒有問過他，但我想問過，他既然那么執著于政治，為什么不投入國外持不同政見者的運動，而是非常堅定地要創造一個主流經濟學里的中國流派。這是為什么？膚淺的解釋可以猜楊小凱想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也不是什么壞事，中國想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中國百年鴉片戰爭以來，只滿足于介紹、宣傳西方的理論，認為用到中國就可以研究中國問題。想要用中國的經驗來修改、發展、甚至挑戰主流經濟學的，而且步向成功的第一人我認為是楊小凱。兩三年前我們經濟研究中心紀念嚴復翻譯《國富論》百年，臺灣有個學者回顧中國經濟學的百年發展，他分析統計哪些人在主流雜志上發表文章。我后來問他，中國人有什么突出貢獻，他說沒有。我當時聽了非常難過。當時的截止時間太早了一點，如果再晚一點我覺得楊小凱的名字應該列得進去。

　　還有一件事情對我提升經濟學的視野和思想有非常大的好處。我1989年在奧斯丁組織了一次非線性動力學和演化經濟學的國際研討會，當時也是普里高津——布魯塞爾學派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學派想要挑戰主流經濟學的一次嘗試，來了很多的名家，包括做世界體系的沃勒斯坦等。當時讓我非常驚奇的是楊小凱并不做復雜科學、非均衡這些問題，但是他非常積極的參會，而且非常積極地推動把他的論文列入文集。

　　而他做的工作恰恰是研討會的主題之一，就是勞動分工。我也是在那次會上知道楊小凱的超邊際分析，而楊小凱也和我做了非常長的討論。所以我當時意識到，同樣在美國留學，大多數人是追隨主流派做一些時髦的題目，但也有人在思考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回到阿倫•揚的勞動分工問題，要想在這方面突破。勞動分工是經濟學自亞當斯密以來的主題，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所忽略的。非常遺憾的是，當時我只是一個博士后，主編是Richard Ray，他也是非常好的做混沌經濟學的鼻祖。他說楊小凱的問題是非常先進的，但超邊際分析實際上是均衡理論的推廣，還是優化理論，不屬于我們這個學科的方法范圍。我們這個學科是連優化也要否定的，所以就沒有把他的文章列上去。

　　當時我感到非常遺憾，還擔心小凱會不會就此氣餒。后來我發現小凱不但沒有氣餒，而且更加執著的和主流派對話。他后來找到了芝加哥的舍溫•羅森，后來還找到了布坎南，找到了阿羅，使他的東西從非主流進入了主流，而且還舉行了國際研討會。他雄心之大，想要模仿阿羅，還要動員學數學的人把他的理論變成公理化體系，而且向已有的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進行挑戰。雖然有些人認為他言過其實，在學術上過于激烈，但是我個人認為，在座諸位，包括我在內，缺乏楊小凱這種勇氣、執著以及和主流經濟學家對話的能力。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楊小凱比大家所公認的在學術上有貢獻的其他人都要走得遠。所以即使楊小凱不在了，我希望其他的人能夠發揚他的精神，在中國這20年，甚至100年有天翻地覆變化的時候，中國經濟學家的貢獻不僅是做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注解，還有自己的貢獻，就是告訴世界中國的經驗帶來什么東西。當然這個貢獻有可能是發展楊小凱的理論，也有可能不同于楊小凱的理論，但是我覺得楊小凱的雄心和遠見是這一代的中國經濟學家、下一代的中國經濟學家要繼承的。

　　楊小凱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人格。中國人有個毛病，人在的時候都是批評，人不在的時候都是歌功頌德之詞。我覺得楊小凱不是這樣的人，楊小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非常實在的人。我覺得我和楊小凱打交道，我和他爭論是最快樂的。為什么？因為他是一個真實的人。不是中國的文筆之下的完人。一個人的特點就是一個人的優點，也是一個人的缺點。楊小凱可能沒有得病以前就意識到自己的雄心這么大，人的生命卻這么脆弱有限。我看到楊小凱那么拼命，我說，難道非得弄到把自己的生命催到快要崩潰，他還是笑了笑，虛心接受，堅持不改。

　　后來我想我自己大致也是這樣的。有的時候我覺得楊小凱是一個比較矛盾的人，一方面以他的大才，他的經歷，他應該是非常狂妄的，但是和他討論，他能夠容忍很多不同的意見和他爭論，又非常謙虛非常平和。有時候看他對自己的評價，非常自信，很多經濟學家都不放在眼里，我覺得就是狂妄。

　　有時候他又十分謙虛，我講一個非常深刻的例子。我認識張五常，知道張五常的工作，就是從楊小凱那里知道的。但是他到港大和張五常爭論，不認為應該論資排輩，不認為是師長就不能夠公開爭論，這種西方式和東方式的道德在楊小凱身上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混合。我想我大概不會有時間寫一個小說或者一個回憶錄，但是如果要寫的話，我覺得楊小凱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人，而且是非常值得懷念的人。

　　小凱臨終之前兩年，發了一個Email給我，說他有很多懺悔，然后加入基督教了。我覺得這件事情也非常有意思。我一直在研究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異，中國這個民族是沒有宗教的，但是西方的科學思想很大程度上和猶太教的信仰有關系。最近西方有很多辯論，說市場經濟要是沒有信仰的話，如何建成市場經濟？楊小凱這件事情開始讓我很驚奇就是我想小凱是一個非常有信念的人，非常有科學經驗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得病以后還是得病以前皈依基督教的，但有一條我很欣慰，因為我前面講了我覺得楊小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把他的身體摧毀掉了，但他皈依基督教以后，心情平和了很多，而且對自己以前的很多問題還作了懺悔，而且把這些懺悔Email給了很多他以前的朋友。

　　當時我想，中國人一般都是一旦有成就都要把自己裝的高大，再把自己的缺點都掩蓋。像楊小凱這樣一個誠懇的人，最后走到皈依基督教，懺悔自己，還寫給自己的朋友的人太少了。雖然我不會皈依基督教，但我想科學本身也是一種信仰，相信世界是可以用數學和實驗方法認識的，這是一種信念。我覺得作為他的一個故事，在走向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上他的心路歷程，這件事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不愿意為了假裝他的人格的完美而不提起這段變化。

　　我覺得小凱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的豐富的、矛盾的、不斷改變自己的這樣一種性格。而這種性格在中國傳統文化下實在是太少了。我希望如果我有機會在臨終以前進行懺悔的話，能夠有楊小凱這樣的勇氣，面對自己的人生，想想哪些是追求過而沒有達到的問題，哪些是應該追求而沒有追求的問題。我希望講這些話不要被人誤解我妒嫉楊小凱，和他爭論或者對他有偏見。我認為留在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對人真實地記錄，對他成功地記錄，失敗的紀錄，從來沒有人能夠判斷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敗。昨天認為成功的，明天可能會認為失敗；昨天認為失敗的，明天可能認為成功。

　　我覺得楊小凱這樣的人，他的一生，他遭受的苦難，他走過的曲折的道路，對我來說像是人生的一堂課，從中可以得到不同的啟示、不同的教訓。每過一個時代，會讓人對他的生命的意義有不同的解讀，有不同的啟示，而且鼓勵后人走得更遠，能夠實現他那未能實現的目標，就是讓中國和世界將來變成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更公平的社會——為有才能卻不得志的人創造更多的機會，給那些高高在上、有權有勢有財的人一個限制，不能讓他們壟斷一切權力，讓社會不斷的改革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