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學院模式的經濟學思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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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16日 10:25 中評網 | |||||||||
盛洪 大家上午好!我非常感謝會議主辦方邀請我來做一個發言,我感謝主辦方和城市學院對我的信任,因為作為個人來講,我在在座的所有人中,是教育方面的一個門外漢,而不是專家。在座的都是獨立學院的領導,專家,教育學界的權威。我實際上是一個研究經濟的,我和教育打交道,當然是我讀了書,上了大學,上了研究生。近幾年,我對教育也有些思
我的題目是《關于獨立學院的經濟學思考》,我大致有一些想法,這些想法是對我國的教育領域尤其高等教育的大致想法。應該說,和大家相比,和教育界專家相比,(這些想法)是比較粗淺的。第一點,我國高等教育面臨挑戰,有幾個方面,胡教授剛才講過很多了,我是一個基本的、在表面上的一些看法。一、我們面臨挑戰是我們在國際教育的競爭中處于劣勢。從國際排名來講,中國的大學排在非常后面。而且應該說,這些年我們高等教育取得很多成績,確定培養出了許多新的大學生,但是我們在最高端上確實缺乏競爭力,包括我們沒有出現真正的大師、真正的大家,我們也沒有出現過諾貝爾獎獲得者,這一點上,我們比不上印度。我們知道,印度應該有不少諾貝爾獎獲得者,包括經濟學家森。第二點,我想講,和國內其它領域的改革相比,經濟領域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造就了我國持續二十多年的經濟奇跡,這個奇跡使我國迅速地,從一個人均收入相當低、技術水平和生產力相當低這樣一種境況,走向一個世界經濟大國。大國的含義,就是使排在前面的國家,像美國、日本,對我們感到憂慮,感到我們有威脅,都要求我們改變各種條件,包括人民幣升值等等。總體而言,應該講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非常成功。在這樣一種成功的對照下,我們看到的是教育體制改革的滯后,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這種滯后反過來講,其實是制約了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們現在有非常強的競爭力,但這種競爭力主要表現在低端產品上。我們的生產、我們的產品,主要以模仿為主,缺乏創新。我們還缺乏自主的知識產權,這點是非常非常明顯的。我們現在只能當世界工廠,不能當世界的設計所。第三點,我國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對形成新的中華文化的需要,這是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來看的。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從現在的角度看,是“禮崩樂壞”。實際上中華文化現在沒有形成新的主流文化。我們培養的學生不僅在知識結構上,還比較陳舊;知識貧乏,還道德低下。我想要非常強調這點。我所接觸的我們所謂第一流的名校,它的學生很普遍地有撒慌的習慣。我們天則所聘過一些名校的學生,這些人撒慌是家常便飯。和你承諾得很好,轉眼就要變。這種情況非常多。我自己的母校,我聽人講過,剛才這個學校我不點名,我自己的學校是人大,最近聽我在那兒任教的同學說,作弊到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地步,沒有辦法,為了防止作弊,學校采取一種制度,本班班主任不得不監考本班,結果學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換著班去替考。這種情況,我在學校的時候,雖然我不認為當時我們是很自律的,但對這種情況是聞所未聞。我覺得這是非常成問題的。而社會經歷一個巨大的轉型,尤其像中國這個社會,正在經歷巨大的轉型,它必須形成適應于這個新的轉型的社會形態的新的文化、新的主流文化,這在中國的歷史中來說,有過先例。包括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形成的先秦儒家文化、唐宋以后社會變動導致的宋代的儒學革命;在歐洲也是這個情況,從中世紀走向近代,也形成了新的歐洲文化。實際上一個社會呼喚著新的文化的出現,它的載體就是我們的教育機構。第四點,我們目前經歷的時代是技術變革和制度創新、發展得非常迅速的時代。這個時代對新的知識結構、新型人才有著非常快速的變化和需求。從經濟上來講,這樣的需求對高等教育也是一種挑戰,尤其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我們的人才,包括政府人才、企業人才,都要有重大的知識結構上的變化,包括現在出現的非常快速的經營創新和法律秩序變革,都需要對知識結構有新的調整。 第二,我想講講我理解的我國高等教育的體制問題。因為我是搞經濟學研究的,我就拿經濟改革作比擬,這可能會相對好點,對我來講,我更容易理解這件事情。我國的高等教育體制大概就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跟我國過去的經濟體制問題應該說基本是類似的。第一個問題叫做計劃經濟;第二個問題叫做國有企業。我覺得這是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實際上它的含義是,在現在我國的高等教育中,其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直接干預還是非常強的,其中包括像院系設置、專業設置、教材、招生人數、辦學資格、考試標準、教師資格等,這些都是由政府部門直接控制和干預的,很類似于計劃經濟時期,計委、主管部門對企業各個方面直接的控制和干預。包括對企業的產業方向、產品的設計、企業的產量、對產業的準入、企業的質量標準等,這種體制下,結論其實很簡單,我想這個比擬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它有可比之處;另外一點,這種比擬更加強了這種計劃經濟的弊端。因為高等教育的產品就是學生,而學生是一個國家經濟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最活躍、最有創造力的生產要素。這種生產要素卻在我們生產產品的機制已經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仍停留在計劃經濟中。這樣一種狀況,使得計劃經濟的弊端加得更多。關于它的弊端,簡單地講:它的資源配置是扭曲的,因為是由政府來全面控制它,不能響應社會對人才需求結構的變化;第二,就是調整起來非常困難。因為是由政府來調整高等教育的教學結構、院系配置和專業配置,困難程度是非常高的,很類似于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的中央政府去調整產品價格和產品結構,難度非常大,因為每次調整都牽扯到前后左右的關系。舉個極端的例子,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央政治局曾經為火柴的價格開過會,最后的結論是不能定下來要不要去調整火柴的價格。很顯然,是因為調整成本太高。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弊端,就是普遍的尋租現象。政府管制越多,其實政府設租越多,其中的某些官員,包括和我們入學、畢業、就業等等有關的人員,利用這樣的體制尋租,出現大量的假文憑現象、考試作弊現象,出現了教育腐敗。這些問題是更為嚴重的。第二個問題是說,現在的經濟改革中,民營企業在逐漸壯大,國有企業逐漸在退出,它的道理何在?就是國有企業的這種產權制度本身就存在委托—代理問題,它不能有效激勵管理者,也不能激勵教職員工。還有一點重要的弊端在我國的高校中非常明顯,叫做耗竭品牌資產,牟取私利。這很類似于當初在國有企業中搞的一些承包,國有企業有它的聲譽,產品有它的品牌,很多搞承包的人可以犧牲國企的品牌,國企的聲譽,來為個人牟取私利。現在在公立高校中有一些這樣的現象,打著公立高校的品牌,辦各種各樣低質量的班,為了個人創收,在耗竭公立學校的品牌。很多學校的牌子已經被砸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第三,講講我所理解的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我覺得大致就是兩個方向:一個是民間化,是指從以公立學校為主走向公立學校和民辦學校并行的方向上去。一個國家,不僅需要公立學校,也需要民辦學校,民辦學校應該占有相當的比重,其中包括從公立到民辦之間的狀態,包括獨立學院這樣的狀態。原因在于,一是國家辦教育和民間辦教育是各有優、劣勢的。我們必須明確地看到,國家辦教育,能夠集中資源,能夠有大的投入,能夠提供基礎性的教育,也能做一些集大成的文化事業,比如像明代的永樂大典和清代的四庫全書。但另外一方面,國家辦教育也有它的弊端――缺乏創新活力。這是難免的,因為官方有主流意識形態,可能會妨礙思想從各個方面去發展,妨礙創新。從歷史上看,別看民間的教育機構比較小,對一個民族最有影響的文化創新都是在民間發生的。剛剛我提到兩次,一個是春秋時期孔孟儒學的形成,它不是在政府的官學里形成的,而是在孔子的私學里形成的。宋代,儒學革命不是在官方的書院里誕生的,而是在民間的書院里誕生的。當時的民間書院雖然很小,但是出了宋代儒學的大家,像朱熹、張載、蘇軾等等。這些人都出自民間的書院,出自民間的教育機構。再有歐洲的大學也是如此,主要是以民間大學為主。歐洲大學,成就了歐洲的文藝復興。這些都是要強調的,民間辦大學和國家辦大學各有優、劣勢,所以公立和民辦要并行。我覺得還有一點,辦民辦大學和獨立學院還有一個重要意義:僅靠公立大學自身的改革,沒有足夠的動力。我們在經濟領域中也看到這一點,我們僅僅推動國有企業去改革,一般來講缺少動力,但是如果推動民營企業的發展,它反過來會對國企形成競爭壓力,為國企的改革提供壓力和動力。我們強調民間化的方向,本身包括了對公立大學改革的推動。“工夫在詩外”。 第二個方向是競爭化,不叫市場化。剛才胡教授講得讓我熱血沸騰,他講了一條非常可行的、為獨立學院甚至民辦大學融資的一條道路,我覺得胡教授講得非常好,但不夠全面。我覺得教育領域確實是一個獨特的領域,現在有很多爭論,包括潘教授講的它有公益性,有產業性。按經濟學的含義講,它有某種私人物品的性質,所謂私人物品,就是私人可以排他的去占有和消費這種性質,比如個人去上學,他對自己的人力資源進行投資,這種投資完全是自己享受了,這個情況下,是可以由企業來辦,辦成盈利性的大學。但是同時,大學又兼有公共物品的性質,個人不可排他的去占有和消費,包括一些尖端的學術和文化的研究,這些研究是不能直接賣錢的,像孔子的研究,愛因斯坦的研究,不能直接賣錢的。但這些研究對一個民族的發展,對社會的發展非常重要,這時就不能簡單地由企業來投資的。當然還有人去繼續去分:在大學里哪些部分可以作為產業,哪些部分可以作為公益性質的事業,這種劃分也有意義,比如大學的校園,大學的校舍、設備,可以作為產業,可以出租給進行教學的大學。大學教育本身,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間的狀態,或者說介于公益性和產業性之間的狀態,它不完全是產業化的領域。不能簡單地說成市場化,我就認為是競爭化,那這個含義是什么呢?其實即使有公益性,也不見得要由政府來壟斷,也不見得不能競爭。最基本的一個模式,和剛才胡教授講得不太一樣的,是非營利機構之間的競爭,這個概念可能在中國可以還比較少,其實很多國家的大學都叫做非營利的組織,而非營利組織并不是沒有盈余,而是沒有分紅。它們靠各種社會捐獻,民間基金會的支持,主要的競爭手段就是將學校辦好,辦出名,然后能夠贏得更多的社會捐款和基金會支持。這就對它們內部的教學質量和效率提高產生壓力。另一方面,由于它們并不以營利為目的,它們又會對公用性知識的研究有較多投入。 所以我國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其實就是剛才說的兩個方向,一個就叫民間化,一個叫市場化。民間化、市場化最重要的一個表現就是民企的大量進入,迅速成長,反過來構成對我們國有企業的一種競爭壓力,迫使國有企業也要進行改革,那么在我國高等教育領域中呢?這樣一種模式好像行不通。我覺得這是我們教育領域中的特別的地方。當然我在這方面不是有特別多的研究,但我可以引證兩個人的觀點。一個就是張維迎的,張維迎是一個經濟學家,他是北大的校長助理,大家也知道,他這兩年在推進北大的教育改革。他有這樣一個觀點,他說其實北大有這樣一個牌子,假如我們北大所有的員工都不努力,那么我們北大要垮下來也是不容易的,一時半會兒也垮不下來,垮下來大概要也是需要二、三十年。什么意思呢?他說學校這樣一種特殊領域,高等教育這樣一種特殊領域,它的聲譽要取決于它的產品的聲譽,它的產品的聲譽是它畢業的學生在以后的工作中的表現。而它現在的聲譽是它以前的畢業生在工作中的表現。那么現在的聲譽實際上是過去幾十年很長時間積累下來的。而要想敗壞它的話,其實要靠:首先是由于全體教職員工不努力,使得我們教學質量下降,最后導致北大的牌子倒下來。但是這個時間十分漫長,是因為在現在,大家知道,所有的高考志愿的最高理想就是北大、清華。這是一時半會兒不會變的。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高等教育的特殊領域中,一會半會兒是砸不了他的牌子的。所以大家是可以不努力的,反過來說,大家沒有改革的動力。我覺得這是一個原因。 那么第二個因素,我的一個朋友叫華生,他是一個民辦學校的校長,他也提出了一個教育領域改革和經濟領域中的國有企業改革不一樣的一種看法:在經濟的領域中,國有企業逐漸成為獨立法人,而且政府給它斷了奶。即政府不再對企業的虧損進行支持。但是對于公立高校而言,政府的財政撥款一直都沒有停,雖然比例可能會減少。那么在這個時候,一個民辦的高校就很難與我們的公立高校進行競爭了。因為它沒有不斷的財政支持,至少在教育市場,如果一個公立高校不能獲得足夠的補償的話,至少政府的撥款應該說是能夠讓它度過難關的,而民辦的高校完全要靠自己去掙,自己去掙就很難與有政府財政撥款的公立高校進行競爭。所以總體而言,中國現在教育改革的實踐似乎證明了這一點,就是說我們雖然這些年一直推進民辦高校的發展,但是民辦高校基本上來講,是沒有形成氣候的,沒有形成對公立高校的競爭的態勢,這是一個事實。據有些人講,我也看了一些資料,基本上第一呢,民辦高校要在財務上打平就要靠學生數量,就是要靠規模經濟性,就是經濟學家所講的規模經濟性,我得靠學生數量,大約得上一萬,民辦高校的財務才能打平,但是這個時候又很難保證生源的質量。我覺得這就是它的數量,它的質量和它的聲譽之間形成了矛盾。第二就是大量地去使用公立學校的兼職教師,才能降低它的成本,它是養不起自己的專職教師的,至少養不起很多的自己的專職教師的。所以說這條路是十分艱難的一條路,它和經濟的領域的民營企業的崛起是很不相同的。 第五點,我就講一講我關于獨立學院的大致的想法。在這種背景下,殺出了一個獨立學校。我覺得這種獨立學院恰恰是民辦高校崛起和公立高校改革之間的第三條路。那么第三條路有它的很多好處,它使得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有了一條可行的改革道路。我覺得第一點就是它借用現有公立大學的品牌,這是很重要的,這就是剛才講的張維迎的觀點,就是說,一個新辦的大學很難和現在的大學進行競爭,她沒有非常高的投資,沒有相當長時間的積累,是無法競爭的,因為你沒有形成品牌,你形成品牌還要相當長的時間,它跟企業的崛起不一樣,一個企業的崛起只要有一個好產品,在中央電視臺做廣告,一下子就能名滿天下。立刻就可以崛起,這些年我們看到了很多這樣的企業。但是大學是不行的,如果我們走獨立學院的道路,在這個時候,我們借用已經成熟了的大學的品牌,就可以跨越形成品牌的艱難時期,有利于獨立學院在初創時期立住腳跟。第二點呢,當然是利用公立大學已有的教學資源,這個也是很重要的,第三呢就是吸收民間的資金,同時又有競爭壓力。這是和現有的框架還是不一樣的,現有的公立大學的競爭壓力是不足的,改革動力是不足的。但是作為獨立學院,又和現在的公立大學有聯系,又有區別。這樣它反而有更多競爭壓力。在這個時候,它又形成了獨立的法人機構,就能為探索新的教學機制奠定基礎。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說,它能吸收公立大學的一些好的資源,同時又能避免公立大學的一些缺陷。第四點,其實這樣一種模式本身,剛才胡教授也講了,在很多國家應該說它不是一種過渡性的一種形態,而且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形態,比如像印度,剛才胡教授也講了,它本身也已經成功地形成了一種官民合作的體制,就是公立和民辦的合作的好處,前面潘教授、胡教授已經講了,剛才我也已經講了,它是有優勢可以互補的,這樣呢可能它本身能成功。第五,如果獨立學院不斷發展,迅速崛起,反過來會對現有的公立大學形成競爭,也會推動我們公立大學的改革。 第六點呢,我再講一講我們獨立學院前景發展的方向是什么。當然這也是很不成熟,時間也比較短,我就大致地把握一下吧。第一呢,實際上獨立學院一方面,剛剛潘教授和胡教授也已經講了,我們教育部是鼓勵我們要在幾個方面獨立,獨立校園啊,獨立文憑啊,剛才胡教授還提到的獨立財產,財產要清楚,我覺得這幾方面都很重要。我覺得還有一點,它還要有它的文化含義。實際上包含了一種文化含義,就是在文化上,更加放寬,文化上更加寬容,讓民間來辦這個大學,實際上就包含了這樣一種文化兼容的含義。那么這種含義其實和大學精神應該說是完全吻合全的。這個大學精神大家都說了我就不說了,什么兼容并包等等。而這種精神本身其實是一個大學、一個學院發展要學術、發展理論,要進行學術文化創新所必必需的。正因為,實際上一個民族的學術發展是要向各個方向去探索,而哪個方向是正確的方向,我們其實事先是不知道的,政府也是不知道的。如果一個社會,一個文明,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只規定朝一個方向走,它就可能會錯過創新的機會,因為創新的方向,創新的具體的內容和形式,是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而只有我們在一種文化寬容的背景下,我們朝各個方向去發展,朝各個方向去探索,而且沒有禁區,我們才能真正培養出大師。如果一個人,他只能吸收某些人規定的某些文化養份,而不能吸收另一些的話,那么,他不可能是一個大師,大師一定是對各種文化養份各種文化基因全都學習和吸收的人。所以我們說大師第一不是計劃出來的,第二不是錢堆出來的,他是一種大學的氛圍培養出來的。我覺得這是一點想法。 那么第二點想法就是說我覺得獨立學院怎么能夠進一步發展,怎么能夠進一步走向成功的,它的核心策略是什么。我覺得獨立學院一個最重要的一點,剛剛講了很多獨立,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的聲譽獨立,其他獨立肯定都是它的經濟和法律關系,當然作為大學,最重要的是它的品牌,它的聲譽,他的聲譽獨立。那么這是什么含義,這個含義就是說其實在我過去幾十年的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我們在這個方面是有弊端的,這個弊端就是說其實大學的各個方面,包括我們的大學的招生的指標啊,學位的指標啊,我們的專業的設置啊,我們的教材的安排啊,甚至我們教授資格認定,不是大學本身來認定的,它是由我們的政府有關部門來認定的,這個認定包含的含義就是實際上由我們政府有關部門去擔保大學的聲譽。在這種背景下,其實大學沒有動力關心這個聲譽。所以才出現了我剛才說了有些大學就是在損害大學聲譽的情況下,去謀取大學一部分人甚至更多一部分人的利益,剛才講的,辦各種各樣的不負責任的,質量很低的各種各樣的培訓班,等等。招生也很可能是為了錢,甚至可以給一些不夠格的人畢業證等等。那么這些都是這樣的問題,正是因為他們不對自己的聲譽獨立負責。所以要對獨立的含義進一步挖掘,最重要的是聲譽上的獨立。也就說,將來我們評……比如說像浙江大學城市學院這個名字時,我就能對它有一個判斷,我只要看到它的畢業證書,我就能產生一種信任感,那么這個東西要靠大學本身對自己的聲譽的責任來實現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獨立學院再往前走,要在競爭中獲勝,就是要靠它的品牌戰略,說白了,這個品牌可能就不只是包含了,剛才胡教授講的知識大眾化教育。我們也有可能是精英教育,可能培養出尖子來。我們的定位不能太低。而且我剛才講過,更有可能涌現出大師的,不是政府的公立大學,而是民間大學,而且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獨立學院還要走向創品牌,走向研究型的這樣一個道路。我們不僅局限于,當然是我個人的想法,我們要不僅局限一般本科生的教育,也要包括研究生的教育,我們還要去聘請那些名教授,形成我們的品牌。那么第三點呢,就是說在這樣一種獨立學院的機制下,我們就應該更注重去探討各種各樣有關教育和學術的激勵機制,剛才我其實已經講過有關要包容,要公平的學術批評制度,要公平的理論間的競爭,要有競爭性的資金捐獻制度,要有競爭性的基金會制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還有恰當的知識產權和知識公用的制度,這些都是要繼續探討的,我們在制度上要繼續探索,怎么來創立我們的名牌。 最后一點,我想講的是獨立學院的發展可能要對我們的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和我們的有關政策的走向提出一些要求。我覺得第一點是,獨立學院應該名副其實,應該更多獨立,獨立的含義就是獨立于過多的政府管制。我們的政府能不能在這方面做一些實驗,減少過多的對高等教育的直接控制,包括招生名額啊,學位授予啊等等,專業設置啊等等,這些一系列的東西,獨立學院是否應該更為獨立,讓它名副其實;第二點我覺得是要鼓勵企業捐贈制度的發展,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這種捐贈制度是和相關的稅制有關,就是說我們企業想捐贈教育的這些款項,應該是免稅的。這些東西應該有相應的法律來保證。同時要鼓勵發展民間的教育基金會。我講的是側重,剛才胡教授講的上市公司,當然我想還有很多這樣的企業,這些企業家一生積累自己的財富,轉化為對教育的一種貢獻。我一個朋友說:我是養雞的,他提供超市里的雞蛋,但是我總不能給我的后代留下一個雞場吧,我還是愿意留下一個學校的。那么在這個時候,他們已經不簡單是以營利為目的,也就是說這些企業家,在商言商,他們的企業肯定是要營利的,企業的性質必須要是營利,但是作為企業家個人來講,他們本身也具有公益心,這一點要注意看到,那么當然還有,我們的企業家逐漸成長為一代企業家,企業家也有一個交接的過程。當然在其他國家,比如美國,他們的遺產稅應該說是比較重的,很重的遺產稅使他們不愿意把積累的財產交給第二代,他們寧愿把財產捐出來,那么所以當然了,很多美國的基金會的目標就是富翁的遺孀,他們去進攻她們,然后來獲取富翁的遺孀給基金會的贊助。而我覺得在中國,我們現在的問題是:第一,我們沒有對捐贈制度有關的稅制方面的優惠安排,第二,我們不鼓勵這樣一種基金會發展。但是,我覺得,為了推進民辦教育發展,為了使民辦教育,獨立學院,為了使我們民間的資金更多地涌入教育領域,我們不要僅僅考慮上市公司的模式,不僅要考慮對企業做出某些利益上的安排,我們同時還要考慮成立和推進我們民間的教育基金會的形成和發展,這個又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寬的資金渠道。最后一點呢?我想強調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要改變自己,我們要從直接介入教育轉變為教育管理機構。我覺得這個應該有一個重大的轉變:而應該說,我國的各個領域,都在經歷這樣的轉變。尤其是這些年我國的壟斷領域和自然壟斷領域都在經歷這樣的轉變,包括我們的電信,我們的電力,鐵路,現在的城市公用事業都在經歷這樣的轉變,教育也是同樣,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也是要經歷這樣的轉變,從過去直接去管教材、直接去管招生數量,直接去管考試,轉變為去管高校之間的競爭規則,去管怎么去幫助教育中的弱勢群體,去管怎樣保證所有我們的兒童、我們的少年要有一個平等的教育起點,要保證我們的有些公共性的知識能夠得到傳播。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如果發生了這樣一種轉變,我覺得它不僅僅是對我國的獨立學院,實際上也是對我國的教育體制改革做了重大貢獻。反過來也可以說我們這樣一個獨立學院的發展,它的崛起,它的探索反過來對我們的教育體制改革的要求,確實起到了一個促進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就說到這兒,謝謝大家! 2004年4月27日在杭州“中國獨立學院峰會”上的講話 (根據錄音整理,經盛洪審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