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信教徹底地改變了他。他寫過好幾篇關于基督教的文章，我覺得他完全變了一個人。他不再是鋒芒畢露、眼光犀利，而變得溫和平靜、寬容同情。病魔沒有征服他，他變得更加樂觀，有信心，而且施愛于一切人。他從完美走向了偉大。

　　□茅于軾(天則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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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楊小凱相識有20多年。和他見面之前就早已聽說過他的名字，但是我們兩個人都是不喜歡交際的人，雖然彼此都知道，從來也沒有特別安排見面。他寫的一篇關于介紹效用理論的文章，在當時是很新鮮的。是這篇文章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把我的“擇優分配原理”的油印稿寄了給他。所以在頭一次見面時已經相當知己了。

　　我們頭一次見面，記得是在一個不太重要的會上。那時他已經被錄用于數量技術經濟研究所。但是顯然他感到缺乏知音而苦悶。所以我們一見如故。他告訴我，他從頭到尾地，逐字逐句地讀了我的擇優分配原理的油印稿。他介紹了他對分工理論的想法。他說，分工對社會的進步非常重要，但是自從斯密以后，很少有人研究分工，經濟學家都去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這是經濟學的嚴重缺陷。他談到分工也不是愈細愈好，因為交易費用會增加。所以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上交易費用的增加。他的這番理論，使我豁然開朗，我馬上感覺到他可能在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后來他去了美國，曾經和我討論過博士論文做什么題目。我堅決主張他做分工理論的研究。后來他采納了我的意見(當然可能還有別人的)，并取得劃時代的進展。他的這個理論也寫進了我的《擇優分配原理》一書中。

　　擇優分配原理是邊際分析，楊小凱后來發展出超邊際分析。在數學上講，一個是用的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一個是用的Kuhn-Tucker Method，后者是前者的擴充。它不但把內點邊際上的最優解考慮進去，而且把零點解也考慮進去，所以叫做超邊際分析。邊際分析是解出各種資源的用量，但是沒有回答哪種資源應不應該用(是不是等于零)。只有超邊際分析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楊小凱不但考慮生產，而且考慮消費，再把二者等同起來，這個意義非常重要，因為它解決了分工問題，解決了消費多樣化問題，和社會生產的專業化問題。

　　他在天則所做過一個十分精彩的學術報告，講了如何將他的專業化理論應用于宏觀經濟分析，用于國際貿易理論，用于經濟周期研究和發展經濟學。所以說他的理論帶有革命性的意義，是經濟學的劃時代的進步。我認為楊小凱是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經濟學家。可惜他英年早逝。

　　楊小凱的超邊際分析由于能夠內生專業分工，所以就突破了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當企業的規模擴大，邊際收益遞減之后，會生長出專業化分工的新企業，邊際收益遞減就被突破，這在經濟學里具有顛覆性的意義。古典經濟學只承認收益遞減，然而其結果將會是一個靜態的穩定結構。這不符合現實。所以經濟學家都想在這方面有所突破。楊小凱做到了。他不但保留了內點解的收益遞減，又引進了角點解的收益遞增。正好像愛因斯坦在微觀層面保留著牛頓力學，同時又引進了宏觀層面上的相對論。他們的特點都是新的理論涵蓋了舊理論，而不是放棄了舊理論。

　　好像是在1982年，西北大學經濟系召開了全國第一屆數量經濟學會議，在這次會上我擔當小組長。那個小組上有許多20年后成為大經濟學家的人物，有張維迎、田國強、王國鄉等。雖然那時大家都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么事，但是我明顯地感覺到這幾個人是不同尋常的。學術的發展吸引了不少青年學子從傳統經濟學轉向現代經濟學。

　　楊小凱因為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缺少知音，因為他有“歷史問題”，連個研究實習員也不給他評。而武漢大學卻不管這一套，請楊小凱去為研究生講課，楊小凱去武漢之后，每次來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來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書架，看看我都買了些什么新書，他很羨慕我能夠在北京買到這些書，他要求我也幫他買同樣的書，那時數理經濟學的書基本還沒有，能夠買到的書都是數學方面講規劃和最優化方面的書。我們兩人的興趣非常相似。

　　他后來離開中國去普林斯頓大學讀學位。臨走時交給我一本書稿，就是《數理經濟學基礎》。他已經和國防出版社談好了出版條件，他要求我對全書仔細地校對一遍。我足足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對全書的每一個公式都做了推導，對所有的計算都做了校對，并為此書寫了序言。這本書是我國頭一本完整的數理經濟學的標準讀物。書的內容大部分是已經成熟的理論，但是也有楊小凱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對分工協作的數學描述，對Gini系數的計算他提出了幾種不同的簡化方法。順便說一下，我對Gini系數的了解還是楊小凱首先介紹給我的。后來小凱又出版了《經濟控制理論》，也是我幫他審的稿。在楊小凱學術生涯的早期，他很熱衷于經濟控制論，但是后來從控制論轉移到了制度經濟學。控制論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誰有控制權，怎么能保證控制是正確的。強調控制最后容易走向計劃經濟和專制獨裁。

　　1985年我參加社科院的組團頭一次去美國，借機參加了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成立大會。我再次見到楊小凱。老朋友在國外見面，高興非常。會后湯敏、楊小凱兩對夫婦，左小蕾和楊小溪，一起坐著楊小凱的破汽車，從紐約到普林斯頓。我們暢談了來到美國后的種種感想。談了他的論文的設想。小凱用的雖然是一輛舊汽車，但他挺喜歡它，那是一輛瑞典造的汽車，很皮實耐用，好像還是柴油發動機。

　　1986年我第二次去美國，到波士頓的哈佛大學去訪問。飛機到達的頭一站就是紐約，我住在親戚家里，首先就是打電話給小凱。他特地從普林斯頓坐長途汽車趕到紐約來看我。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里得到老朋友的熱情關心，感到非常溫暖。我在哈佛大學訪問的一年中有多次見到小凱的機會。最后我離開美國之前去小凱那里，再溫我們的友誼。我和他們一家三口(那時他們只有一個女兒)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飯我們一起去超市。對小凱來講，這是一個難得的休息。吳小娟說，小凱好長時間沒有這么放松過。從他們孩子的歡喜雀躍可以看出來，他們很少去逛超級市場。

　　楊小凱從普林斯頓畢業后在澳大利亞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他有好幾年不允許離開澳洲。幸虧我在1990年受昆士蘭大學的聘請去那兒教授微觀經濟學，終于又有機會見面了。我到澳大利亞后立刻和他通了電話，在我離開澳洲之前，楊小凱為我安排了一次去莫納什大學的訪問。在那兒再次見到闊別多年的楊小凱一家。那時他有了個男孩子。他非常喜歡那個孩子，喜歡得近乎溺愛。吳小娟則一面忙帶孩子，一面還忙工作。我特別喜歡他們的大女孩，她非常懂事，懂事得幾乎不像一個孩子，她非常照顧那個寶貝弟弟，后來聽說她患了腦瘤，我聽了悲傷極了。幸虧后來動了手術，沒有大礙。那次訪問莫納什大學，還見到了大名鼎鼎的黃有光教授。他請我吃飯，吃的鹿肉，這是我生平頭一次吃鹿肉，味道確實鮮美。從此我和黃有光也因為楊小凱而交上了朋友。

　　兩年多前，忽然聽說小凱得了肺癌，而且已經是晚期。這個消息真像晴天霹靂。我根本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他既不抽煙也不喝酒，怎么會得這樣的病？從那以后我就沒有再見到過他，但是通信還保持著。我知道他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信教徹底地改變了他。他寫過好幾篇關于基督教的文章，我覺得他完全變了一個人。他不再是鋒芒畢露、眼光犀利，而變得溫和平靜、寬容同情。病魔沒有征服他，他變得更加樂觀，有信心，而且施愛于一切人。他從完美走向了偉大。現在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無憾地去了。但是留給我們的卻是無盡的遺憾，因為他還有更大的學術抱負沒有來得及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