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生

　　7月7日一早，我在北京給小凱家里打電話。小娟(小凱的夫人)告訴我，小凱在墨爾本時間7點49分病逝。雖然對此已有心理準備，但我仍然無法接受這一現實，忍不住悲從中來，失聲慟哭。從二十歲陷入十年牢獄之災到去世，小凱一生歷經坎坷，在短短2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體系，成為蜚聲世界的經濟學大家。但是，他的生命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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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耗盡。正值55歲的壯年，小凱生命的音符戛然而止。作為一代學術宗師和思想家，小凱是我精神的導師。現在斯人已逝，無盡的傷痛頓然襲來。當天晚上，我在家里點燃蠟燭，用燭光和淚水，悼念小凱在天之靈。

　　懷念小凱

　　我們的幾篇論文，包括那篇后來在國內引起廣泛爭議的討論比較優勢國際貿易理論的論文，就主要是球場討論的結果。

　　我和小凱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我們合作完成《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一書之后，此前我們兩人從未謀面，只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往來。我對小凱最初的了解是通過讀他的書。他的新興古典經濟學體系大氣磅礴，我一接觸便為之著迷。于是，我給他發郵件談我對他經濟學思想的理解。當時他正在哈佛大學專心撰寫后來引起巨大反響的英文版《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兩本教科書。他給我推薦閱讀書目，還給我傳來他自己的英文讀書筆記。此后，我們開始通過電子郵件頻繁地交流。我對經濟學理解的加深，主要是在讀了他的書并得到他的指點之后。后來，我們開始合作完成那本書，其實主要是將他精深的思想用通俗的語言表述出來，我在這本書中并無創造性的貢獻。在他1999年底從哈佛大學到北京大學進行短期教學時，我們在北大校園第一次相見。此時該書的書稿已經完成。2001年，小凱、(黃)有光和(史)鶴凌一起幫助我申請了莫納什大學的博士后職位，我得以和他經常朝夕相處。

　　2001年9月24日，小凱被確診肺癌。而此前，小凱身體看不出半點異常，下班后常同我打網球，然后在綠茵場上散步，一起討論問題。我們的幾篇論文，包括那篇后來在國內引起廣泛爭議的討論比較優勢國際貿易理論的論文，就主要是球場討論的結果。只是有一天，小凱回家后突感背部有一些疼痛，周末和家人游泳時疼痛加劇。在小娟的催促下，小凱到校醫院去看醫生。大夫拍片發現肺部有陰影，但不能確定原因。我們都開始擔心。小凱安慰我們，說可能是肺結核，因為他小時候得過肺結核。但是，專家進一步檢查的結果證實小凱的肺部有腫瘤，需要進行手術。

　　小凱一開始對自己突患重癥無法接受。有一天，小娟陪著小凱做檢查，回家時從學校取了小凱的信件。我和小娟一起走向停車場，遠遠看見小凱一個人坐在車里，怔怔地望著天空，眼神充滿了悲愴和無奈，看見我們后馬上又恢復了常態。這一幕讓我感到悲戚，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

　　9月24日，小凱做了手術。肺部的腫瘤最終沒有切除，因為醫生看過后說切除會有危險，脖子上感染的一個淋巴結則被割掉。這樣，手術后小凱的喉管里插著一根導管，無法講話。當時除了小娟，我和(曲)祉寧、(張)定勝、鄧欣等人亦輪流看護小凱。第一個晚上，我在小凱的病房通宵守護，晚上9點鐘，小娟回家照顧孩子后，小凱拿起筆給我寫紙條，“永生，我的確有肺癌，即使喉頭不是癌，醫生也說要切除我的右肺。小娟不愿講太多壞消息。”我看了非常震驚。此前我一直對小凱的病心存僥幸，希望不會是惡性腫瘤。由于是手術后的第一天，小凱痛得整夜不能入睡，而且還要不時地讓護士用吸管抽走喉管里的積痰。每抽一次積痰，就會觸動小凱喉管的傷口，他就會痛苦地抽動。我不忍心，每次就抓住小凱的手，希望能幫助他減輕痛苦。盡管他整夜都很難受，卻仍不忘記寫字關心我，“你可以到房間外面看看書，抽屜里有很多雜志。”那一個晚上我坐在椅子上整夜沒有合眼。看著小凱的樣子，我很難受。

　　小凱一生經歷坎坷無數，十年牢獄之災亦未能摧毀他的意志。正是靠著這種矢志不移的信念，小凱才終于成為一代學術宗師。這一次面對死亡，小凱仍然選擇勇敢面對。而且，在自己遭此厄運之際，心里卻還想著我的研究，令我嗟嘆。9月27日，進一步的化驗結果出來了。小凱寫紙條告訴我，“癌已擴散到右肺以外胸中的淋巴結。鶴凌和有光會幫你安排第二年的研究。出中文書的事我就都交給你了。”他通過寫紙條問護士，“我不能吃東西，怎么存活？”又寫道，“請告祉寧，想辦法找美國對這類癌癥有試驗性藥物或療法的醫生或網址。”還讓我們問“中國是否有醫院愿意治療，因為澳洲醫生認為動手術危險”。他通過這種特殊形式同我“交談”的一大疊紙條，一直被我珍藏。

　　小凱患病后，大家都說，他是由于勞累過度。從1984年赴美國求學到1993年標志著他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完整體系形成的著作《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的出版，小凱只用了短短9年的時間。小凱在這9年所取得的成就，對于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說畢其一生也難得。小凱就一直這樣在拼命，但這種拼命過早地耗盡了他的生命。小娟告訴我，小凱從來只知道沒日沒夜地工作。他在哈佛完成的英文版《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給經濟學界帶來的影響可以用震驚來形容。在這些工作完成之后，小凱覺得可以稍事喘息，才開始注意做一些體育鍛煉，像打球、游泳和玩帆船之類。此外，小凱此番得病，想必還同他早期的牢獄生涯大有關系。十八、九歲的年紀應該正是身體需要營養的時候，但小凱在獄中連吃飽飯都成問題，何況還要干繁重的體力活。

　　小凱得病后還堅持每周給學生上8節課的《數理經濟學》和《產業組織理論》。只是在第二年，學校給他特別安排了一年的休假，小凱才得以擺脫繁重的教學任務。

　　小凱從一生病就堅定要戰勝癌癥，奇跡也的確一度發生。在剛開始確診為晚期癌癥時，醫生斷定小凱只有3個月左右的生命，但小凱的身體在出院后卻不斷地康復，以至于小凱后來見到手術醫生時，醫生看到他仍然活著感到非常驚奇。而我們，則一直對小凱的完全康復抱有希望。因為小凱是一個具有超凡意志的人，一生都在不斷地創造奇跡，我們相信這次也不例外。

　　在得了癌癥以后，小凱希望大家不要將他當作病人看待。所以，我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一般不談他的病。只是在他每次到醫院檢查后，我們才問一下結果。小凱得病后還堅持每周給學生上8節課的《數理經濟學》和《產業組織理論》。只是在第二年，學校給他特別安排了一年的休假，小凱才得以擺脫繁重的教學任務。

　　除了上課外，就我所知，他在得病期間干的工作不亞于一個正常人：籌建“莫納什大學遞增報酬與經濟組織研究中心”；組織編輯和撰寫英文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系列叢書；赴美國參加諾貝爾獎獲得者布坎南為他舉辦的超邊際分析研討會，并作主題講座；分別到復旦大學和湖南大學參加超邊際分析的學術會議并作主題講座；在莫納什組織一次國際會議，并作主題演講；父親病危和病逝時在一月之內兩次回中國(小凱父親至死不知道小凱已身患絕癥，小凱比他父親僅晚1年離世)；接待哈佛大學馬斯金教授和明尼蘇達大學的本.奈(Ben-Ner)教授訪問莫納什；接待朱學勤教授、王則柯教授、張軍教授等人訪問莫納什；每天處理大量電子郵件；按原計劃輔導博士生。此外，小凱這兩年發表的論文數量在系里也居前列。2003年下半年，小凱還堅持要應邀到臺灣大學訪問數月，因身體不適終于被小娟阻止。

　　小凱手術出院后開始改變生活方式，每天早晚自己開車到附近的森林公園里散步。墨爾本環境優美，到處是森林和海岸，對于小凱的康復很有好處。他憑借頑強的毅力每次快步走1個多小時，一早一晚要花2到3小時。這樣，在森林和海岸邊走路的時間，就成了小凱工作和討論問題的時間。我們只要有時間，或者有問題要同他討論，就陪他去走路。在他生病期間，朱學勤、王則柯、張軍等人訪問莫納什時，我們都是這樣在森林里邊走邊談。從他走路的樣子和發表見解時的滔滔不絕看，完全不像是一個身患絕癥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凱、學勤和我們在Jells公園一邊走路一邊討論，談大西洋貿易為何對西班牙和英國產生不同的影響，談新教與天主教對憲政制度的影響，談光榮革命與英國的憲政制度，以及歐洲的多樣化與文明的發展。

　　除了生活方式的改變外，小凱還積極配合醫生治療。醫生一直給他用最好的化療藥物，他同時還服用從中國帶去的中藥。2002年還在上海做了一個手術，醫生通過注射零下100多攝氏度液態亞氦的方法來將他右肺的大腫瘤凍死。手術的效果非常好，右肺的腫瘤基本上被成功地抑制，并且逐漸變小，胸腔的積水也逐漸消失，化驗的各項指標也趨于正常。我們都相信奇跡已經發生。這對小凱是莫大的鼓舞。小凱在得癌癥的第二年過54歲生日，我們按照(孫)廣振的提議，給他送了一張1歲的生日賀卡，表示他身患絕癥又重獲新生。那天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小凱對自己完全康復充滿了信心。有一次，他召集鶴凌、廣振和我在他辦公室討論。他計劃我們今后要做的很多事情，并且無一例外地將自己要在其中做什么作了安排，完全不擔心他的生命還是否能堅持走到那一天。在談到他個人今后事業的發展時，他說現在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他的母校普林斯頓大學都有意向他發出邀請，待自己完全康復后，他很可能會認真考慮接受美國的職位，因為美國畢竟是經濟學最重要的陣地，他的經濟學需要在那里傳播和推廣。現在小凱走了，我想起當天的情形和他說過的話，心里十分難受。他最終還是沒有如愿地完全康復。

　　小凱對我說，人總是不能逃脫死亡。50年、70年抑或100年對人的生命來說長短懸殊，但在歷史的長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沒有本質的區別。雖然也許明天就會死去，但他很欣慰他生命中的情節非常精彩。是的，人類社會生生不息，被人記住的人，從來不是因為他們活在地球上時間的長短。永遠不滅的，是人的靈魂和思想。

　　小凱將他的一本演講錄冠以《中國情與自由夢》的名字，正是他對中國一片赤子之情的真實寫照。

　　小凱有半生在海外飄泊，在國內二十歲時就因一篇熱血文章“中國向何處去”而陷入十年牢獄之災，之后又歷經坎坷，然而他對中國充滿赤子之情。我們每次談話，他差不多總要談到中國，而他對中國問題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則來自于他對中國體制弊端的切膚之痛。小凱生于“高干”家庭，曾對中國要建立的理想制度充滿禮贊，但后來的“文革”風暴和政治運動，卻讓他從天堂跌落到地獄。這種命運的大起大落，為他創造了深刻認識中國社會的難得機遇和獨特視角。小凱說，自“五四”以來，中國人更多地倡導科學和民主，卻忽略了自由與共和，而建立起憲政規則和政府可信的承諾機制，限制政府機會主義行為和給予人民最大的自由，才是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根本。

　　在經歷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有了巨大的進步。但是，由于深層體制弊端引發的各種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因權力缺乏制衡而導致的腐敗，正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毒瘤。對此，小凱充滿了焦慮。他認為很多問題的根源都在憲政規則。他引用諾斯的話說，決定經濟績效的是制度，制度的背后是意識形態和宗教。東亞國家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更多的是在簡單地模仿西方的技術和經濟制度，而忽略這些國家經濟制度背后的憲政規則。這種忽略會帶來短期的成功，但卻帶來長期的失敗，因為簡單復制的技術和經濟制度不具有創新能力。

　　小凱臨死亦在關注中國的憲政問題。2003年9月，他告訴我因病情惡化，已經無力修改我們合作的一篇論文，并交待我處理他在中國著作的出版事宜。我從中國給他打電話，那時他已經很難下床行走，講話十分吃力。他用虛弱的聲音告訴我，說他現在講話很困難，但是想讓我給他講國內的事情，尤其是憲政問題。他此前曾專門向我要過吳敬璉先生的電話，要同他討論憲政問題。我告訴他一周前我陪吳先生見幾位日本經濟學家時，曾同吳先生談起他的憲政思想。小凱聽后忍不住要說話，但又發不出聲音。我心里難受，叮囑他不要講話，也不要再多談這些問題，身體的恢復最為要緊。他用力擠出一些笑，告訴我不要擔心，他已將自己的身心完全托付給上帝，所以他現在心里很平靜。小凱對中國憲政問題至死不渝的關注，完全出于愛中國的心。

　　此后，小凱的情況越來越不好。但他仍然還要堅持每天工作一段時間。2004年1月13日，小凱給我發郵件，說他在網上看了何新關于重商主義的文章，很不同意，但已無力提筆，囑我參考他在《發展經濟學》和《百年中國經濟史》中的有關內容寫一篇文章，澄清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和中國傳統專制主義對于政府無限制的經濟權力問題上的區別，以我們兩人的名義或我自己的名義發表。我立即給他回信，說要做這件事情。更為高興的是，看到他寫信和我談工作，我判斷他的身體略有好轉。但是，他對他的身體狀況卻未置可否。實際上，他的情況一直在持續地變壞。但在他身體最糟糕的時候，他還在想著中國未來的出路。小凱將他的一本演講錄冠以《中國情與自由夢》的名字，正是他對中國一片赤子之情的真實寫照。

　　小凱強調人與人的平等，強調愛。他對中國的農民充滿了深深的同情。

　　小凱的心中，有大愛。他有一次很認真地對我說，他要重寫反映他十年牢獄生涯的《牛鬼蛇神錄》?英文名為Captive Spirits? 《囚禁的靈魂》?。因為他在那部書里，不自覺地充滿了恨。他認為這不好。上帝讓他寬恕、諒解并愛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曾善待他的人。社會的和解與進步，正需要這種寬恕和大愛。

　　小凱強調人與人的平等，強調愛。他對中國的農民充滿了深深的同情。他說，城里人要愛那些在城里做事的民工，不要因為他們蓬頭垢面和沒有文化就鄙視他們。他寫文章呼吁通過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來加快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三農”問題。他出于愛中國農民的心，并用一個經濟學家的知識告訴人們，很多關于農村土地問題的觀點其實是似是而非的，并且恰好是導致農民和農村貧困的根源。只有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農民才能真正得自由，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才能有大發展。

　　伴隨著經濟的進步，中國越來越變成一個巨大的名利場。人們對金錢和權力的狂熱和向往超越了信仰和愛。于是，一些人開始呼吁人文關懷，小凱的心中，正有中國需要的這種大愛。

　　小凱走了，帶走了大家對于中國人獲諾獎的希望。如果能用諾獎換回小凱的生命，我們會毫不猶豫地舍棄諾獎。因為小凱是惟一的。

　　也許是命中注定，小凱一生難得有順境，包括他開創的學派也是如此。小凱很多具有原創性的論文最初都寄給像《美國經濟評論》(AER)和《政治經濟學期刊》(JPE)這類最頂尖的刊物，但這些對編輯而言新穎而陌生的論文的命運就像他個人的命運一樣多舛。有時候，匿名審稿人對他的論文有高度的評價，但編輯卻毫無理由地干脆不予發表。對此，小凱深感無奈，所以，他對我談起張五常時，說他非常幸運，因為科斯等人了解他的思想，張五常的幾篇最具原創性的重要論文并沒有經過現在這樣嚴格的匿名審稿程序，而小凱自己則沒有這種幸運。

　　在很多時候，小凱的論文只得轉投其它一流刊物，他跟我們說，他保留了他所有論文的匿名審稿報告，將來要結集出版，這將是反映一個新學派如何艱難崛起的最好的歷史文獻。

　　小凱有一次對我感嘆，說超邊際分析如果是由一位白皮膚的美國人或猶太人開創的體系的話，其在主流經濟學的地位一定不是今天這個樣子。小凱是一個埋頭研究的人，并不擅長推銷自己的學術成果。在2003年2月莫納什大學舉辦的超邊際分析研討會上，哈佛大學著名的馬斯金教授前來參加。在會議的結束晚宴上，莫納什大學校長為馬斯金教授頒發杰出客座教授聘書。黃有光教授宣布中心成立和叢書出版事宜，在致辭時對小凱的學術成就大加贊揚。他用手指向天花板詼諧地說，小凱的智商在天上，但情商卻在地上。作為晚宴主角的小凱，只是安靜地坐在席位上不說多話。小凱如果有推銷自己的本領，超邊際分析在主流經濟學中的學術地位一定要遠遠高于今天。

　　更不幸的是，在美國主流經濟學界幾位有影響力且本來能夠助小凱一臂之力的人，都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如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美國經濟學會的會長羅森(Rosen，2001年去世)和期貨期權定價理論(該理論1997年獲諾貝爾獎)創立者之一的布萊克(Fisher Black，1995年去世)。小凱曾給我們講過他和布萊克的一段軼事。1995年，布萊克專門給小凱來信，說要贈一筆巨款來支持小凱從事的具有“遠大前途”的專業化與分工理論的研究。小凱覺得不能憑空接受布萊克的捐贈，于是去信婉拒。不久，傳來布萊克教授去世的消息。小凱這才知道，布萊克教授臨死之前希望用他的財富資助他認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研究。

　　作為一個全新經濟學體系的創始人，小凱自然成了很多人尤其是中國人心中最有可能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的華裔經濟學家。梁晶昨天(12日)跟我說，有一次她邀請小凱來講座，給學生寫好了講座告示讓他們去張貼，但學生卻自行將小凱的頭銜改成了“中國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的確，小凱杰出的經濟學貢獻得到了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布坎南等人的大力推崇。布坎南稱小凱是“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匿名審稿人稱其著作為“蓋世杰作”。不論是否贊成小凱的學術觀點，只要真正了解小凱學術貢獻的人，都不會對小凱吝嗇這些稱譽。這些著名經濟學家也正在向世界極力推介小凱。布坎南有一次來信告訴小凱，又一位諾獎得主貝克爾也“上了我們的船”。盡管獲得諾貝爾獎是一件非常困難和不可預期的事情，但如果真有一天小凱獲得諾貝爾獎，也決不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但是現在，小凱走了，帶走了大家對于中國人獲諾獎的希望。如果能用諾獎換回小凱的生命，則我們會毫不猶豫地舍棄諾獎。我們只要小凱，因為小凱是唯一的。

　　小凱對于學生，不論是否認識，從來都是愛護有加。他將他的電子郵件地址公開，學生可以隨時向他請教。

　　小凱外表樸實，但思想卻深邃。思想深邃而又為人謙和，則乃真正大師風范。他身邊所有的人，都親切地叫他小凱。現在，小凱徹底地走了。

　　小凱曾將他大量的英文讀書筆記給我閱讀，我每每見到他在筆記上注上“nonsense”?胡說八道?時，就會覺得大快人心。今天，中國正在發生著歷史性的巨變，各種聲音都交織在一起，而其中一些聲音則是會讓中國誤入歧途的“nonsense”。小凱人已經走了，但一代思想巨擘的強音，卻仍然會回蕩在我們的上空，帶領我們尋找真理和光明。

　　小凱對于學生，不論是否認識，從來都是愛護有加。他將他的電子郵件地址公開，學生只要有疑問，都可以隨時向他請教。對于學生來信求教的郵件，他盡量自己親自回復。如果沒有精力，有時候也轉給我。今年3月的時候，小凱轉給我一個學生的信件，當時他的身體已經極度虛脫。我回復時沒有告訴這位學生，小凱是在生命垂危之際惦記著解答他的問題。

　　小凱生病后，我們一方面期待奇跡發生，一方面也作好了最壞的打算。我們作為學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當是讓他設法給學術界留下更多的思想遺產。所以，我對他講，現在我列下一些具體的題目，想同你作一些認真的談話。這些談話的內容要錄音，將來可以出版，以讓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思想。他欣然應允。這樣，他生病后不久，我每周都同他有一次比較正式的錄音談話。談話有時候是在他的寓所，有時候則是在森林或海邊進行。他每次只能談大約半小時，講話太多，他的身體就有些承受不起。這一過程大約持續了幾個月。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在讀小凱的著作。迄今為止，他在中國出版了《經濟學原理》、《專業化與經濟組織》、《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等專著，《楊小凱經濟文集》下周將會付梓，而其他相關文集和演講錄則在重新編訂之中。我在回國前，小凱還同我定下了《新政治經濟學》的寫作大綱，而我由于回國后又前往歐洲訪問數月，這本書的工作還沒有來得及進行。

　　小凱在美國沒有醫療保險，大家都紛紛表示要捐款，但是，小凱知道后堅決不同意。

　　小凱病逝之前的半年時間，是病魔對他身體摧殘最大的時候。我由于去年5月離開澳洲而沒有再見到小凱。鶴凌對我說，他最后已消瘦得不成樣子。我給小娟去電，說我在中國，因為簽證的原因，想去看他又不能。小娟說小凱這個樣子也不太愿意見學生，他希望你們記住他以前的樣子。這些話聽起來很讓人心酸。

　　小凱走了，留下小娟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小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娟和這三個孩子。小娟是一個堅強而樂觀的人，一直與小凱患難與共。她在小凱出獄后到處受冷落的時候毅然地跟著小凱。幾年后命運將她和1歲的孩子帶到美國。在美國，為了生存和讀書，他們過著非常動蕩而艱難的日子。我和太太剛到澳洲的時候，遇到很多困難。小娟和小凱就一點一點地給我們講他們當初到美國的遭遇，講他們如何克服各種想象不到的困難。小凱給我們講他當初如何揣著僅有的20美元跌跌撞撞地來到美國，如何深夜給素不相識的華人學生打電話求救。小娟講她如何帶著1歲的孩子為了生存而費盡周折。他們這一家人生活的穩定和壓力的減緩，也只不過是在小凱1988年獲得莫納什的正式教職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全家人不斷地隨著小凱奔波于美國、澳洲、歐洲、香港和臺灣等地。這種奔波，有時候是小凱事業的需要，有時候則是為了生計。小娟是一個非常獨立而令人欽佩的女性。小凱在幾年前得到莫納什大學的講座教授前后，小娟才在小凱的勸說下放棄工作，全職在家照顧孩子。他們一家人，本來可以從此盡享天倫，但小凱卻突然撒手人寰。妻子失去丈夫，少年失去父親。這對他們家庭，無疑是巨大的悲傷。但是，生活總要繼續。上帝保佑他們！

　　今年3月，在小凱病情惡化后，小凱和小娟抱著一線希望到美國參加加州大學醫學院的一種新的試驗治療。但是，小凱在美國沒有醫療保險，雖然試驗治療是免費的，但所有并發癥的治療和在美國的開支都要自己負擔。于是，祉寧背著小凱向大家發起了一場募捐活動，大家都紛紛表示要捐款，希望通過這種形式來表達對小凱的幫助。但是，小凱知道后堅決不同意，讓我們立即停止這些活動，說他已經籌措了到美國去治療的費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他更需要幫助的人。否則，上帝會不高興。為了不違背他的意志，我們只得停止了捐款活動。后來我私下問小凱的妹妹楊暉，到美國的醫療費究竟是如何解決。楊暉告訴我，小凱向銀行借了錢，計劃用稿費一點點地還。而我知道，學術著作的稿費是很有限的。小凱的作為，見證了他的品質，讓我們對他更生敬意。為了以防萬一，黃有光教授等人還是在澳洲成立了一個基金，以備不時之需。我們計劃，這個基金將來要用于兩個方面：一是用于小凱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二是將由小凱開創和他畢生鐘愛的事業發揚光大。這個基金將支持一批優秀的年輕學者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吸引最優秀的學生投身這一領域，以使這一領域的研究后繼有人。

　　后記

　　7月14日下午2點，小凱的葬禮將在墨爾本Waverley路的Anglican教堂舉行。Anglican教堂是我熟悉的教堂，高高的十字架矗立在天空。在那里，小凱和小娟曾一同受洗，皈依主耶穌。現在，小凱的靈魂就要從那里升起，撲向主耶穌的懷抱。我無法前往萬里之隔的Anglican教堂去為小凱送別。但我知道，上帝的榮耀，會充滿他的國度！

　　(2004月7月1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