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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華中煒/文
在韓國開完會之后，熱情的會議主辦方安排我到漢城周邊游玩，談及韓國不斷改善的環境，韓方接待人員一句無意的、但是也許是事實的一句話深深刺痛了我，他說，近年來韓國環境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許多重污染的行業被轉移到中國，因為中國在積極追求經濟增長。
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舉世矚目，令人自豪。但是，市場經濟條件的一個基本的準則是成本和收益的權衡。我們為了取得這樣一個快速的增長，究竟付出了多大的成本？這樣的權衡不僅在全國層面、在宏觀層面要計算，在微觀層面、在企業層面同樣也要計算。在不少人的習慣性思維中，違法排污只是那些小造紙、小化工等“五小”企業所熱衷的事情，一些大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都非常注意公司的社會形象和企業的社會責任，斷與違法排污無關。但是，從淮河等有關地區的調查情況看，現實卻是另一番景象。
從企業監管的角度看，信息透明可以降低企業經濟活動所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尤其是對社區造成的不利影響。環境信息披露已經在西方各國取得巨大進展。一些政府則以立法的形式來促進企業提高環境報告或者在財務報告中披露環境信息。例如，丹麥1995年通過《綠色賬戶法案》，以確保公眾可以獲得企業在環境業績方面的信息。但我國目前有關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法規卻少之又少。2003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下發了《關于對申請上市的企業和申請再融資的上市企業進行環境保護核查的通知》，但其內容過于空泛，沒有有關環境信息披露的具體要求和操作指導，而且提出的要求主要集中于對公司初次公開發行企業，而對于上市公司的定期報告很少有關于環境問題的具體披露要求，對于臨時報告等其他形式的規定更是幾乎不存在。
一份對于我國上市公司2002年、2003年年度報告中環境信息披露現狀的研究報告顯示，我國上市公司各行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比例明顯偏低，總體的環境信息披露比例只有34.39%和36.99%，而作為強污染行業的幾個行業的披露情況也不盡理想，披露的比例都僅在50％至80％之間，重污染企業的總體披露比例也僅為56.40%和62.47%，這顯然與這些行業的行業特點不符。而對于環境信息的披露內容不獨立，很大一部分只是在報表的附注中對某些會計科目中存在的環境信息做了一個簡要說明。另外，披露的眾多內容當中絕大多數都是對過去發生的事項進行反映，而缺乏對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問題的說明，并具有較大的隨機性，缺乏固定、規范的形式，信息的實用性也較低。
因此，必須采取措施健全環境法律法規，制訂環境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加大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的強制力度，以法律、法規的形式確定環境信息的地位和作用，使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有法可依，并為環境信息披露提供統一的標準。另外，還應確定重污染行業及重污染企業名單，建立全國性的企業上市公司環境報告數據庫，加大上市公司環境信息報告的透明度。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企業的目標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但有一個前提就是求得企業的長遠生存。企業的經營管理者為了求得企業的長遠生存，應該關心的是企業長期資本收益率的最大化。為了實現這一點，他們必須承擔社會義務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成本。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指的是企業對社會合乎道德的行為。CSR在中國是一個嶄新理念，它隨著大批跨國公司進入而來。美國的CALVERT SOCIAL INDEX和倫敦的FTSE 4 GOOD INDEX等社會責任指數，入選的公司必須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經濟責任方面達到一定的標準，主要是包括對環境質量的持續改善、員工培養、抗艾滋病和對公眾及股東的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
為了保證農民的收入，美國星巴克咖啡在世界咖啡市場價格降到40美分到50美分1磅時仍然用1.2美元來收購咖啡。星巴克同時不忘與國際環境組織合作，向農民們宣傳，只要是綠色咖啡，星巴克就愿意出高價購買。星巴克咖啡的CEO奧林.史密斯說：星巴克的最大成績之一，就是說服顧客付3美元的高價買一杯“有社會責任的咖啡”。對于歷來倡導“以義謀利”的中國來說，我們何時能啜飲到一杯醇香的“有社會責任的咖啡”？
(作者巴曙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作者華中煒單位為中央財經大學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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