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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興國
楊小凱在其《新政治經(jīng)濟學和交易費用經(jīng)濟學》一文中曾就“自發(fā)秩序”理論引證伯克(Edward burke)的一些論述，這些論述是這樣的：“他(伯克)認為激進變革的鼓吹者自以為他們了解現(xiàn)有制度的運作和缺失，以為用激烈的社會變革可以改進人們的福利。但是一種能運作的制度往往不是少數(shù)人能設計的，而是千萬人交互作用而自發(fā)形成的，它包含了千
萬人的個別信息，而這個別信息只有當事人了解，因此，沒有任何個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這些信息。如果任何個人妄稱他了解整個制度的運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會運動來改造制度，則他一定會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妙機制破壞掉。他強調(diào)社會制度的功能是任何單個人(即使是天才)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就像螞蟻不可能完全了解它們的蟻窩是按什么力學原理設計的一樣”楊教授由此而感嘆說：有人據(jù)此把這類思想稱為人不能了解的宗教迷信。但是我卻相信這類思想很有道理，因為它說明群體中個體的交互作用自發(fā)產(chǎn)生的東西，可以用一種群體智慧(看不見的手)達到個體智慧不可能理解的奇境，熟悉楊教授理論的人都知道，楊教授是一個虔誠的和堅定的“憲政主義”者，是一個“自由市場”理論的捍衛(wèi)者，是一個對中國政府采取毫不保留的“批評態(tài)度”的人，幸運的是，社會畢竟是演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隨便扣帽子，打棍子的行為已經(jīng)沒有“存在”和“盛行”的合法舞臺了，理論的激烈爭鳴將越來越有益于人們對于真理的探求，只要這種探求是建立在理性和建設性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沖動的，破壞性之上的，都將有助于揭開罩在“真理”頭上的重重“面紗”，我非常佩服楊教授嚴謹治學的態(tài)度和敢于直言的勇氣，雖然我對他的某些理論和某些文章并不茍同，首先，我覺得象他這樣的“新自由市場主義”是過多的迷醉于“個體的自發(fā)秩序”生成能力，就好象1929-1933年前的資本主義世界也同樣迷醉于市場無所不在的和無所不能的自我調(diào)節(jié)能力，按照當時的時髦理論，市場永遠不會過剩，政府完全可袖手旁觀，任何政府對市場的介入都會造成“把水攪渾”的惡果，但是，事實是，是剴恩斯的宏觀干預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拯救了資本主義世界，雖然凱恩斯主義也一樣逃脫不了“日漸式微”的命運，但是，直到現(xiàn)在，他的影子還是無處不在，楊教授的思想顯然是受哈耶克的“自發(fā)擴展秩序”思想的影響，在三十年代的孤獨和寂寞中，在計劃經(jīng)濟正顯現(xiàn)出生機勃勃的燎原之勢時，哈耶克完成了他第一本對“計劃經(jīng)濟制度”進行批判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他在這本著作里指出“企業(yè)家行為或人類思想的創(chuàng)新過程是不可能被計劃出來的。一個控制著全部產(chǎn)權從而控制著思想者的生存條件的中央計劃是不可能不試圖去控制人們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對思想的控制最終必定導致一個社會所有成員的創(chuàng)造力的枯竭。因此一個中央計劃的經(jīng)濟就長期而言必定是無效率的”， (見汪丁丁的哈耶克“擴展秩序”初論)，雖然這一理論在很長時間里都默默無聞，但是最終卻無法阻止它的聲名鵲起，我們應當承認哈耶克主義確實是一個偉大的理論，至少他睿智的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復雜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任何想當然的認為找到了人類社會安排的終極真理都是可笑的，人類社會必須靠所有個體之間進行自由的選擇而自發(fā)生成，歷史也同樣證明他是有道理的，蘇東及中國的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失敗便是鮮明和富有說服力的佐證，但是，當人類進入新的世紀，當信息大潮逐漸沖擊“信息不對稱”的邊界而席卷全球時，當一切都將被或試圖被數(shù)字化時，當人類漸漸洞察到自己以前從來不敢想象能夠找到的遺傳密碼時，難道說，人類真的無法找到一條合理安排人類社會的“終極”秩序？螞蟻或許永遠也無法了解蟻窩是按照什么力學原理制造的，但是，否認人也不知道自己的房屋是按照什么力學原理建造的卻是非常可笑的，螞蟻要想改良自己的蟻窩可能要經(jīng)歷相當漫長的演進，而人居住環(huán)境改變的速度卻幾乎超出人們的想象，不要忘了，人雖然是一種動物，但是，之所以他是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就在于人有思維的能力，有知其然，也有知其所以然的終極欲望，哈耶克總是嘲笑人過多的迷醉于自己的理性，他曾指出：威脅著人類自由的幾乎永不枯竭的那個思想源泉在于人類理性的自負。由于這種自負，在所有市場經(jīng)濟的國家里都存在著政治家們“試圖設計人類前途”的危險。他還指出：“我們時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歸根結(jié)底是基于兩個思想學派在哲學上的基本分歧。”他稱他自己和卡爾·波普屬于“演進的理性主義”(evolutionary 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屬于“建構的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學上是錯誤的，(見汪丁丁的哈耶克“擴展秩序”初論)但是，我就糊涂了，不知哈耶克如何看待生物學家正在試圖改變?nèi)说幕虻臉嫵啥a(chǎn)出許多“鮮活”的產(chǎn)品甚至包括人本身，不知他如何看待人類在智能機器人領域的諸多突破，不知他如何看待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越來越依賴于數(shù)學，電子，物理和生物學的趨勢，難道“計算機社會主義”真的是那樣遙遠的“空中樓閣”？就人本身的生成而言，即使運算最快的計算機，要將組成人的材料經(jīng)過無數(shù)的試驗性的拼裝，生成這個“鮮活的充滿智慧的”客觀存在，我看也要經(jīng)歷無數(shù)年，但是，這個過程，卻被自然實現(xiàn)了，難道自然是具有無窮的，更深邃智慧的某種存在，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生成人的某種“配方”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只不過我們還無法真正得到。試想，在每一次人類技術大發(fā)現(xiàn)之前，人都無法真正想象到這種科技突破實現(xiàn)的可能性，往往把這種“想象”都歸結(jié)為“幻想”，但是，毫無置疑的是，這些想象在不長的時間內(nèi)都變成了活生生的現(xiàn)實，千萬不要低估了人類“建構的理性主義”和對自然以及自己本身的穿透力，正如楊小凱所言：我們目前的經(jīng)濟學還處于一個煉金術的時代。再多的描述性理論和再漂亮的模型都將是蒼白的，面對這未知的但又絕對生機勃勃的世界，我們有時為了避免被貼上“無知”的標簽而必須三緘其口。
楊教授很喜歡用英國十七世紀的“光榮革命”和法國的大革命進行比較，進行制度性的類比，用“國家機會主義”的大帽子來抨擊中國政府，學者和政治家的區(qū)別就在于，學者總是傾向于“理想主義的夸夸其談”，而政治家必須面對“現(xiàn)實的可操作性”，學者似乎認為所有的人都具有和他一樣的“理性思維”，而政治家卻必須面對“人群之間和個人之間認知的巨大差異性”，特別是對于有著“13億人口，56個民族的”泱泱大國，我絲毫不懷疑楊教授對于歷史史實的豐富占有，更不懷疑他對印度憲政歷史的熟知，自從1600年英國在印度設立東印度公司開始，印度便一步步受英國政治的影響，直到1947年，英國手把手的把憲政思想的衣缽傳給印度，學習的時間不可謂不長，制度磨合的空間不可謂不大，但結(jié)果如何呢？事實證明，印度社會的民主和公正性還遠比不上中國，那么為什么在香港就能成功呢？而為什么集權的制度在新加坡就能接出甘甜的碩果呢？其實，在這里面存在著一個經(jīng)濟學的基本原理，那就是，邊際效益遞減理論，當一個國家的規(guī)模超過一定的限度時，制度對其正面或負面影響都呈現(xiàn)出遞減的規(guī)律，也就是說，制度因為規(guī)模的因素而遭到了扭曲，理論上是好的制度卻結(jié)不出“善果”，理論上是壞的制度反而結(jié)出“善果”，也許有人會舉出美國成功憲政的例證，而他卻忘記了，美國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出現(xiàn)的“偶然性”，當1620年的“五月花號”輪船載著倍受歧視和壓迫的異教徒來到美洲大陸時，美洲還是一片“處女地”，這里沒有任何貴族，也沒有任何王權，當歐洲大陸還在為不斷捍衛(wèi)王權和封建專制的戰(zhàn)爭中征戰(zhàn)正酣時，超前的啟蒙主義思想象幽靈一樣在歐洲蕩來蕩去，無法找到還魂的肉體，最后，也只有飄落在了美洲這片大陸上，和資本總是流向最可能增殖的地方一樣，思想也不例外，幾個世紀前的托克維爾已經(jīng)很敏銳的看到了這一點，美國就是在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環(huán)境中誕生的，毫不夸張的說：美國是世界無意中開墾的“試驗田”，不管是歐洲大陸的列強們大塊朵頤的瓜分殖民地時，美國舉著“機會均等”的旗幟“有福同享”，還是在列強們“窩里斗”時，美國坐收漁人之利，美國無疑是這個地球上最幸運的國家，除了剛剛遭受的恐怖襲擊讓人感覺非常同情之外，美國似乎還沒有多大的煩事，就用這樣一個國家來做全球的類比，顯然是非常天真的，我從來不懷疑哈耶克“自發(fā)生成秩序”理論的合理性，也從來不認為“有識之士”對政府的批評言論都是“別有用心”，我只是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現(xiàn)在是不是該作出“決斷”的時候，不管別人如何判斷，我總是堅持一個觀點，那就是：中國的政治架構是上個世紀遺留給本世紀的，世界政治最大的一個命題，沒有人敢斷言，他已經(jīng)找到了開啟這個命題的金鑰匙，因為，要維持這個命題存在的充分和必要條件是空前紛繁復雜的。
對于人類社會前景的展望都必須基于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人是動物性和社會性兩者交替并融合在一起的一種“特殊動物”，人類社會之所以無法達到完美均衡發(fā)展，就在于我們必須面對人非理性的，無序的，本能的動物性一面，我想這可能也是哈耶克所說的“自發(fā)擴展秩序”理論的現(xiàn)實源泉，之所以我們又無限向往社會主義的理想前景，就在于人的血液中還流淌著另一股理性的，永不停止的，試圖掌握自己命運和期盼完美的思想，歷史上柏拉圖的《理想國》，托馬斯.莫爾的“太陽城”，康德的“世界政府”，圣西門，傅立葉，歐文“幼稚”的實踐，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國際，以及蘇東和中國的計劃經(jīng)濟和最新流行的“第三條道路”，人類從來就沒有放棄過對現(xiàn)實和未來秩序的探求，并試圖找到架構這個秩序的任何可能的規(guī)律，當我看到雜技演員蒙著眼睛在空中走過鋼絲時，我一直都有一種疑惑，人腦中的平衡機構是如何在瞬間完成對身體平衡的指令，這些指令又是如何在瞬間調(diào)動所有的細胞而達到平衡，難道這個規(guī)律不能找到嗎？難道不會將其進行量化和進行直觀的數(shù)字式的表達嗎？而就人類社會本身而言，組成社會的每一個個體不就是整個社會單獨的“細胞”嗎？，難道這個均衡的社會結(jié)構沒有它內(nèi)在的可以發(fā)現(xiàn)的規(guī)律，人類社會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與自我“動物性”一面進行不懈抗爭，不斷“平衡”的歷史，雖然，整個人類社會目前還處于一個以“自發(fā)擴展秩序”為主的低級發(fā)展階段，但是，誰敢斷言，人類不會從“自發(fā)擴展秩序”跨越到“自主擴展秩序”的境界呢？誰敢斷言，它不會在某一個并不遙遠的明天降臨人間呢？而我認為，只要人類真正努力，就好象在過去所創(chuàng)造的無數(shù)的“奇跡”一樣，這樣的以“自主擴展秩序”為深刻特征的社會主義“奇跡”并不會遙遠。
作者簡介：1995年畢業(yè)于太原理工大學機械工程系，曾先后就職于軍工企業(yè)(太原)，美國Ingersoll-rand集團及IDG(上海)公司，現(xiàn)居北京，曾先后發(fā)表《對中國國企改革的幾點看法》，《解構中國特色的“經(jīng)濟學”》，《古典詩詞中的“感情”》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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