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楊小凱出色的教科書《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作序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愉悅和榮耀。楊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嚴謹的經濟理論學家之一，也是經濟學家中最有創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就經濟發展的現代理論，尤其是發展理論的微觀基礎而言，他是一個主要貢獻者。毫無疑問，他也是研究其祖國——中國社會轉型問題最深刻而無畏的分析家之一。

　　在持續了將近20年的工作中，楊小凱尋求重構基于亞當·斯密的基本洞見的一般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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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經濟分析。這個洞見是：本質上，勞動分工是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原動力。楊小凱很早就認識到這個大膽的研究項目將需要一個全新的數學框架，而且事實上這個數學框架的缺失已經使經濟理論的早期拓荒者，包括諸如馬歇爾、楊格(曾任英國皇家經濟學會主席)和斯蒂格勒(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些著名的勞動分工分析家的研究工作遭受挫折。這個研究項目的一個關鍵基石是楊小凱與黃有光合作的開創性研究《專業化和經濟組織》。楊小凱認識到，嚴密的勞動分工一般均衡模型將用于兩個基本目標：它不僅為新的科學發現提供一個研究的工具，也將為教學提供一個典型的框架，以便于經濟學專業的教師和學生通過一個共同的模型和工具集合來討論和研究勞動分工�？偠�言之，這本新的教科書將對研究和教學提供重要的幫助。

　　楊小凱的工作試圖表明：在二戰以后，傳統的發展增長理論在概念和數學上的簡化是如何在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方面嚴重誤導了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從業者。最簡單的模型只涉及單一的“代表性商品”和“代表性代理人”，而不是去研究經濟的社會背景——不同的個人和企業怎么通過市場、組織、社會和政治彼此相關。戰后模型主要集中在儲蓄和投資模式上。根據這樣的模型，最大的發展挑戰是提高資本積累的比率。

　　發展經濟學因而把注意力轉向儲蓄率、增加的資本——產出比率、預算平衡，以及資本積累的其他指標，把它們作為幾十年來主要的分析工具。社會主義經濟——包括蘇聯和中國——為了加速工業化和發展，強調資本積累到了極端的地步，通過使用各種強制方式來提高國民儲蓄率。發展經濟學的儲蓄引導模型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證明是不適當的。積累資本是一回事，在可持續的基礎上提高生活水平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經濟體需要享受提高生產率的好處；為此，正如亞當·斯密在兩個多世紀前強調的，它要求日益復雜的勞動分工。

　　斯密、楊格以及其他研究者偉大的洞見之一是：勞動分工依賴市場的范圍，同時勞動分工幫助決定市場的范圍。楊小凱的模型生動地闡明了這種相互關系，并且以前所未有的嚴密的數學模型闡述了這種關系。楊小凱還闡明了勞動分工的基本決定因素——市場的范圍怎樣被經濟代理人之間的交易成本所影響，那些交易成本怎樣反映自然和技術約束(例如運輸成本)的結合，以及法律環境決定的締約成本。斯密強調決定市場范圍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政府政策兩個因素，楊小凱遵循了這個傳統。

　　楊小凱的模型還把來自貿易的利益放在一個比“比較優勢”的標準提法更加廣闊而深刻的地位。楊的模型有重要而現實的特征：國際貿易是生產率增長的一個源泉，甚至當貿易主體在它們的基本稟賦和能力方面基本相同的時候也是如此，這是與“新貿易理論”結論相似的一個結果。貿易，首先被斯密解釋而被楊小凱的模型闡述清楚，并不排斥來自日益復雜的勞動分工的增益。保護主義是摧毀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利益的必然方式，這是回到斯密最初概念的一個論證。

　　現代經濟理論的許多分支，包括斯蒂格里茲、迪克希特(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克魯格曼(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以及其他人的不完全競爭和新貿易理論模型，分享了楊小凱的勞動分工模型的一些結論。不完全競爭模型也幫助我們理解在具有相似稟賦的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流動、集聚效應和城市化的利益，以及經濟中企業和產業數量的決定因素。兩種方式確實看起來相似，然而，楊小凱把焦點集中在交易成本和勞動分工上，這樣的收獲更多。在許多環境下，楊小凱的方式將為經驗上的理解提供一個更加合理的基礎，并且能夠探討在新貿易理論中不能很好處理的許多現象，諸如在個人層次上的專業化、市場一體化程度，以及網絡經濟中深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再如作為貿易工具的貨幣的使用。楊小凱對于勞動分工的強調有助于我們理解來自經濟一體化的生產率提高。楊小凱的方法給了我們最高深的工具來更新對于經濟相互作用的網絡的理解，這一網絡是在有利于專業化的條件下產生的。

　　這本教科書對于許多新的研究方向來說將是一個起點。使用楊小凱的建模方式來研究全球化下正在出現的全球區域經濟網絡將會碩果累累。技術的傳播和革新也依賴專業化和經濟交互作用的網絡，因此也是將來研究的合理方向。自然地理條件、交易成本和市場的范圍之間的聯系在經驗上的確認仍有待于深化，但是教材第二章討論的初步結果是大有前途的。楊小凱關于網絡復雜性和網絡可靠性的兩難沖突的猜想向我們提出了許多高級研究主題。

　　最后，正如楊始終強調的，對交易成本的強調正好把楊的模型放在諾思(經濟史學家，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同事們的現代經濟史分析方法的背景中——他們強調關于產權和締約的經濟制度的變化對勞動分工的影響，從而決定整個經濟增長的過程。

　　我也必須說一些關于楊小凱個人的話，不僅因為他勇敢、專注而堅定，而且因為他的個人經歷有助于理解他對于經濟分析的基礎性研究。楊小凱在中國極端動蕩和摧殘人性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長大。當然，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采用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正如楊小凱極富洞見的描述，在中國，工業部門非常有限的勞動分工大部分是通過復制更發達經濟的工業化模式來獲得的。事實上，在新中國的第一個十年，即使是這個入門的工業化也僅僅影響了人口和經濟的一小部分。當時農村地區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維持生計狀態下，楊小凱在這樣一個社會中長大。

　　就像他那一代的幾千萬人一樣，年輕的楊小凱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正是在他的個人生活和正式教育極端錯位的年代，楊小凱開始了他的經濟學研究重任——常常使用非正式傳播的書籍和期刊，在當時的環境下向同樣被卷入時代動亂的知識分子學習。他的“教授們”許多人從未能返回大學，死于拷打、疏忽和監禁。但是在這種條件下，楊小凱被引導著探索社會深層次的問題，最終探索更普遍的經濟生活。沒有任何最新學術時尚的光輝，或者在學術環境中能夠隱約出現的那些大量的小問題，楊小凱尋求探求中國的貧困問題、城鄉關系問題、專業化和知識的角色以及災難巨大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其他生與死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探求中，我相信，楊小凱開始形成他將來的研究計劃。文化大革命之后，楊小凱在中國和美國的學習為他提供了正式的理論工具，從那時起，他開始從事對經濟學中最基礎和正在探究的問題的研究。

　　我在1990年代認識楊小凱，當時我把自己的部分研究轉向中國出色的經濟改革及其對于世界其他地區經濟發展策略的影響。楊小凱和我長時間討論中國經濟轉型的性質，以及中國與東歐和前蘇聯改革路徑的比較。我們在許多決定性的核心問題上取得共識：中國正處于邁向整合到全球市場中的完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對中國和東歐的分析比較需要考慮這兩個地方根本不同的條件。我們也同意中國和其他轉軌經濟進入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過程是轉軌的一個基本方面。

　　我們富有成果的討論促成了楊小凱在1998-2000年對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的訪問，并使我們在許多項目和論文上得以合作。在那段時間，我們決定共同寫一本關于經濟發展和勞動分工的著作。楊小凱盡職地承擔了研究和寫作的重任，而我開始日益關注許多顧問任務以及一個新的研究機構在哈佛大學的啟動，并且我自己的研究主業當前也放在全球化和發展方面。楊小凱回到莫納什大學，同時把以我們的名字為作者的一份手稿交到了Blackwill出版公司。雖然手稿反映了許多共同的想法和共用的研究方法，但它壓倒性地反映了楊小凱自己的重大研究成果，這是他的聲音。

　　我答應在來年對手稿進行修改工作，但是最后未能如愿。不僅僅因為我自己的工作安排日益令人生畏，尤其是接到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總部以及其他組織新的職務任命；而且我也發現修訂手稿只會稀釋楊小凱的聲音而不會給我自己帶來足夠的收獲。在本質上，這本書是楊小凱持續多年的研究項目極好的反映——雖然有我的關切和先見之明的許多反映，但是遠不足以證明該書是聯合創作的結果。與往常一樣，楊小凱并不理會這一套，他用一貫的風度、魅力、慷慨和幾乎頑固堅持要求署名為合著。

　　最后，盡管雙方的頑固已經導致正確的結果——這是楊小凱的書，但是作為這個序言的作者，還有楊小凱一直以來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依然是我的幸運。

　　作者：杰弗瑞·薩克斯 李利明譯

　　 《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