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當堅持獨立自主的金融政策——訪國際著名經濟學家、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

　　本刊記者　　牟霜

　　羅納德.麥金農(Ronald I.Mckinnon)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當代金融發展理論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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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人。1956年獲埃爾伯塔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61年獲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學位。他長期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政府提供貨幣政策和經濟金融發展的專業咨詢。麥金農教授是世界上首先分析“金融抑制”對經濟發展構成嚴重障礙的經濟學家，近年來他的研究重點是區域(特別是東亞地區)匯率安排。其代表著作有《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經濟自由化的順序：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金融控制》、《國際交換中的貨幣：可兌換貨幣制度》、《國際貨幣與匯率的游戲規則》、《東亞匯率兩難和世界美元本位》等。

　　麥金農教授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極為關注，他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講中多次將中國作為經濟改革的成功范例而大加贊賞。2004年5月29日，麥金農教授在北京欣然接受了本刊專訪。

　　記者：當今世界，雖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融合度比較高，但二者在經濟、金融政策的某些具體方面仍存在著不協調的地方，請您簡要談一談在當今的全球經濟格局中，二者應該如何共同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

　　麥金農：我認為二者首先具備共同的利益基礎。當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保持著一種穩定的貨幣體制，發展中國家通過這種穩定的貨幣體制實現了本國金融體系的穩定，發達國家雖然也認為該貨幣體制比較成功，但它們再也不能利用這種貨幣體制操縱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行為，比如他們不能迫使中國改變本國的匯率。東亞地區國家之間的貿易量迅猛增長，所以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應該建立一個共同的貨幣聯盟、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這有利于東亞地區國家之間貿易的發展，這種共同的貨幣聯盟也是謀求與發達國家一同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基礎和前提。

　　記者：美國媒體登載的一些觀點認為當前人民幣匯率偏低，應該進行調整，這樣有利于公平的世界經濟的發展，對緩解中國目前的經濟過熱也會有所幫助。您對這個觀點有什么評價？

　　麥金農：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和一些西方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建議中國人民幣應該貶值，但中國政府卻通過各種努力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這對于緩解該地區經濟的繼續下滑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為了保證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中國政府大力加大基礎建設投資力度，投放1萬億元基礎建設資金，這對于拉動國內需求以及進一步刺激東亞地區的經濟恢復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現在，西方一些學者和官員又建議人民幣應該升值，我想這次他們又錯了。東亞地區的國家中，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國家大都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體制，所以，如果美國的匯率政策具有可行性、更負責的話，那么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東亞國家的匯率政策無疑也是合理的。另外，中國到目前為止，其資本項目下的交易仍然是不可兌換的，這使得中國沒有一個有效的外匯市場供外資進行外匯對沖，所以目前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體制是合理的。近一段時期以來，一些經濟學家主張說，像中國這樣有很高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國家，它的匯率應該不斷升值。但我們應該注意到，在人民幣名義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中國呈現出來工業生產率、工資增長與整體的價格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增長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大致都在10%左右。這樣的現象與日本在20世紀50、60年代經歷的經濟狀況很相似。當時日本有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水平，它的工資增長水平和勞動率增長水平相一致。日本在這一階段始終采用固定匯率制度，但沒有出現不均衡現象。因此中國同樣也不會產生不均衡，也不需要在短期內提升人民幣的匯率。中美雙邊貿易呈現的趨勢說明中國的出口一直大于進口，經常性項目處于盈余狀態，但中國同時對其他國家的貿易卻存在赤字。所以，從多邊貿易角度上看中國并沒有貿易不平衡的現象。

　　美國希望中國以及其他東亞國家的貨幣升值，以降低美國的貿易赤字。很多國家的經濟學家在談論這方面內容的時候，常常以彈性模型為其依據。這個模型的主要結論是：一個國家的匯率會影響貿易平衡——匯率升值，入超減少，反之亦然。這個模型是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英國經濟學家發明的，它比較好地描述了當時英國的經濟現象。英國當時還是比較孤立的經濟體，與今天相比，國際貿易比較有限。因此，我們應當記住，這個模型的假設條件是封閉的經濟體，不是現實中開放的經濟體，在這種封閉的經濟體中貨幣政策不會影響匯率政策。

　　經濟學家就好像將軍，總是用以前的作戰經驗打未來的仗。經濟學家使用彈性模型分析今天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國際貿易現象也犯了同樣的錯誤。簡單舉個例子，1971年日元對美元是360:1，1995年變為80:1。這是很大的匯率變化，但這期間日本對美國經常性項目的盈余卻一點也沒有減少，反而持續上升。

　　實際上，美國與東亞地區存在的貿易失衡，其根本原因是美國儲蓄不足。因此，讓人民幣升值不能改變這個問題，更不能解決中國目前部分行業出現的過熱現象。

　　記者：眾所周知，近年來人民幣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您認為中國如何才能在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前提下減輕升值壓力？

　　麥金農：人民幣升值壓力實際上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就存在了。1994年匯率體制改革以后，曾經有一段時間出現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個一般人知道很少)。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出現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這個壓力不只來自國際，同時也來自國內。但進入新世紀后，要求人民幣貶值的呼聲還余音繞梁，這時候突然又出現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個壓力應該說主要是來自國外，這個壓力跟過去的壓力非常不同的就是它形成了實實在在的政治壓力和外交壓力，而且壓力持續不斷。但是我認為，在當今的國際貨幣體系之下，匯率的壓力就像是國際經濟氣候中的陰晴冷暖，我們不要因此被人嚇唬住，也不要嚇唬自己。中國既要以平常心處之泰然，也要慎重對待。但無論如何當前中國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應當堅持不變，人民幣兌美元8.28：1這個中心匯率不能變，但可以適當擴大匯率的波動范圍，比如到1%。

　　中國要想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繼續保持匯率穩定，還有許多其他經濟變量需要考慮。比如，針對貿易赤字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恪守對世貿組織的承諾，逐步解除進口限制、取消出口補貼等等，這樣可以減低人民幣升值壓力。有可能的話，中國出現一點貿易赤字也不無好處。這是因為有大量的投資隨時進入中國，可以提高中國的美元資產存量，彌補可能出現的貿易赤字。眾所周知，直接投資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但中國并不缺外商帶來的錢，中國不妨可以考慮借美元給外商，然后讓他們把這些美元換成人民幣在中國投資。如果我們借錢給外商，就可以成功地減少私人企業持有的流動性美元資產，從而有效地減少來自外國特別是美國對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壓力。

　　記者：中國金融市場的結構與美國的有很大差異。在中國的金融市場中，銀行所占份額過高，達到了95%，而證券和保險僅占5%。但目前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心不足，資本市場的發展受到很大制約，您認為應如何改變這種結構現狀？

　　麥金農：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金融體系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正如您剛才所介紹的，銀行體系在中國金融體系中所占比例過大，金融市場中需要引入其他更多的金融工具。我想，中國亟需發展債券市場，擴大政府債券的期限品種，并依據政府的基準利率發展公司債券市場。當然，發展公司債券的前提是建立一個很好的會計體制，會計體系的信譽度要高，這樣投資者才可以放心地根據會計的評估結果作出投資決策。另外，很多地方政府管理著用于社會保障目的的養老金，這些資金完全可以成為長期債券的購買資金。雖然中國股票市場發展了大約10年，并取得了一定規模，但并不十分成功，很多上市公司經營管理不規范，給投資者帶來很大的投資風險。所以，中國目前發展債券市場很有必要。

　　記者：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中國政府也在考慮放松利率管制，加大通過利率手段調節國民經濟的力度。您認為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使用利率手段調節國民經濟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麥金農：由于中國還存在著資本管制措施，所以中國現在沒有必要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所左右。但隨著中國對資本管制的逐步放松，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利率措施對中國中央銀行的影響就會加大。到那時，中國可能會因自己的利率政策在主觀上與美聯儲的意愿一致而欣然接受美國的貨幣政策，但也可能會在存在沖突的情況下被迫接受。當前中國出現的部分行業過熱現象與美國的經濟政策有很大關系。美國現行的貨幣政策過于寬松，1%的利率引發大量逐利資金流入利率相對較高的中國，加大了中國經濟過熱的態勢。如果美聯儲大幅提高利率將給中國升息創造機會，但現在美國的利率如此之低，中國無論如何不應當提高利率。

　　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政府對商業銀行貸款的監控力度不夠，中國人民銀行應該在防止地方政府對當地的商業銀行的放貸政策過多干預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我想中國政府如果處理好了這兩方面的問題，中國經濟一定會有一個更好的前景。

　　記者：中國國有銀行在整個銀行體系中的比重非常大，中國現在正在進行著國有商業銀行向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改革，您認為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應該注意什么問題呢？

　　麥金農：我個人認為這一結構上的轉變不會給中國的銀行業提升運營效率帶來多大的變化。只要中國政府繼續為商業銀行的存款提供擔保從而這些銀行無論如何都不會破產倒閉，只要商業銀行的信貸政策還為政府所左右，中國商業銀行的問題就不會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關鍵要約束地方政府對當地商業銀行信貸政策的干預，要強化銀行以效益為最終目標的經營理念。幾年前，中國人民銀行在機構設置上進行了改革，即跨省(直轄市、自治區)設置了9大分行，希望通過這種設置削弱當地政府對銀行經營決策的干預，但實際上，這種意愿并沒有完全得到實現，因為這種加強中央監管的趨勢很快就出現了回歸，大區行下面的分支行數目依然很多，地方政府對它們的干預現象也時有發生。所以，我認為還是要加強中央監管，真正把對銀行的干預權，把對貨幣政策的主導權收回到中央政府。

　　記者：中國現在對金融業實行的是分業監管的體制，而西方很多國家已改變為混業監管，請您談談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麥金農：我覺得中國在這一問題上應該堅持自己的立場。美國在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后實行了分業監管的措施，將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分開，將銀行、證券和保險業務分開，聯邦政府對銀行中的存款進行了保險以及對利率的上限水平做了限制。我想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美國近年來發生的財務丑聞(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就足以對上述問題提供明確的答案。金融集團規模過大，比如花旗集團，其投資銀行部分極力鼓動安然公司發行證券，它也從中獲取了大量的發行、承銷費用，而其商業銀行部分則以十分優惠的條件向安然公司大肆放貸。世通公司的情況與安然差不多。所以我認為中國還是應該繼續執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運行模式。

　　記者：您認為在當前的貨幣體系下，為了保證東亞地區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該地區應該實行什么樣的匯率制度安排？

　　麥金農：我在上面曾經談到過，雖然東亞地區國家之間的貿易量迅猛增長，但該地區絕大多數國家實行的仍是美元本位制。絕大多數的貿易、資本流動都是以美元作為計價貨幣。在這種制度下，東亞債權國家實際上面臨著很大的風險，因為一旦該地區國家的本幣相對于美元升值，那么這些東亞國家的商品將喪失很強的國際競爭力，所以我建議他們維持對美元穩定的匯率。

　　當然，在美元本位制度下，很難改變這種現象，但我們應該做的就是更好地理解這一體系，讓這一系統更好地為我們服務。維護匯率穩定說起來容易，但操作起來卻相當困難。從以往的經驗可以看出，只有當一個地區的經濟聯合體共同對美元保持匯率穩定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既定的目標，否則如果只有一個國家對美元保持穩定的匯率，而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對美元的匯率卻不斷變動，那么該國維持匯率穩定的既定目標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實現的，南美洲國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在維持匯率穩定方面的經歷足以證明這一點。所以，東亞經濟體應該聯合起來維持對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東亞地區國家之間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聯合體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狀況，因為在這些國家能保持自己對美元匯率不變、互相之間匯率相對穩定的條件下，即使是美國單邊采取行動，比如說貨幣政策非常擴張，通貨膨脹極其嚴重時，其他東亞國家可以一起將貨幣升值來抵制通貨膨脹的跨國傳染，并且因為這些東亞國家的匯率政策是共同調整的，給彼此帶來的傷害較小。

　　(翻譯：趙　耀　　譯校：張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