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成功恰恰在正確的改革方法論上。當我們確定“搭橋過河”的目標時，重要的是如何“過河”，如何搭建一座“過河”的橋梁。這座橋的形狀、材質、承受力及造橋的成本和時間，都是更重要的。而這些問題往往是海歸人士和經濟學家所看不到的。

　　□在中國改革“過橋”的整個組織過程中，像國家體改委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這樣的組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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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改革我們充其量也只能說是獲得了階段性的成功。我們正在通過改革的兩大高風險區——產權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不可掉以輕心，功虧一簣。

　　-劉紀鵬

　　一

　　令我產生這一想法，并寫一篇想念體改委的文章，主要是最近經歷的三件事：

　　(一)陳錦華同志要寫回憶錄。他在體改委工作期間，股份制無疑是一場他經歷的大事。于是由孫樹義同志牽頭，組織大家搞了一次座談。其中，大家追思到15年前國家體改委在中國推動的企業股份制改革中，體改委憑他獨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集中了來自15個部門的70多位同志，圍繞著《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規范意見》制定了十三個配套文件。速度之快、影響之大，出乎預料。這為以后中國股份制的推進及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二)近來股市持續下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場傳聞銀監會和外管局力求盡快推出QDII。QDII的投資方式是通過境內一些合格的金融管理公司設立專門的外匯基金，投資于香港和其他境外資本市場的股票，打通香港和內地股市的通道。但由于境內外股市價格的差異，人們無疑會對石化、電力等在內地和香港同時上市的股票棄高就低，直接導致內地股市的下跌。QDII是《國務院關于穩定發展資本市場九點意見》的一個具體內容。《國九條》是由證監會為主，組織十二個相關部委成立六個小組，落實七件大事。但每個部門在推進這一過程中，往往是從本部門的角度和利益出發，由于證監會在其中也有一些自身的權力和利益的調整所涉及，不像當年體改委那樣超脫，協調起來就顯得力不從心。

　　(三)從去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在宏觀規劃和調控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電力，大面積的電荒和價格持續上漲的趨勢使人們開始反思國家發改委的職能定位。早在去年全國人大會議結束，馬凱同志履新國家發改委時，中央電視臺的記者采訪我時曾問到，馬凱同志及其領導的發改委成功的標志是什么？馬凱同志最難的工作是什么？我曾經回答，馬凱同志工作成功的標志就是在其任內能把發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虛。如果發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實，審批權力越來越大，則意味著失敗。而在回答第二個問題時我則答道，馬凱同志工作最難的環節是說服和帶領他的同事進行自我革命。出乎預料的是，這一采訪竟然在中央電視臺播出了。事后電視臺的記者告訴我，錄像帶被中央領導調閱了。

　　二

　　寫這篇想念體改委的文章，還有其他一些更深刻的原因。首先，經常有一些海歸人士和經濟學家批判當初中國的改革不徹底，比如資本市場的“一股獨大”和“股權分置”。其實認真回顧中國改革，已走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歷程。盡管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但是這25年以來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又經常遭到人們對中國改革不規范、不徹底的非議。然而，我們卻很難把“成功”和“不規范”連在一起。究竟是中國改革有問題，還是規范本身出了問題？這的確是擺在我們今天面對經濟出現的問題，想念體改委時的一個現實思考。其次，中國改革到底成功在哪？盡管世人公認中國改革的成就，但是卻很少有人能總結出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所在。其實回顧和反思中國改革的25年，絕不僅僅是一種情感的需求，而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當然，經濟學家看改革和管理學家是不同的。經濟學家可能更青睞于改革目標的確立。盡管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目標在改革之初也困惑了人們很長時間，但中國改革的成功絕不僅在于目標的確立。否則我們就無法論證在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上，比中國更清晰、更徹底的俄羅斯及前蘇東國家的改革為什么就不如中國。

　　中國改革的成功恰恰在正確的改革方法論上。當我們確定“搭橋過河”的目標時，重要的是如何“過河”，如何搭建一座“過河”的橋梁。這座橋的形狀、材質、承受力及造橋的成本和時間，都是更重要的。而這些問題往往是海歸人士和經濟學家所看不到的。

　　國家體改委成立的20年，書寫了一部光輝的歷史。那時的體改委借鑒國際規范，尊重中國實際，經常召集一些中外專家就中國的一些重大改革和發展思路問題，吸取各方意見，歸納總結。既考慮我們搞市場經濟的大方向，需要借鑒西方規范，同時又尊重國情，實事求是地進行順利到達彼岸的路徑選擇。筆者當時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曾經參加了國家體改委組織的三、五、八年規劃總體設計，也有幸參加了從九十年代初就由國家體改委牽頭負責、組織落實的在中國穩步推進股份制改革的整個過程。回想往事，思索萬千。

　　三

　　在中國25年的經濟體制變革中，有兩個機構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其一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其二是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改革中很多的重大決策和“過橋”思路，都是由這兩個機構組織提出和落實的。當遇到部門之間的利益紛爭時，也都是由這兩個機構進行協調的。

　　八十年代后期，為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國家體改委在組織專家研討中國的三、五、八改革總體方案中，就廣泛地聽取各界意見，組織了四五個小組，來完成這樣的思路。還有八十年代末期提出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改革，楊啟先同志介紹說，當時就是采納世行專家的建議，組建國有資產管理局，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國有資產改革構思。而在經歷了實踐中反復徘徊的13年之后，我們才又開始建立了中國的國資委。又比如，錦華同志作主任、劉鴻儒同志作副主任時期的國家體改委，就組成了由孫樹義、傅豐祥、孫效良牽頭的股份制三人領導小組，頂住當時股份制是私有化的巨大壓力，根據中國國情，對中國股份制的推進做出了系統的規劃：一條線由孫樹義負責的生產體制司出臺十三個股份制配套法規，抓全國的定向募集股份公司的發展、建立和規范工作；另一條線則由傅豐祥等同志領導的宏觀司，通過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探討中國的銀、證分離，籌組中國證監會，規范中國的股票交易所和證券交易報價系統。

　　這期間，國家體改委在財政部、人民銀行、國家計委等政府部門之間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這當然不僅需要體改委的改革觀念和系統的改革思路必須要首先形成，同時也需要體改委在體制內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盡管調整一些部門的行政權力會遇到障礙，但由于體改委的特殊地位和沒有自身部門利益，超脫的地位使其不會陷到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和利益之爭中，這就為總能成功地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奠定了基礎。

　　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發揮的作用就更大了。1986年，我曾有幸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同志出差，抓重慶嘉鈴和湖北二汽的企業改革試點，探討股份制改革。張勁夫同志是對中國股份制和證券市場做出最重要貢獻的領導人之一。那時他一方面抓中國證券市場的組建和發展，另一方面又抓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在中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的模式上，他總是能夠善于聽取各種不同的觀點。既聽取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學者的意見，也充分聽取像我的老師蔣一葦這樣的國內經濟學家的意見。當各派意見不同時，總能讓各種觀點充分闡述其理由，然后再做決策。記得在陪同勁夫同志出差的火車上，以蔣一葦和宮著銘各為代表的觀點在當時股份制中要不要設“企業股”這個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論。盡管勁夫同志知道國外的股份公司中沒有“企業股”的提法，但考慮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現實，指出要根據國情實行分步走的股份制改革思路。

　　1991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周建南同志看到了我寫的一篇關于《公司集團與集團公司》的文章，讓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的洪福友總經理給我打電話，探討企業集團問題。一見面他就說，我看了你的文章，贊成你提出的企業集團不是法人的觀點，你的文章對國企改革、政府體制改革和工業組織調整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當時，讓國家工商局接受企業集團不是法人是多么的難。建南同志淵博的知識及對我文章中一些概念一字不漏的引用，實在令我驚訝。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領導同志那種儒家風范的淵博學識、平易近人的領導作風，令我終生難忘。

　　四

　　總結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與其放在改革目標的確立上，不如放在改革路徑選擇的方法論上。在深交所中小企業板啟動儀式上，成思危副委員長曾說：他更愿意讓別人把他叫做管理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他說管理學家的任務是解決如何“過河”的問題，是解決如何用最小的成本搭建橋梁的問題。這番話令我非常有感觸。在中國改革“過橋”的整個組織過程中，像國家體改委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這樣的組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為什么經濟學家在總結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時總是感覺困難重重？他們不僅理論嚴重落后于中國改革的實踐，甚至連總結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都十分困難。記得九十年代初期，在筆者參加的幾次經濟學家論壇上，一些經濟學家力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薩克斯給波蘭和俄羅斯制定的“休克療法”，甚至預言俄羅斯的改革一定會比中國快。一晃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25年的歷程，俄羅斯的改革也走過了近15年的歷程，盡管我們不能現在就下結論說中國的改革會永遠比俄羅斯成功，但至少迄今為止，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他們低，進步比他們大。當世界各國的學者專家在總結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進程時，人們無一例外的是把中國放在首位。

　　五

　　對中國改革我們充其量也只能說是獲得了階段性的成功。我們正在通過改革的兩大高風險區——產權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不可掉以輕心，功虧一簣。

　　總結中國所經歷的25年改革發展史，寫一篇懷念體改委的文章，不僅僅是為了抒發改革尚未成功，改革者先我而去的情愫，重要的是表達絕不能在中國改革已經成功的床上睡大覺，忘記我們正面臨產權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的攻堅戰，保持清醒的頭腦。由此得出以下幾點思考：

　　(一)中國改革的成功是與他建立像國家體改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這樣的組織體制分不開的。在小平同志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目標之后，這些部門所做的眾多艱苦卓絕的搭橋、建橋、過橋的施工設計和管理工作，不應被忘記。科學總結中國25年的改革史，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經濟學家在總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時，應善待在改革一線直接指揮改革戰役的體改委等部門。而對中國改革在通向成功之路上所必然付出的一些代價和做出的一些今天看來似乎不能理解的選擇，要予以包容的態度，而不是簡單的去和美國模式、俄羅斯模式進行對比，橫挑鼻子豎挑眼。

　　(三)回憶過去的人和事是為了展望未來。在這里，我并不想表達恢復國家體改委的愿望，知道那不現實，但至少表達了在懷念體改委的同時，希望有一個部門能承擔當初國家體改委的職能的心情。

　　(作者單位：首都經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