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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營報》2001/03/20
某種程度上，這些事情反映了整個日本的經濟和管理已經不像七八十年代那樣了。日本從九十年代以來經濟就一直不景氣，在這種背景之下，管理就可能會出現問題，從而造成質量上出現很多問題。
另一方面，對中國人來說，生活水平提高了，好東西見得多了，要求也越來越高。不像過去那樣，好多事情都馬馬虎虎過去了。現在中國人對這類事情之所以如此敏感，跟生活水平提高后注重追求生活質量有關。比如說坐飛機，以前，覺得能坐上飛機就已經很不錯了，現在遇到怠慢就會覺得不正常，這種消費者的意識也在不斷的增長，包括對產品質量的要求。
我們要反思日本企業出現的問題。日本公司的制度結構，確實存在好多問題。我們經常在講，出了問題誰負責，誰真正關心這個問題。像日本這種產權結構，使得最終關心的人落實不下來。這種產權結構實際上就是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
東南亞，包括日本、韓國和正從國有企業轉化的中國股權制度，到底是走美國模式，還是走日本模式？我們可以從日本的經驗教訓中好好考慮一下，他們這種混合的、復雜的產權結構，在七八十年代經濟正向上走的時候，還看不出問題來，但是等到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這種產權制度帶來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日本的模式，或者包括今天中國在搞的模式，股民是無法控制的，上市公司還控制在大股東手里。我們要反思一下，最近事情的發展到底是不是反映了日本公司的產權結構和企業治理之間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很多人對于日航和三菱等事件提出了歧視問題，我也同意這里面有歧視，但不是民族歧視，是消費者歧視，在商業操作中，確實存在歧視，針對不同的消費者對象制定不同的價格。
我認為民族歧視在這個問題中占的比重不大，東芝為什么賠美國，不賠中國？他為什么在美國就會承認錯誤？有人將之歸結為民族歧視，但是從經濟學角度考慮，我覺得這是一個“理性”的選擇，日本企業也在算，哪一個對他更有利，目前至少他認為賠不賠中國不是很重要。作為企業，雖然有民族文化存在，但更多是從利益考慮。美國，他可能認為市場太大，得罪不起；中國他也會分析，比如風險分析，也可能做出了錯誤的風險分析。有人可能告訴他，對于中國的賠償問題，第一，賠不賠償，影響可能不大；第二，如果賠了，可能會引出更多的問題。
至于說，有人提出這是日本產品質量神話的終結，我看未必，就好比我們中國人出國，第一年什么都好，第二年什么都不好，第三年開始覺得有好有壞，現在就比較正常。為什么現在對日本產品這么失望：就是以前對他太迷信。其實它也和別的產品一樣，尤其對于高科技產品，很容易出現問題，哪一個環節沒有處理好，都會導致嚴重的錯誤。我們不應該對日本的產品有太過嚴格的要求，它的錯誤率總的來說，與其它國家相比還是低。客觀地講，它的質量比其它大部分國家要好。
再有一點，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我們和其他國家接觸越來越多，矛盾也會越來越多。人們就需要有正常的心態去對待這些事情。另外一點解決這些問題的渠道也會越來越暢通。所以這些事情的發生是很正常的，表明了我們國家正處于在和國際日益接軌的起點。
對于日本企業來講，我覺得他們應該重視中國市暢或許他們根本沒把這當回事兒。或者認為我們不會有這么大的反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件好事，雖然他現在并不認錯，但他們不敢無動于衷。這是對日本的忠告。
至于中國，也會慢慢地習慣這種事情，要學會用正當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可以理解再初次發生這件事情時會情緒化一點，但老是這樣就不好了。但是人應當通過法律和律師來解決，這不能靠輿論解決，我覺得這本身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靠輿論來引導法律的執行，這本來就不是一個法制國家的做法。而且中國要完成于國際的接軌，最好還是通過法律來解決。用成文的法律，別人沒有什么話好說。如果靠輿論，反而會失去有些國家民眾的支持。
所以，這件事解決的最根本方法就是用法律，這一點是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和同情的，而且恰恰是最后能把事情搞好的一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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