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北京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海聞教授、張維迎教授被擢升為校長助理，分別主管學校的財務和校辦產業，官職雖然并非頂尖，但卻執掌實權，操控北大經濟命脈。時隔半年，到了年終歲末盤點的時候，人們回顧他們的“政績”，確實“不辱使命”。有人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傳統的“學術北大”將以“經濟北大”的嶄新面目示人。北大的經濟系歷來名頭很響；原本老牌的經濟學院，六年前又分化出光華管理學院；一支海外歸來的生力軍在燕南園組建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儼然已經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北大經濟在三家的合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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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度一路飆升。身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海聞和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的張維迎，在新世紀得到了史無前例的重用，這無疑代表著北大欲借“北大經濟”之勢，逞“經濟北大”之威。

　　“制度創新”從“用人創新”起步

　　北大一位新銳的教授曾經痛心地說：“大學是中國社會轉型中最后的一個堡壘。”聽過之后，大多數人都先點點頭，再搖搖頭：點頭是因為贊同，搖頭是出于無奈。高等教育這塊硬骨頭如何來啃，眾說紛紜，長時間沒有定論。

　　2001年到2002年，圍繞著“制度創新”，吳敬璉等一大批學者競相奔走呼吁，但他們關注的領域主要還在企業等經濟實體，大學是他們發表演說為企業搖旗吶喊的陣地，也正是這里，或許才是最急需“制度創新”的地方。

　　“北大從來都是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滲透在北大精神中，直接影響了學校各個層面的改革。”北大教育學院閆鳳橋副教授說，“要想從制度上有所創新，必須先從‘用人’上下手，只有起用了最合適的人，才可能保證下一步制度創新得以順利進行。”正是基于這方面的考慮，兩位經濟學家才走進了學校管理高層。根據歷來的經驗，校長助理經過短時間的磨煉，將被迅速提拔為副校長，屆時，他們的施展空間將更加廣闊。

　　在他們走馬上任之前，學校的財務由黨委書記閔維方教授主抓，校辦產業歸副校長陳章良教授負責。由于陳章良教授調任中國農業大學校長，閔維方教授主動讓賢，提出由經濟學管理學家接替他們的工作。此議一出，附和者有，反對者也有。學校經過層層審核，經過數月的醞釀和幾個星期的磋商，終于圈定了海、張二人。有資料顯示，他們是北大歷史上除馬寅初外，職位最高的經濟學人。

　　尋找“一流大學”的模板

　　翻看北大的校史，從蔡元培到胡適，再從傅斯年到馬寅初，直至今天的許智宏，百年滄桑見證了30位校長的風范。明眼人不難看出，在歷任校長中，解放前以國學大師居多，解放后則多出自理工類學者，惟馬寅初一人，有經濟學背景。但在他執掌北大的年代(50年代初)，計劃經濟體制初建，很難在學校的管理上有推古塑今的作為。如同北京與上海相繼宣布，要在短期內實現現代化一樣，兩年前，北大、清華等高校也開始喊出了“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北大甚至給出了一個具體的時間表——17年，要在21世紀的20年代圓國人的“世界一流大學”夢。

　　何為“一流”？專家們甚至已經把它量化得相當精細，復雜的評估體系包羅了學術科研教學的各個層面。一流的標準最終是以學術來衡量的，但片面地抓學術，往往事倍功半。精明的校長早已看到了這一點，最佳的方案還是從管理制度上著手，以制度變革促學術發展，從各種資源上支持學術。現在的學術研究呈現出一個典型的特點——對資金投入的要求很高，這已不僅僅局限在理工科，文科也相當明顯。財務管理、資金運作對科研經費的使用調配而言，舉足輕重。經濟學家利用本身的專長，來管理學校的財務等相關工作，勢必會帶來更多的“正效應”。與海聞同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供職的盧鋒教授對此非常認同，但他也表示：“雖然張維迎、海聞以實踐證明，他們確實為學校帶來了新鮮的空氣，但這并不意味著經濟學家就一定比別人管理的好，這里面有很多個性化的因素。”他的口氣在嚴謹中保持著慣有的謙虛，“我自認為我本人就肯定不能勝任學校的管理工作，呵呵。”

　　大學需要“經營”

　　長久以來，大學一直被視為純粹的公益性組織，神圣的知識殿堂容不下半點銅臭氣來褻瀆。校園里的人們一直固守著傳統的“管理”守則，不肯越雷池半步，因為一旦超越這個范疇，就將被視為異類，遭到永久的排斥。

　　當時間老人走進20世紀的最后十年，市場經濟的層層推進開始為塵封已久的校園注入新的血液。沒有人懷疑經濟改革的推動力之大，它不僅從數字上證明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在漸漸縮小，更為懵懂的國內高校帶來了革新的動力。

　　人們思維的變化是如此的強烈，以至于傳統的規則與現代的理念還未交鋒，就敗下陣來。學者們，更重要的是領導們清醒地意識到，大學僅僅靠“管理”已經瀕于末路，“經營”才是一條新的出路。這兩個動詞的賓語曾經被認為沒有交集，但今天，至少“大學”一詞二者可以共享。從管理大學到經營大學，意味著在某種意義上，學校也可以作為經濟體來運作。即便不能照搬市場經濟的理論，但也至少可以引入一些規律，作為參考。如果將大學看做一個企業集團的話，校長就是CEO。這個比喻聽起來未免太荒唐了些，但不可否認，單純公益教育的定位已經難以適應大學發展的需要，高校的演進將被賦予新的意義。

　　期待全職管理者

　　閆鳳橋副教授顯然并不滿足于現有的管理體制，他歷數著國外大學的眾多模式，言語中多少有幾分期待：“國外大學的管理專業化程度非常高，副校長一級的領導專門負責自己的工作，并不授課，是純粹的全職管理者。”

　　反觀國內高校，學校領導大部分是“雙肩挑”，既是行政領導，又有教學職務。“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國還沒有發展到社會化分工那么成熟的地步，沒有學術資歷就很難取得行政職務。”

　　哈佛大學的前校長坦言，他在任期間，幾乎沒有從事過任何科研與教學活動。校長暫且不論，畢竟比較特殊，北大校長是由國家主席親自任命的，帶有很強的象征意味。

　　在國外大學里，學生見到管理者，職位高如副校長，也不會稱他“老師”或“教授”，倘若他是博士，就稱呼他為“某某博士”，如果不是的話，就直接稱他為“先生”。在中國就迥然不同了，只要你是行政管理人員，都必須直呼“老師”，老師的范疇被無形中夸大了很多倍。這就是中國國情，也是一種中國文化，無所謂對與錯，但管理的專業化卻是一個國際發展的大方向。海聞和張維迎本身還承擔著繁重的科研教學任務，“經濟中心”與“光華”是學校中最活躍的兩個單位，他們二人的時間與精力已經被學校、系所以及社會活動瓜分怠京�＜幢闳绱耍�我們仍然有理由相信，他們的經營思路勢必會影響北大的核心管理理念，經濟北大已初現端倪。“經濟北大”將為北大帶來些什么？包括校長在內的管理者和旁觀者都在拭目以待。也許它的象征意義更大于其實際作用，但無論如何，我們看重的是一種趨勢。或許若干年后，“經濟北大”將帶動國內更多院校走上一條變革之路。雖然中間會存在很多變數，但人們依舊會期待下去，準備迎來中國高等教育真正和國際接軌的一天。

　　新華網 2003/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