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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成功的企業家一樣，美國高通公司創始人兼CEO歐文·喬科布斯總是喜歡向來訪者推銷自己的公司。對于67歲的喬科布斯來說，高通就是自己創業人生的戰利品。從當年圣地亞哥市一家比薩餅店樓上寒酸的辦公室起步，高通公司已經成為全球無線通訊領域內的龐然大物，甚至率先在全球提出了CDMA手機的標準，這是一樁每年銷售額達數百億美元的大生意。
如果心情足夠好，喬科布斯還會向來訪者談到自己的兒女：比方說，喬科布斯的大兒子保羅，眼下正領導著高通在無線互聯領域的業務，小兒子杰夫則負責管理高通的風險投資。但是如果你試圖讓喬科布斯說出誰將接替自己，成為高通公司新一代領導人的話，你得到的反應常常是沉默和尷尬。事實上，盡管喬科布斯家族在高通公司董事會里占有兩個席位，喬科布斯仍然不愿外界給高通貼上“家族企業”的標簽。老喬科布斯的說法總是很外交：“我希望高通能繼續為眾多人才提供機會，不管他是喬科布斯家族成員還是外來者”。
老喬科布斯的外交辭令并沒有什么讓人費解的。在經過了近兩百年商業精神洗禮的美國，整個社會普遍堅信家族和生意應當分開。這當中一個顯而易見的悖論是，美國人也曾迷戀于肯尼迪家族式的金色宮殿，把包括肯尼迪、羅斯福和布什在內的名門望族子弟送進了白宮，但這并不妨礙美國人普遍傾向于把家族公司歸類為“非美國化”的。
家族公司在美國遭受大眾的白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人相信，美國之所以成為全球惟一的超級經濟大國，絕對與公司制時代的惟才是舉有關。美國人對家族生意的銅臭味有著本能的疑慮和反感，他們極度擔心在商業社會的搏弈運動中，家族企業會把不合格的人放到領導者的位置上，從而使家族利益壓倒商業利益，其結果只能是股東利益受損。美國人這種對于家族企業天然的戒備心理，甚至在家族企業轉變為公眾公司后也無法釋然。華爾街一位證券分析人士說：“華爾街通常對這類公司的一舉一動都很敏感，因為投資者總是擔心股東利益最大化未必符合家族的利益”。
-全球500強三分之一為家族企業
然而這真是一個兩難的困境：如果我們接受了華爾街的說法，整個世界就會出現真正的大麻煩。無論我們對那些“口銜著銀湯勺出生”的幸運兒多么心懷不滿，這個世界仍然在堅定不移地進入“二世”們從父輩手里接過金錢權杖的時代。從現在起，數千名戰后崛起的一代企業巨頭們將陸續退出全球經濟的舞臺，世界將變成年輕人的世界。美國著名的咨詢公司——安達信公司所做的一項調查表明，僅僅是在美國，就有大約43%的家族企業將在2002年前后完成權力交接。毫無疑問，這將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財富遷移運動。
現在的問題是，家族利益和股東利益果真像社會大眾所想象的那樣水火不相容嗎？與華爾街的負面評價相反，研究家族企業管理的學者們卻認為，家族企業實際上比大多數非家族企業更關注股東利益的最大化。
實際上，即便是在對家族企業戒心重重的美國，家族企業的權勢也絕對超出美國人的想象力。有數據顯示，家族企業創造了美國78%的就業機會，雇傭了勞動力市場上60%的就業者，創造了全美國GDP總值的一半。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這些數字可能還要高。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家族企業在全球經濟叢林里很少以“夫妻店”或“前店后廠”的姿態出現，而是占據了《財富》雜志全球500強排行榜上將近1/3的席位。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財富遷移運動
事實上，不管美國人喜歡與否，無所不在的家族企業早已控制了他們生活的每個角落。
從每年的10月份開始到來年的1月份，美國人星期天收看每場足球比賽的時候，一個習慣性的動作就是“砰”地一聲打開一瓶“百威”啤酒，但很少有人會意識到，他們其實正在為自己所痛恨的又一家家族企業創造利潤。用不了多久，36歲的美國人奧古斯特·布希就要從父親手中接過“百威”啤酒廠的管理大權。如果這場足球賽碰巧是由福克斯電視臺轉播的，美國人還會無比郁悶地發現，這家電視臺不過是70歲的澳大利亞媒體大亨默多克手里擺弄的大玩具之一，而默多克手里的這些玩具最終都會傳給他的兩個兒子，他們的年齡還不到30歲。
美國人的這種郁悶實際上是全球性的。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家族企業的權力交接運動已經開始。在中國臺灣，37歲的辜仲諒剛剛在去年成為當地最大的私人銀行——臺灣中國信托商業銀行的董事長，這個舉動被普遍看作是辜仲諒將最終接管父親辜濂松全部產業的信號。
在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創始人豐田喜一郎的交班工作也在悄悄進行，人們相信他的兒子將成為繼任者，就像兩年前威廉·福特接掌以他曾祖父的名字命名的福特汽車公司一樣。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香港，雖然華人首富李嘉誠從未公開宣布自己的接班人選，但一年多前排隊搶購TOM.COM股票的香港人深信，34歲的李澤楷極有希望最終勝出。
在以往歷史上全球范圍內的財富大遷移運動中，最壞的結局從來就沒有避免過。研究家族企業史的學者發現，在所有把財富轉移給下一代的家族企業當中，至少有80%的家族生意在第二代手中完結，只有13%的家族生意成功地被第三代繼承。換句話說，家族企業在轉手之后，創業者們日夜擔心的噩夢終于降臨：部分企業在新領導者手里不是走向破產就是被對手吞并，最極端的情況則是干脆關門大吉。
創業者們的噩夢當然還不止這些。事實上，商業王國里的權力交接往往還夾雜著子女們的勾心斗角，這一點更讓老一代們感到手足冰涼。為了平息子女之間的爭奪，瑞典宜家的創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把公司資產拆成了三份，確保自己的子女無法動搖公司的根基。意大利經營高級男裝的杰尼亞家族做得更絕，它把整個生意變成了兩代人的合資公司，共同承擔經營上的風險。但施瓦斯教授對這種做法很不以為然：“老一代創業者總以為公司的成功是自己正確領導的結果，卻沒有意識到每經過一次權力交接就需要做戰略上的調整，他們只想讓子女照著自己的方針行事，以為從此就萬事大吉。”
在大多數情況下，家族企業的接班人或多或少都會對上代人的經營策略做出改變。臺灣中國信托商業銀行董事長辜仲諒在海外接受MBA教育后，回到臺灣加盟家族企業。辜仲諒認為，文化差距是最大的問題，新舊兩代管理層需要互相學習和尊重。有段時間，辜仲諒為銀行聘請了美國穆迪和標準普爾資信評估公司，他父親最初也不太適應，而這時候他往往就要擔當起橋梁的角色。辜仲諒的理由是，亞洲銀行界的傳統習慣是保守和缺乏透明度，但如果要讓自己的銀行實現全球化，就必須讓投資者了解企業的運作過程。1998年，辜仲諒從微軟公司拿到一筆風險投資，成立了一家寬帶互聯網服務公司，讓父親大為震驚，主動向兒子請教互聯網的來龍去脈，這一戲劇性的進展從此改變了父子之間的關系。
-財富新人演繹資本新秀
在家族企業的歷史上，歐洲人顯然比美國人更有傳統。瑞士洛桑商學院教授施瓦斯說：“大部分歐洲企業家都有一種強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的企業變成代代相傳的巨人”。
至少到目前為止，家族企業的名字仍然與人們熟悉的全球跨國公司緊密相連，像福特、強生、摩托羅拉、萬豪、沃馬特、菲利普·莫里斯、迪斯尼這些鼎鼎大名的公司，它們過去是而且今后仍有可能是家族企業。從即將登場的接班人來看，我們會發現他們除了出生時嘴里銜著銀湯勺這一點沒有什么區別以外，最大的變化就是他們通常畢業于名牌商學院，有著海外留學或工作的經驗，他們的視野也要比父輩來得寬闊。而再過幾年，我們就將能看到他們在全球經濟叢林里或悲或喜的故事。(文/本報記者湯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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