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亞夫

　　G20戛納峰會正在舉行。對本次會議如果抱有太大希望，那么肯定會落空的。因為，從現實層面看，這次會議如果能達成“保增長、促穩定”的短期共識就算不錯了，更遑論解決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四大結構性難題。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希臘總理剛剛宣布，對歐元區領導人提出的新援助計劃要舉行全民公投。這將是一個被延遲點燃的導火線，有可能導致歐元區裂解，因為已經鬧了兩年的希臘問題至今仍未得到解決。由于歐債問題涉及許多國家，如果希臘因此而離開歐元區，那將會產生連帶效應。因此，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單純的歐債問題，而是世界經濟與政治問題。

　　如果歐洲一亂，就會造成世界經濟的一大引擎熄火，其后果將會嚴重沖擊既有的經濟秩序，并造成國際政治經濟板塊的大調整或大挪移。鑒于歐洲熄火的概率正在加大，這對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來說都是一場考驗。此外，美國也有減速可能。因為美債問題日益沉重，美國經濟遲遲不見好轉，這也可能引發另一個經濟引擎減速。

　　對新興經濟體來說，受到流動性泛濫的影響，這兩年正遭受通脹的煎熬。一些外向型成分比較高的經濟體還疊加了外需下降、內需不振及經濟出現滯脹等矛盾。與此同時，由于新興經濟體的財富積累比較單薄，社會保障又不健全，再加上財富分配不公，內部矛盾加大，因此，在內外矛盾的交逼下有可能會出現社會混亂，導致經濟的衰退。

　　這就是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一個緊迫場景。

　　另外，明年多個國家或地區都要舉行大選，選舉新的領導人，這個影響因素也值得思考。在這樣的時候召開G20峰會，政治領袖們必然會更多地考慮本國或本地區利益，考慮各黨派的政治前途和本地區的選民訴求。這對一個利益多元且差別很大的國際社會來說，怎么可能達成趨于一致的共識呢？

　　所以，盡管這次會議列出了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議題，但也只能是讓與會者聊聊而已，并不會產生實質性成果。因為，對于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及近三年來的應對措施，人們還來不及反省，更談不上對四大結構性難題的思考。那么，進入新世紀后世界經濟所面臨的四大結構性難題是什么呢？

　　一是財富結構的失衡。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平衡和分配機制的嚴重扭曲，正成為包括發達經濟體在內的全球工薪階層抱怨的緣由。從今年夏天的倫敦騷亂到最近風靡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雖然表現不一，但誘發原因都與財富分配嚴重兩極化有關。這種差距還表現在國家或地區之間。影響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既有傳統的勞動分配因素，更有現代金融因素。

　　二是金融結構的失衡。本輪金融危機之所以會在美國華爾街爆發，并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根本原因是以華爾街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已經異化成自我膨脹、自我循環及從中牟取暴利的掠奪工具，背離了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宗旨。因此，不從這一點上下工夫，僅僅依靠加強所謂的“監管和國際協調”，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

　　三是資本結構的失衡。這個問題既與金融結構失衡有關，也與產業結構失衡有關。從時間點上看，自上世紀下半葉出現全球化浪潮以來，國際間和地區間的資本流動呈現日益加快的現象。這既有好的一面，如優化了資源配置，也有壞的一面，加劇了資本投機。尤其當資本的流動脫離了實體經濟的基本需求，并與異化的金融體系彼此呼應，就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四是供求結構的失衡。在生產環節、消費環節及國際貿易方面，一方面是出現了跨地區的產業鏈重整，另一方面是出現了供給與消費環節在地區間的分離。發達經濟體的過度消費與新興經濟體的過度儲蓄，更造就了分化的社會群體，由此也加劇了全球經濟的恐怖平衡，最終在金融環節釀成了全局性危機。

　　如果不從根子上對這些問題加以追究，如果缺乏對深層次問題的思考，是難以找到對癥下藥的應對辦法。從目前看，本次戛納峰會雖然也有相關議題，但由于時機不對或氛圍不對，再加上與會者的訴求又存在明顯差距，要想在這些問題尋求達成共識也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