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新世紀》 記者 張翃

　　一身蠻氣的華爾街銅牛，背上是一位翩翩起舞、神情淡定的芭蕾舞者。銅牛和舞女身后被塵土模糊的遠方，似乎有一群示威者正努力沖破封鎖。

　　就是這樣一張插頁畫，在2011年7月13日的加拿大反消費主義雜志《廣告克星》(Adbusters)上，吹響了當前這場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號角。9月17日“占領”開始至今，已有至少上萬人加入。

　　就像這張插頁畫的含義難以說出個所以然來，“占領華爾街”運動到底要做什么、能得到什么結果，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清晰。但一個月以來運動擴散至美國各大城市，大西洋彼岸的英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荷蘭，甚至是阿爾及利亞和以色列也發起了類似的活動，這個時候，全球革命——示威者為這場運動新增的標簽，聽起來也就不那么大言不慚了。

　　他們要什么

　　看到運動的參與者們擠在半個足球場大的紐約市祖科蒂公園里露營聚餐、唱歌跳舞、練瑜伽、扮丑銀行家，不少人不以為然。不嚴肅、玩世不恭，“占領者”得到這樣的評價。

　　這些人到底要的是什么？質疑者會問。與往常的抗議示威不同，這場運動似乎沒有一個中心口號，不像開羅解放廣場人們高喊“穆巴拉克下臺”，也不像倫敦威斯敏斯特廣場前的學生反對漲學費。占領者似乎只是在泄憤。

　　他們知道自己勢單力薄，知道自己很可能被大眾媒體忽視，被評論家嘲諷，被政客當做一群軟綿綿的嬉皮士發起的無害的茶杯風波。沒有呼風喚雨的能量，他們只能拼人、拼時間，從幾千到幾萬人，一星期一星期地待下去、一個街區一個街區地蔓延開來。所幸，這招在美國還能奏效。終于，在前幾個星期的沉默后，電視、報紙等主流媒體都開始報道，總統、副總統、議院大佬、紐約市長都不得不對這場運動表態。

　　面對外界對運動嚴肅性的質疑，占領者漸漸地開始提出一些具體的要求。首要的就是，奧巴馬總統成立一個總統委員會，任務是終結金錢政治對美國政壇的操縱。

　　“旨在重建美國民主。”其實，“占領華爾街”的網站上清清楚楚寫道。他們也知道自己反對的癥結何在：“要民主，不要金主”。

　　讓占領者產生這種義憤的原因可以總結為簡單兩字：不公。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主要原因是房地產泡沫無度膨脹和金融去監管后的不負責任放貸。美國政府集全體納稅人之力救助金融企業，而對金融界高管們幾乎不加追究。如今次貸危機平息，那些得救了的大企業、大銀行又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要求為富人減稅、降低社會福利支出、大幅裁員。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到祖科蒂公園對占領者們表示支持時說的：損失大家攤，利益自己得。

　　就連索羅斯也表示“能理解抗議者”。他說，最令人憤怒的還不是用納稅人的錢救銀行，而是已經陷入困頓的銀行還在讓高管領取高額獎金。

　　有組織無領袖

　　這場運動沒有馬丁·路德·金。一個月過去，“占領華爾街”的公眾曝光率越來越高，卻從未出現一個領袖來代表參與者們說話。

　　他們不需要領袖，也不想要領袖。開羅解放廣場上那場同樣沒有領袖、一開始也被認為是烏合之眾的群眾運動的勝利，給了占領者信心。

　　“占領華爾街是一場水平式組織的抵抗運動。”其網站上說。這似乎很像1999年始于美國西雅圖的那場反全球化運動，不過他們自己點出了區別：當時我們的模式是，像一群狼一樣攻擊這個體系。當時我們有一匹引領狼群的頭狼，然后有一群緊隨其后的大軍。現在這個模式進化了，今天我們是一大群人，就像一群蜜蜂。西班牙巴塞羅那一位大學生的這番總結被《廣告克星》作為這場運動特點的最佳寫照。

　　沒有領袖不等于沒有組織。現代化的通訊方式讓這一切成為可能。早在9月17日前兩個月，《廣告克星》的人就注冊了“占領華爾街”網站、開通了熱線電話為參與者服務、傳遞信息。不用說，他們也在臉譜(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網站上建立了賬號。Facebook上顯示要參加活動的人數已近1.9萬人。“占領華爾街-紐約市”的Twitter ID有5萬名粉絲。

　　通過網上公布的捐贈賬號，截至10月12日該運動已籌集了15萬美元。“全部來自個人捐贈者。”組織者強調。

　　結合今年早些時候在西班牙一些大城市廣場進行扎營示威運動的經驗，他們總結出“人民大集會”這樣一個協助進行集體決策的組織工具。他們把“人民大集會”的指導原則放在網上，請大家學習的同時也參與修改和完善。

　　“人民大集會”不搞投票制，不因為持某一立場的人多就將它強加于少數人身上。它也不搞意識形態，因為任何意識形態都帶有偏見。他們只討論實際的問題：需要什么？如何得到？討論過后得出最有說服力的答案，成為共識。

　　“這是一場真民主之戰。”著有《帝國》和《大眾》等討論現代全球化民主的專著的美國學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學者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撰文盛贊這種水平式、大眾參與的政治組織形式 。“雖然他們目前還不能清楚地提出有別于現狀的另一種社會模式，但已經非常有力地表達出一種對真民主的向往。”

　　搞政治不搞政黨

　　占領者之所以要采取這種無領袖、水平式的組織形式，正因為他們對代議制民主的失望。耗資巨大選出的代表，在地方拜票時一派孜孜為民，到了華盛頓則被K街掮客、財團金主所操縱。即便奧巴馬總統依靠“改變”的口號上臺，但面臨權勢早已固若金湯的銅墻鐵壁，單靠一兩個有改革決心的領袖難有作為。

　　“占領華爾街”這種民粹草根的政治風格，不由讓人聯想到近兩年來在美國風生水起的茶黨(Tea Party)。二者都反對美國政府斥巨資救助銀行造成的后果，不過，茶黨主張政府什么都不要管，應該任由金融企業破產，才符合市場規律；占領者卻要求政府有所作為。

　　但更重要的區別是，茶黨是一個目標選民明確的政治派別，他們要吸引的是年紀稍長、虔心宗教、中產階級的美國白人。但占領者拒絕給自己塑造這樣的典型。他們反復強調自己是99%，是被剩余那1%用錢和權剝奪了公道的絕大多數。

　　正因如此，他們拒絕將自己與任何既有政治組織聯系起來。他們不想成為政客撈選票的票倉，也不想成為工會利益小團體的揚聲器。

　　“如果政客們做出回應，那是他們的選擇，但我們將保持獨立，而并不寄希望于他們解決問題。”運動新聞小組成員布雷(Mark Bray)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他也強調，“我們和工會彼此獨立，但是共同合作。”

　　不過，占領者真如自己宣稱的，能代表社會的99%嗎？雖然占領者不愿樹典型，但顯然，參與者大多數為年輕人、學生、政治立場偏左人士。他們表達對現實的不滿或許能夠引起大部分人共鳴，但在個人主義仍然深入人心的美國主流文化中、自由放任政治文化傳統下，他們提出的反資本主義主張，恐怕很難得到中產階級和保守的中西部普通民眾的支持。

　　他們要攻擊的那個掌握社會絕大多數財富的階層，也還手握一套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自里根時代以來占據主流的“涓滴效應”(trickle down)哲學。據此哲學，應該給富人減稅、增加對企業的激勵，才能為社會創造就業機會，才能提振消費，才能讓大家都富起來。

　　運動得到的響應說明，越來越多人開始對“涓滴效應”產生質疑，因為富人越來越富，窮人卻在承受富人變富帶來的風險。但還沒有一種新的經濟哲學理念能夠徹底顛覆新自由主義的“涓滴效應”，就像“大蕭條”后凱恩斯主義似曾顛覆古典自由放任理念、而又在七八十年代的滯脹中被貨幣主義所顛覆一樣。

　　運動想要挑戰的是代議制民主的僵化，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在不公，這當然不是露營兩個月、一兩次政府換屆就能解決的問題。但與其成為“沉默的大多數”，不如姑且在鐵屋中吶喊，即便只能制造回聲，也是一種安慰。

　　運動不會馬上催生出什么新政，但不等于這場運動沒發生過。一些觀念開始改變。如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評論，抗議者們所說的，華爾街從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一個破壞性的力量，是完全正確的。

　　財新《新世紀》特派紐約記者霍侃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