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柔性的拉嘉德還是強勢的費舍爾上臺，都必須面對IMF的改革難易序列問題，IMF已經不再是一個“陽性”的機構，傾聽和忍讓將是IMF的風格

　　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因性丑聞騰出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位子，然后，爭奪這個位子，就取代了“老人家的風流”，變成了更熱的新聞。

　　競爭者的競爭力比較

　　法國財政部長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是最熱的候選人，賭博集團開出的賠率是1：6，勝的概率高達85%以上；緊隨其后的是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騰斯(Agustin Carstens)，不過他勝出的概率與拉嘉德相比，相當低。另外，以色列央行行長費舍爾(Stanley Fischer)也將角逐這個位子，費舍爾是著名的宏觀經濟學家，美聯(lián)儲主席伯南克的論文指導老師，他擔任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IMF的第一副總裁。競爭人選的提名在6月10日結束，6月30日就必須確定總裁，結束由目前IMF第一副總裁利普斯基代理總裁的日子。

　　拉嘉德的過度熱門，曾經讓新興市場國家感到一絲不爽，金磚四國甚至發(fā)表聲明，大意是IMF總裁的位子不能永遠被歐洲人壟斷，歐洲人屁股已經坐熱了66年，該挪挪了。用周小川(專欄)的話說，要看“德能勤績”，而不是國籍地域。

　　不過魅力非凡、花樣游泳隊員出身的拉嘉德最近似乎“擺平”了一些異議，她剛剛訪問了巴西，收到了“禮物”，巴西已經明確表示拉嘉德值得信賴，中國似乎對拉嘉德也不反對。拉嘉德在美國的Baker & McKenzie律師行干了多年，被稱為“歐洲的美國女性”，美國財長蓋特納更是明言支持。

　　出身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卡斯騰斯資歷也不錯，拉嘉德是律師出身，而卡斯騰斯畢業(yè)于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他是匯率問題專家。他在墨西哥央行國際部任職的時候，參與了“布雷迪計劃”，這是一項關于墨西哥外債重組的計劃，穩(wěn)定了拉美的經濟動蕩局勢。但是，悖論就在于，出身于新興市場的代表并不一定是新興市場國家所認同的代表，金磚四國對卡斯騰斯就不置可否，IMF曾經出過有關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市場相互競爭的報告，墨西哥、印度和中國都處于高度重疊的“貿易競爭區(qū)”，它們并沒有強硬的紐帶或者價值觀聯(lián)系在一起，形成一個拳頭或者一個聲音，新興市場是一盤散沙，他們比發(fā)達國家更容易相互指責匯率競爭性貶值、勞動力成本的隱形補貼以及反傾銷等貿易壁壘。

　　那么費舍爾呢？他是另外一個時代的見證者，他是IMF強勢時代的雕像。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當時他和IMF總裁康德蘇用極其強硬的藥方逼迫韓國、印尼“吞服”，否則就不給予緊急援助。例如面對資本外逃，受援國必須提高利率給予資本更高貼水的補償，但它的代價是更加惡化了受援國的經濟，斯蒂格利茨曾批評費舍爾“這是放血療法”，病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放血治療。

　　費舍爾曾要求韓國，必須以開放金融市場為條件才能給予支持，所謂“主權換貸款”，以至于12月3日的IMF貸款援助日被韓國人視為“國恥日”。相信很多亞洲國家只要有“記憶”就不會接受費舍爾。盡管從效果上看，費舍爾的做法并非一定就是錯誤，現在的韓國受惠于IMF對其的“挾持性改革”。但是，費舍爾代表的IMF強勢時代的確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IMF，用前總裁卡恩的話說“我們必須務實地承認，我們已經失落了”。

　　未來改革的難易序列

　　IMF失落的原因，不是它在“華盛頓共識”下開藥方導致的“全球化及其不滿”，而是全球經濟增長極的重心轉移。尤其是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后，傳統(tǒng)發(fā)達經濟體美國、日本和歐盟都遭到重創(chuàng)，現在均被主權債務危機的陰影所籠罩，而金磚四國為代表的發(fā)展中國家在2009年首次取代西方成為全球經濟的最大引擎，估計未來全球增長中60%以上的部分都會來自于金磚四國。

　　這種強悍的經濟格局“變盤”反映在IMF身上，如卡恩所說，“IMF必須要改革，來適應新的世界變化”。自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阿根廷金融危機以后，新興市場國家一方面積累外儲，加強應對資本外逃的能力，一方面組建地域性的金融危機互助協(xié)議，比如中日韓等國都構建了亞洲貨幣互換體系。IMF處境很尷尬，原本它被認為是全球經濟“最后的貸款人”，但實際上，新興市場大多數人都防著它。現在它的援助對象都是歐洲轉軌小國，例如烏克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希臘發(fā)生歐債危機時，IMF也參與了，但是誰都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歐洲央行。

　　當增長極重心改變后，IMF過去的內部權力分配格局也要動搖。卡恩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他將份額和投票權改革視為IMF改革的重點，因為“這是讓IMF煥發(fā)活力和吸引力的關鍵”。拉嘉德在訪問巴西的時候也承諾，將會繼續(xù)提高新興市場國家的話語權。在卡恩時代，IMF已經從發(fā)達國家手上拿出“6%”的份額轉移給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例如中國的份額從3.72%上升至6.39%(投票權則從3.65% 升至6.07%)，成為IMF第三大股東。由于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第二，如果沒有重大挫折，中國在IMF的份額肯定會超過日本，匹配其經濟地位。份額調整是動態(tài)性的，5年將計算一次，可上可下。當然，新興市場國家也為IMF募集新資金提供貢獻，世界金融危機消耗了IMF的資金實力，不得不進行債券融資，中國認購了500億美元的IMF債券。

　　可以說，卡恩最大的改革功勞簿是“份額改革”，將原本“G8主宰”的IMF“G20化”，但這并沒有完。因為一旦權力重新分配后，很多老規(guī)則就會被修改。拉嘉德們顯然很清楚這一點，她表示“會有足夠的耐心來面對后續(xù)的完善”。在我們看來，如果按照先難后易，IMF的規(guī)則改革存在這么一種序列：

　　美國“一票否決”機制是IMF規(guī)則改革中最難的，IMF規(guī)定最重大事項需要85%以上的投票同意，而美國占16.74%，它相當于IMF常任理事國里面唯一有否決權的，這要比聯(lián)合國里面的地位厲害。卡恩騰挪出6%的份額給新興市場國家，主要是從歐洲“擠出來”的，實際上，他一直小心地維護著美國的否決權地位。

　　其次是關于投票權組成設計。現在成員國總票數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基本票，每個成員國都擁有250票，一律平等。另外就是加權票，根據份額而定。簡單說就是“合作社(平等票數)+股份制化(股份決定票數)”的合成，現在的問題是，250票的平等票一直不變，而隨著IMF募資的增加，加權票越來越多，每增加10萬特別提款權份額便增加一票。于是，這相當于股份化“吃掉了”合作社化，誰有錢誰話事，窮國基本就沒有任何聲音了。所以，IMF規(guī)則改革的重點，就是必須要增加平等票，或者讓平等票隨著時間增長也有一個增長率，從而反抗加權票的“吞噬”。拉嘉德們應當視之為遠期目標。

　　再次是SDR(特別提款權)的廣泛性改革。SDR現在主要跟四種紙幣掛鉤，美元日元歐元和英鎊。隨著西方世界經濟地位的衰退，SDR不能跟著弱幣走，所以有呼聲要求改革SDR的貨幣籃子，比如加入貴金屬黃金、澳元加元以及人民幣。按照經濟實力而言，人民幣很順理成章地進入SDR籃子里面，但由于中國的資本賬戶是管制的，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但是，如果SDR廣泛化之后，多極化的貨幣競爭會更猛烈地出現，無論美國還是歐洲都擔憂這個勢頭。

　　較為容易的改革是IMF救援方式的改革，也就是放棄過去的共識或者文化。實際上，IMF在這方面已經走得很遠，甚至面目全非。比如按照IMF建立之初的目標第三條是：提高匯率的穩(wěn)定性，維護成員國間有序的匯率安排，避免競爭性匯率貶值。但在卡恩時代，IMF已經表達“不反感必要的貶值和連環(huán)貶值”，因為靈活的貨幣貶值會重新實現經濟均衡。IMF目標第四條是“努力消除外匯管制”，而IMF現在則宣布，在一定條件下，資本和外匯管制是必要的、可取的，因為這有助于減緩和防范金融危機。

　　為什么在救援方式和文化上改革較快？一是1997年金融危機產生的凱恩斯學派對“華盛頓共識”的強大火力批評，現在大量凱恩斯主義信徒已經主宰了IMF和世界銀行；二是美國次貸危機基本上是讓IMF袖手旁觀，美國是靠印鈔美元來“自我解決”了這場危機——美聯(lián)儲用貨幣支持了證券市場和低利率，同時美元貶值“賴掉”部分債務。所以這種“強勢幣”的自我拯救危機的方式跟IMF擅長的“干預小國”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但卻又樹立了一種參照，IMF也不好意思再提及它的“條件貸款援助”方案，相反，IMF在拯救東歐時推出的靈活信貸安排(FCL)及預防性信貸安排(PCL)，幾乎是“有求必應”的遷就，跟1997年的氣象完全不同，甚至讓受援國有種“大爺”的感覺。

　　其實，無論是柔性的拉嘉德還是強勢的費舍爾上臺，都必須面對IMF的改革難易序列問題，IMF已經不再是一個“陽性”機構，傾聽和忍讓將是IMF的風格，從這個意義上說，拉嘉德倒是一個不錯的人選，女性氣質比荷爾蒙更適合“陰性”的機構。(唐學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