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報告認為，當前資本從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流動會引起負面結果。報告的出臺意味著IMF改變了三十多年來一貫堅持的資金自由流動立場

　　文/李建軍 武巖

　　4月5日，IMF公布了題為《資本流入管理的近期經驗——可能的管制政策框架》的報告，這是IMF歷史上首次正式認可國際資本流入管制。

　　市場分析人士傾向認為，這一報告的出臺意味著IMF改變了三十多年來一貫堅持的資金自由流動立場。

　　此前，IMF一直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思想最堅定的支持者。財政節儉、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被認為是代表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的三大支柱。但是，對自由市場過度信賴而疏于監管不啻為這次全球危機的最慘痛教訓。

　　4月4日，IMF執行總裁卡恩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演講，暗示了IMF的思想轉變——從更深層來看，金融危機摧毀了過去25年來我們信仰的經濟理念；華盛頓共識已經過時；原來我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過于簡單；在為新世界設計新的宏觀經濟框架時，鐘擺應該從“市場”至少向“國家”擺動一點點，并且應該更復雜精巧……

　　這次的政策也許是上述理念的印證。敦促政策出臺的另一個原因，是新興市場的熱錢壓力。

　　IMF的報告顯示，目前流入新興經濟體的國際資本規模接近史上最高位，特別是不穩定的證券資產投資已經占到48%，是1995年以來的最高占比，資本突然掉頭的危險性極大。

　　這與史上的拉美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跡象如出一轍，均是放縱國際資本完全自由流動之果。歷史經驗表明，資本管制有一定效果，并且實施資本管制的新興經濟體在經濟危機中受到的沖擊也較小。這一次，黑天鵝似乎又開始游蕩。于是，2009年開始，在加息會吸引更多“熱錢”而不加息又會助長通貨膨脹的兩難困境下，巴西、秘魯、印度、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南非、土耳其及中國臺灣地區已經采取了對短期資本流入征稅、規定投資最低持有期等管制措施。

　　不過，新興經濟體對這一“支持”舉措似乎并不買賬。

　　一方面是因為報告只聚焦在資本流入國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而對始作俑者即資本流出國卻寥寥幾筆，有失公允。

　　另一方面則是由于IMF制定的這個政策框架對于資本流動管理措施態度謹慎，認為只有在采取了宏觀審慎政策和結構性措施，如本幣升值、增加外匯儲備、降低利率、收緊預算、發展債券市場，強化金融機構等以后才能使用資本管制措施。這些條件太過長期和宏觀，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反而成為實施資本管制的障礙。

　　實際上，新興市場有時并不滿足報告中的限制條件，但其采取的資本管制手段仍然取得了成功。正因為如此，代表巴西及其他8個國家的IMF執行董事保羅·巴蒂斯塔對此類限制條件和優先次序表示強烈反對，認為這限制了成員國的政策選擇，是IMF為了干預新興市場國家的政策做準備。

　　發達經濟體內部對此也頗有微辭，甚至認為這是飲鴆止渴。有分析人士直接指出，阻止“熱錢”是一條危險的捷徑，會讓全球經濟付出巨大且不透明的代價，不僅導致財政可能會毫無約束，而且阻礙資源的最優配置，和打開管制之門相比，允許本幣升值、降低借貸杠桿比率等才是更好的選擇。

　　由此可見，IMF的此番舉動不具有實質影響，但其在同時公布的補充說明和董事會聲明兩份文件中指出，今后IMF還會做更多的相關研究。如果IMF能夠以此為契機，以開放多元的胸懷來解決新問題，這就將不只是一個報告，而是一個新過程的開始。在危機過后的新世界，需要改革舊的國際機構和治理工具，同時也需要制定新的工具和規則。

　　對中國而言，IMF這一態度并不會改變資本賬戶開放的長期趨勢。由于中國資本賬戶受到管制，國際熱錢主要不是通過資本賬戶進入國內市場，而是通過地下錢莊、直接投資和商業銀行等渠道進入。但是，國內金融體系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如利率市場化，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最終完成等，都需要資本賬戶的開放來配合。

　　(作者供職于中國銀行戰略發展部)

　　插排：

　　目前流入新興經濟體的國際資本規模接近史上最高位，特別是不穩定的證券資產投資已經占到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