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世界工廠稱號 走出低端產業鏈 培養思想型人才 發展權威性智庫 增強國際競爭力

　　GDP·幸福

　　社會終極目標

　　應為國民幸福

　　2008年11月，當世界還在金融海嘯中掙扎的時候，幾十位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卻跑到喜馬拉雅崇山峻嶺中的小國不丹。

　　他們意識到，主宰20世紀的、以GDP增長為核心的發展模式存在著潛在問題，世界需要尋找新的發展思路。

　　小國不丹的國王在30多年前首次提出“國民幸福總值”的概念。因為不丹看到了追求GDP的發展模式中存在一個悖論：物質豐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卻沒有感到更加幸福。伴隨著GDP高速增長而來的環境污染、工作壓力、犯罪增多、失業威脅、社會沖突、人際疏離等使許多GDP很高的國家的人民感到痛苦。所以GDP不等于幸福，而幸福才應是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

　　人均GDP  決定社會穩定性

　　看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首先要看其經濟增長在多大程度上給百姓帶來好處，也就是要看人均GDP和人均收入。

　　“中國人自古就是不患寡就患不均。在創造了這么多財富后，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管理和分配。只有人們發自內心地感覺生活美好了，才會更努力地去創造更多財富、去維護社會穩定。”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日本問題專家梁云翔教授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人均GDP達3677.86美元。一個國家或地區邁上人均GDP3000美元的臺階，往往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分水嶺，在國際上普遍被認為是“不穩定”階段，是社會矛盾的相對凸顯期。

　　中國進一步發展  從分配機制入手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資深經濟專家徐逢賢在接受采訪時指出，在社會迅速轉型、經濟快速發展和世界格局劇烈變化中，中國要想尋求進一步發展就必須提高國民幸福度和人均GDP，首先要從分配機制入手。

　　“目前中國的分配機制很不健全，中國有很多億萬富翁，但同時還有4000多萬人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分配機制科學化必須對廣大職工、農民的收入分配作出適當傾斜，并對企業家的稅收嚴格按照國家規定執行，以此保證第一次分配的公平，縮小貧富差距，使得人與人的生活平衡。”徐逢賢說。

　　以幸福為核心  構建發展模式

　　吸引了諸多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的小國不丹，把國民幸福總值具體分為四大支柱。

　　即環境和資源的保護；公平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傳統文化的保留；優良的治理制度。不丹的成功之處在于，它把幸福具體為易于操作的四大支柱，這個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中國要像不丹那樣，把“幸福”融入到具體的發展戰略中去，構建出以幸福為核心目標的發展模式。在大幅度提高人均GDP水平的基礎上，將主要精力轉到民生問題上來，以達到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近年來，雖然中國的GDP高速增長，但是很少聽到國人說自己的幸福感也高速增長了。

　　巨大的經濟總量被13億總人口平均后，中國人均GDP尚不足日本的1/10，人們的富裕水平也遠不能和日本比。

　　剛剛走到工業先進國起飛階段的中國，今后持續發展的路還很長，發展的空間也很大。

　　反思

　　中國不羨慕霸主

　　美國及西方一些研究大國崛起的學者認為，歷史上崛起大國挑戰世界“老大”，通常有兩種“范式”：一種是以武力直接挑戰握有國際主導權的“老大”，取而代之。荷蘭、法國、英國、德國的崛起歷程，都是這一種范式。

　　第二種模式是以溫和、漸進、非戰爭方式實現“權力轉移”，這可以19世紀末以后美國崛起，并“和平替代”英國的霸主地位為例。

　　然而這兩種模式顯然不能用于解決“中國如何做第二”的難題。

　　中國的歷史經驗、外交倫理、價值觀和戰略傳統，使中國無意追求世界霸主地位。從中國的視角觀察，世界“霸主”并不是個值得羨慕的角色。

　　中國將選擇“第三種范式”崛起，其內涵概而言之，就是在促進國際穩定中實現崛起，在“融入”世界的同時，要積極推進國際秩序循序漸進地合理改造。

　　“中國崛起貢獻的不僅僅是經濟，還有價值觀、文化。正如法國一位外交官員說的，中國如果無法成功輸出文化價值觀，就不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國。”梁云翔教授說道。

　　主要國家及地區

　　智庫數量排名

　　(單位：家)

　　1.美國  1777

　　2.英國   283

　　3.德國   186

　　4.法國   165

　　5.阿根廷   122

　　6.印度   121

　　7.俄羅斯  107

　　8.日本   105

　　9.加拿大  94

　　10.意大利  87

　　11.中國大陸  74

　　注：香港29、臺灣37

　　全球共5465家

　　GDP·質量

　　透過美原子彈

　　日知科技落后

　　中國人說原子彈讓日本人怕了美國，其實日本人更深刻地看到了原子彈背后是美國領先世界的科技力量，裕仁天皇和敗軍之將山下奉文都認為是科技落后導致了日本的失敗。

　　當時美國刊登了東京廢墟的照片，圖注是“一個沒有技術的民族的末日”，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日本人。

　　再比如，一臺美國巨鏟清理廢墟一天，就可以完成1000個勞動力3天才能干完的活，這樣的效率讓日本人驚訝不已。

　　中國爭取競爭力

　　應依靠科技創新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梁云翔教授指出，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這個節點上，一些先前的競爭優勢降低并逐漸喪失，依靠低廉的生產要素優勢爭取國際競爭力，并借此發展的路行不通了，失去了土地、勞動力和原料的價格優勢，中國要在知識產權、技術和資本投入上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

　　“提高人均GDP要依靠GDP總量的增長，但是GDP不會無限制增長，而且基數越大增長越難，中國不可能幾十年保持10%的增長率。更重要的是依靠GDP質量的提高，要依靠創新。”梁云翔說，“而創新以及國民素質都依靠教育，從一定程度上來看，國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比GDP總量的增長都難，還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

　　擺脫“世界工廠”  創造是根本動力

　　進入全球化時代之后，經濟發展更多地依賴國民教育水平和國家管理體制。國民素質高了，管理體制完善了，就可以買進資源，進行技術加工。

　　“比如日本，幾乎是制造業最強的國家，可以花1塊錢買進資源，然后利用技術加工一下再賣就已經翻幾番了。”梁云翔說道。

　　再比如美國，它的出現雖然只有200多年歷史，但卻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

　　早在1787年憲法中美國就以法律的手段保障發明專利，正是由于美國政府的鼓勵，美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大批像愛迪生、貝爾這樣的發明家和科學家，促進了美國經濟的起飛。

　　反觀中國，科技支撐的缺乏，導致中國這個“世界工廠”，至今依然停留在國際勞動分工的產業鏈低端，賺少得可憐的“低端的錢”，卻在能源、資源及環境等方面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未來的中國需要創造。”未來學家托夫勒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

　　中國迫切需要發展智庫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和“四大名著”光芒四射，而今天的“中國制造”還需要更多科技的填充，需要更多的科技型和思想型人才和智庫。

　　“在公共決策議題上，群策群議是不夠的，專業、獨立的第三方——智庫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毛昭暉教授這樣說道。縱觀西方近500年歷史，幾乎每一個強大國家的崛起，都伴隨著該國智囊機構的涌現。

　　“假如法國突然損失了自己的50名優秀物理學家、50名優秀化學家、50名優秀數學家、50名優秀詩人、50名優秀作家……法國馬上就會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僵尸。” 法國思想家圣西門這樣說道。

　　在《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中，中國僅74家智庫被認可，而美國有1777個。文/實習記者 尹曉琳 記者 楊錚

　　——數據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2009年發布的《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