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曉薇 北京報道

　　5月24日-25日，豪華陣容組成的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

　　對話首日，由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領銜，財政部長蓋特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商務部長駱家輝等數十位涉及不同領域的政府高官組成的200多人“全明星”隊在通過長安街時用了34分鐘。

　　漫長的等待和龐大的陣容最終帶來了豐碩的“成果”。對于這個成果，中方事后用“充分肯定”予以描述。甚至，5000多字的經濟對話聯合成果情況說明書、8項合作協議、26項具體成果也未必能夠完全體現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戰略意義的提升。中美關系的復雜性，決定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雙層結構：既有顯性成果，也有隱性成果。而“美方承諾通過中美商貿聯委會以一種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因為其中充滿復雜意味，尤其令人關注。

　　承認程序復雜

　　存在媒體誤讀

　　從3月美國政府出臺新一輪出口計劃起，到本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當天，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都在不斷表示，美方將考慮放寬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擴大對中國的市場占有率。“美國正在尋求放寬對中國輸出軍民兩用高端技術的限制，有關的放寬措施有望在今年夏天出臺。”駱家輝在對話結束后仍不斷向記者解釋。但是無論在26項具體成果中，還是在8項合作協議中，美國均未實實在在給出有可能放寬對中國出口管制的具體項目。在第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達成的《中美高技術貿易重點領域合作行動計劃》目前仍是一個“空殼”。盡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不是事務性談判，但是高科技解禁方面的語焉不詳，仍然與美方龐大的對話陣容形成怪異反差。

　　“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放開是一個具體落實起來非常難的問題，關鍵難點在于美國國內的制造業博弈。”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不同行業對于放開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態度迥異，在武器制造業方面，由于冷戰背景，美國的武器出口已經受到了很大阻礙，在后危機時代，在奧巴馬出口翻番的目標下，在中美就各自安全達成諒解的情況下，軍民兩用高端技術是高科技解禁的一個突破口，而航天業、飛機制造業對于向中國出口高科技后造成競爭局面的擔心非常嚴重，美國國會承壓很大。由此，放開高科技產品的對華出口，在路線圖和時間表的制定上還將耗費更長的時間，并不是一輪、兩輪對話就可以解決的。”

　　更為怪異的表述是美方承諾通過中美商貿聯委會以一種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作為此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成果中最大的亮點之一，表述卻給外界留下了相當彈性的解讀空間。在陳鳳英看來，這更是此輪對話中比較虛的一個成果。“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是中國加入WTO以來就一直在談判的一個問題。也是中美對話中美方屢次主打的一張王牌。但這王牌到底會不會像美方承諾的那樣迅速落地，并沒有我們預計的那么樂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匯率的市場化，資本項目的開放、價格的形成機制尤其是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化都是有待解決的復雜問題，這一過程今年內很難完成。”

　　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并非是中美雙邊的問題，而是一個多邊問題。“美方的態度也將會決定歐盟、日本等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態度。美方會非常慎重。”陳鳳英說。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孫哲持相近看法。他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是2-3年都不會實現的虛話。“這個成果被媒體有所誤讀，在英文稿件中，此條的原意是將通過協商方式加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過程。”孫哲說，“這一成果的重點是在于加速承認過程，也就是說奧巴馬政府有可能會加速推進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但是這一法案是否會在國會通過很難確定。在11月中期大選之后，即使共和黨沒有在參議院翻盤，奧巴馬的立法也很難被順利通過。”

　　“在承認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中方自身的壟斷行業改制、對內開放等方面也仍有不足，加之意識形態的差異，美國所能承認的也許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地位，這在美國法案中更是需要制定單獨的立法條例，這都需要一個不斷的時間，在這個經濟范疇的審議中，也許美國還會提出別的政治條件作為交換，例如反恐合作方面。”

　　在2016年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期限到達之前，為完成奧巴馬政府目前最重要的目標，提高就業、擴大出口，在2013年前，中美貿易產生摩擦時，美方還有“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和“特保”等工具可以使用。

　　“在此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說的最響亮的兩個議題，恐怕在一年中都很難實現。”這是陳鳳英的結論。

　　不被關注的議題更易推動

　　與對華高科技出口解禁和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高調表態相對的是，在此輪中美對話前爭議的沸沸揚揚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并沒有被再次“吵熱”。

　　5月24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講話，首先為此輪對話中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定調。“作為國家主席，胡錦濤重申中國將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原則穩步推進人民幣匯改機制的改革的表態已經表明，中國政府正在重啟靈活的匯率機制。這也意味著，在匯率的形成機制確定后，人民幣是升值還是貶值將由市場決定。”陳鳳英說。

　　美方也清晰地領會了中方的這一姿態。從4月15日，中方表態反對大張旗鼓地壓迫人民幣升值后，這一敏感問題已經進入到了“靜默”模式。“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美雙方已經達成了相對默契，雙方都會在以尊重對方核心利益為前提的條件下，為彼此政策留出空間和時間。”陳鳳英說，“美元持續升值，歐洲的債務危機，人民幣對歐元的貶值，都為中國匯率政策提供了放棄緊盯美元，增加籃子里其它貨幣的權重，回歸一籃子貨幣的最好時機。”

　　“在人民幣匯率的這個問題上，現在已經不是中美怎么談的問題，現在最關鍵的就是美國在已經完成了輿論布局的情況下，又做好了市場技術鋪墊。目前人民幣升值與否，更多的因素還要看美元。美元的持續升值讓人民幣盯緊美元的貨幣政策已經面臨巨大壓力。”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已經有一段時間維持在6.82水平上，無論從技術層面還是市場來看，人民幣的升值已經形成趨勢。”

　　5月25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8279，創下了4個月以來的新低。

　　“G20峰會之前是最好的時間點，中國應該盡快讓人民幣匯率由管理變為浮動，至于浮動之后我們就有了向上或向下的選擇余地。”孫哲說，“目前，人民幣升值已經是時不我待，在國際與市場雙重壓力下，早升早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