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

　　隔著1萬公里的太平洋，當一位客戶連同貨款一起變得“悄無聲息”時，中國的小出口商們，損失的可能是數十筆生意才能賺回來的利潤。

　　2010年2月的貿易數據表明，中國已經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全年出口額已經達到12016.7億美元。

　　但是，這個數字可能也意味著，中國出口型企業的總體壞賬，達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中國商務部曾經根據市場調研估算的數字，中國出口型企業的總體壞賬率高達5%。

　　在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企業的外貿風險更高。若以此計算，排除掉近40%的加工貿易，2009年中國出口型企業一年沒有回收的貨款，可能已經高達數百億美元。

　　事實上，自2008年底全球發生經濟危機以來，中國出口商被外國進口商“付款違約”的事件一直在持續不斷上升。

　　例如，2009年6月至7月，中國力帆集團向烏克蘭出口的820臺轎車，就無法收回貨款。但是因為力帆購買了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出口信用保險，所以才回收了1367萬元的賠付款。

　　2008年12月，中國外匯管理局(SAFE)就曾前所未有設立了新的外匯管理制度，要求全國的出口企業向上匯報“延期90天以上、金額在500萬美元以上”應收款的數據，并進行監測。但中國外匯管理局未公開中國出口型企業的應收賬款與壞賬的統計數據。

　　商務部此前的數據表明，早在2005年之前， 中國出口企業因為外國進口企業賴賬而發生的損失已經超過了1000億美元，每年還在以150億-170億美元的數量在遞增。2009年，隨著中國出口達到一個峰值，中國出口企業的壞賬也達到了一個峰值。

　　“現在對中國出口型企業的壞賬清收問題的討論，絕對是中國商務部所關注的一個非常熱點的話題”。4月中旬，一位接近中國商務部的人士對本報透露。

　　“市場上90%的出口型企業都是中國的中小型企業，一家企業的出口額可能只有數十萬美元以下。國際進口商賴賬造成的問題，打擊面是極其巨大的”，他說。

　　“洋老賴”的騙局

　　事實上，國際進口商對中國出口商的欺詐方法，幾乎是層出不窮的。金融危機之后尤甚。

　　2008年8月，廣東的一家出口商與秘魯一家長久合作的工業產品分銷商，簽訂了關于工業腳輪的合同，合同總額并不高，僅為52327美元。

　　在訂單的執行過程中，由于中國出口商原料采購價格下降，所以秘魯進口商曾經要求重新擬定價格。但是，廣東的這家出口企業拒絕了秘魯商人的要求，卻也有點擔心他將收不到剩余貨款。

　　當貨物到達秘魯的亞俄港口后，秘魯進口商告知中國出口商，現金流出現問題。但是，秘魯的進口商卻依然要求電放提單，同時承諾，他將在收到貨物的幾個星期內電匯貨款。

　　考慮到滯港費會抵消此項業務的銷售利潤，又因為與進口商也有較長久的合作關系，相信進口商會信守承諾如期付款。所以，廣東的這家出口企業，接受了延期付款的要求，電放了提單。

　　2008年9月份，進口商在沒有告知出口商的情況下只付了部分款項。之前，進口商從未提出分期付款，這令中國出口商感到很意外。

　　接著，秘魯商人承諾2008年11月的付款，沒有兌現承諾。2008年12月，進口商承諾春節后付款，又爽約。2009年2月份，出口商多次發郵件給進口商索要剩余款項，但沒有任何答復。當出口商打電話要求付款時，進口商甚至假裝聽不清楚。

　　但是事后中國企業發現，秘魯商人已經轉向從其它中國供應商開始采購成本更低的貨物，一如既往地做著生意。

　　因為中國的中小企業對于美國法律體系非常不了解，聘用律師及進行法律訴訟的費用異常高昂，平均高達300-700美元/小時。所以有的時候律師費用甚至會超過于需要催收的貨款總額。這種時候，中國的中小企業往往選擇“放棄”，損失重大。

　　利用征信系統預防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歐洲研究所主任李鋼認為，企業應更多關注具體操作層面。比如，按正常貿易程序對客戶的經營歷史、商業信譽等作一些調查，盡量讓對方多支付些預付款。此外，在未拿到全部貨款前，一定不要失去對貨物監控權。

　　李鋼也指出，在國際貿易中商業欺詐是很常見的。企業在這方面應多予關注，及時向有關部門反映自己所遇到的相關問題，將這些欺詐行為公之于眾。

　　“實際上，國外市場有非常完善的信用體系的”，中國商務部特聘專家Dennis Wagaman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例如，大型的信用監測機構如美國的鄧白氏(D&B)等，對全球大量的企業收集企業業務數據，建立起企業信用檔案，并進行長年監測。

　　對于一家國外企業來說，如果信用檔案上有不良記錄出現，該企業的日常向銀行貸款等融資行為都會遇到巨大的問題。即便是可以得到銀行貸款，信用記錄不良的企業付出的貸款成本也會比其它企業高出很多。

　　因此，在這樣的信用體系監測下，“洋老賴”并不能為所欲為。據市場公開信息，如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智利等各個國家幾乎都有中央信用機構。全球性的，商業性的信用機構也大量存在。有一些是全球性的商業信用機構，如鄧白氏等，還有一些是只記錄企業負面信用記錄的信用機構。

　　在基于信用體系而建立起來的西方商業社會中，僅僅是托收欠款的行動升級(委托專業公司)，就已經能夠給予“洋老賴”一定的壓力。

　　“實際上，美國市場有相應的，而且合法的賬款托收機構可以進行海外賬款的托收。信息的不對稱，使得原本可以挽回的損失變成了永遠的損失。”Dennis Wagaman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海外托收機構則是一個發展極其龐大且完善的產業。

　　中國企業之誤

　　但中國出口公司往往會犯一些常見的錯誤。

　　首先是，很多中國的出口企業在出口之前，根本沒有做洋客戶的信用記錄調查。中國企業也都對國外的“洋客戶”會有一種迷信，認為這些企業不大會賴賬。另外，中國的出口商出于傳統，往往會比較忍耐，不敢向進口商催收貨款。

　　Dennis Wagaman指出，其實只要做到幾點，就可以大規模的降低被“洋老賴”欠款的概率。最主要的，就是在售前就做到進口商的信用調查，以及銷后的定期賬款催收。

　　同時，也有一些“信號”一旦發生，就應該及早進行應收貨款的催付。

　　例如在上述的秘魯案例中，Dennis Wagaman指出應收賬款過期超過90天； 債務人在沒有經過出口商同意的情況下，擅自進行分期付款；債務人在收到貨物后，意圖索要折扣。最后，債務人對于出口商的郵件或者電話故意不回復。這些都是早應警惕的信號。

　　但是一旦發生貨款拖欠，告上法庭反而不是中國小企業的最佳途徑。

　　原因很簡單，Dennis Wagaman指出，西方的法庭訴訟需要很長的時間，同時需要中國出口商多次到達美國。大部分的企業承擔不了這樣的費用和時間。同時，即便對方企業認輸。破產法也使中國小企業拿不到貨款。

　　在中國開業的美國律師行，因為訴訟標的太小，也不愿意去接受這樣的案件。中國企業也付不起美國律師行所需要的訴訟成功以后訴訟標的30-40%的高昂收費，中國律師行又“鞭長莫及”，這樣就造成大量的中國中小出口企業“無法可想”。

　　尋找專業的貨款托收公司及時進行托收，是中國中小出口商的一個較好的方法。

　　據市場統計數據，中國出口商的壞賬率高達5%。而在美國等市場，壞賬率僅有1%左右。同時，在美國市場，商業托收的成功率達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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