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早報特約評論員 劉濤 

　　第三次20國集團領導人金融峰會(以下簡稱G20峰會)上周五在匹茲堡落下帷幕�；仡櫲�次G20峰會的歷程，應當承認，人們的預期值和關注度事實上也在不斷遞減。

　　去年11月華盛頓峰會召開之際，金融海嘯仍在瘋狂肆虐。在一片哀鴻聲中，各國人民迫切希望看到有英雄站出來拯救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而各國領導人也急需坐下來相互打氣、抱團取暖�？梢哉f，G20峰會正是在這樣倉惶的氣氛下不經意間橫空出世的。實踐證明，華盛頓峰會最終擔負起了全世界的重托和希望，起到了穩定人心的作用。

　　今年4月倫敦峰會期間，春寒料峭、乍暖還寒，雖然一些人宣稱他們已提前看到了復蘇的“綠芽”或“微光”，但在一季度增長、就業、出口數據一片慘綠的現實面前，各國領導人仍表現出“同舟共濟”的大局觀與合作精神。

　　等到這次匹茲堡峰會開幕前夕，國際經濟環境已有顯著變化。從二季度以來的數據看，主要經濟體中，中、日、德、法等都已紛紛踏入復蘇通道；美國的步子雖然慢了半拍，但經濟觸底回升的基調也已大致成形，若一切順利，最早將于今年四季度、最遲將在2010年一季度走出衰退。盡管大家都意識到，世界經濟形勢好轉的基礎并不牢固，不確定因素仍很多，實現全面復蘇仍將是緩慢曲折的過程；但看好經濟前景的人畢竟越來越多，沒幾個人真相信還會有傳說中的“二次探底”。

　　既然G20峰會的誕生是緣于金融風暴和全球經濟衰退；那么當危機過后，人們自然有理由認為G20峰會存在意義和必要性或將隨之喪失。正所謂“成也危機、敗也危機”。在這樣一種微妙背景下，G20這次峰會被一些人看作是天鵝絕唱；而會前中美輪胎特保案引發的貿易保護主義疑慮，進一步放大了這種懷疑情緒，甚至被理解為預示G20峰會行將渙散的信號。

　　然而，匹茲堡峰會的最終成果卻完完全全顛覆了這種宿命觀。各國領導人不僅達成了七項基本共識，還一致認為：G20峰會應當機制化并取代G8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

　　G20峰會的重要性無可取代，首先是因為其所涉及議題，如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跨國金融監管協調、環境和減排等本身都具有長期性和連續性。若G20峰會中途戛然而止，無異于令此前各國共同做出的努力和所獲成果付諸東流。

　　其次，G20峰會的一大貢獻在于，它通過廣泛國家的參與，客觀上形成了國際社會公認的一套是非觀或游戲規則。在輪胎特保案發生后，中方保持了相當的克制態度，而美方為取得中方的理解，至少在口頭上做出了“輪胎特保案只是一個例外”的保證。顯然，在G20峰會形成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共識后，任何一個國家要想明目張膽地逆潮流而動，都不能不先掂量一下：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到底值不值？ 

　　但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在世界賦予G20峰會“時事造英雄”機會的同時，G20峰會反過來也重塑了國際格局，并使世界越來越倚重這一機制。

　　曾幾何時，由少數發達國家組成的G8，一度是全球治理議題的實際決定者，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被排擠門外。不過，發達國家也逐漸意識到，若沒有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全球治理難以取得任何有意義的成果。因此，其后又演化出了G8＋5對話機制，但由于中國、印度、巴西等5國并非正式代表，這種對話的基礎本身就不平等。在G8＋5內部，發達國家與金磚四國之間的對立情緒常常超過合作的意愿。

　　當金融風暴及其催生出來的G20峰會改變一切時，發達國家被迫接受在G20峰會框架下與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進行平等對話，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同時，雖然發達國家在G8＋5時代基本上是鐵板一塊，但在G20時代，美歐之間就出現了明顯的裂痕，在許多問題上都出現了直接利益沖突。

　　需要強調的是，G20峰會并非一個強制性的國際組織，它只是一個提供對話和溝通的國際場所。因此，有不同觀點很正常。問題在于，如何學會傾聽其他國家的訴求來擴大共識、縮小分歧。例如，美國提出要實現“可持續與平衡增長”，而中國也完全同意全球經濟失衡是一個事實，需要加以糾正。

　　但雙方的區別在于，美國理解的失衡僅僅是美國儲蓄率過低，其他國家(主要是中國)對美出口過多，這無疑是一種過于褊狹的視角；而在胡錦濤主席的峰會演講中，失衡不僅表現為部分國家儲蓄消費失衡和貿易收支失衡，更表現為世界財富分配失衡、資源擁有和消耗失衡、國際貨幣體系失衡。顯然，后一種表述可以更好、更全面地反映當前國際現實。

　　(作者為宏觀經濟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