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期間，央視財經頻道記者芮成鋼獨家專訪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卡恩認為當前尤其要防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同時他還表示，他支持提高中國在IMF的發言權。采訪中，卡恩還對目前的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問題表示了高度關注，他明確表示這不是一兩個國家的責任，需要各國的合作才能解決問題。

　　無就業復蘇 需防保護主義

　　芮成鋼：世界上很多人都感到非常失望。因為自從倫敦G20會議之后，幾個每隔三兩天就會有一個G20成員國出臺有保護主義傾向的政策。如果世界將經歷無就業的復蘇，那么保護主義的現象是否會增加？像美國這樣的很多國家是否會違背自己做出過的承諾？

　　卡恩：首先，我們當前面臨的挑戰是無就業的復蘇。歐洲經濟已經開始增長，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預計到2010上半年世界經濟將呈現正增長。但是有一個風險那就是就業率無法增加，會形成無就業的復蘇。這是保護主義的誘惑就非常大了。目前來說各國在這方面做出的努力并不夠，大多數政府，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只顧自己，發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案例，這并不重要。未來將會如何我不確定，但是我認為世界各國都應該努力避免形成保護主義的氛圍。歷史給我們很多教訓，保護主義從來沒有好結果。對實施保護政策的國家，和被保護政策限制的國家都沒有好處。我持比較樂觀的態度，這還要看形勢發展，但是我認為大多數國還是會約束本國內保護主義的傾向的。

　　高管薪酬是表象 深入改革才關鍵

　　芮成鋼：歐洲、美國和日本在的意見出現分歧，尤其是在金融機構銀行系統高管的薪酬問題上。蓋特納部長表示今年年底將出臺限制高管薪酬的草案大綱，您是否認為薪酬問題只是問題的表現形式，而不是產生問題的根本原因。

　　卡恩：我認為薪酬問題是一個因素，這也大眾能夠看得出來的問題。這是讓人完全不能夠接受的，因為在經濟危機的時期，政府用公眾資金救助銀行，但是仍一些人的收入仍然非常高。這不僅僅是道德問題，同時還是金融習題的問題。一個人的冒險行為導致最終整個社會都要為此買單。但是這只是一個因素。最終我們還是要修改銀行的資本擔保系統，會計體系，還要改革這個非常有誘惑力的薪酬體系。我能體會為什么大部分政治爭論都是圍繞著薪酬問題。我們一定要解決薪酬的問題，但是這不是唯一需要解決的問題。金融體系仍然需要修復，需要整改。如果我們不改革，未來它還有可能引發其他問題。所以歐洲、美國、日本以及中國都在積極商討這個議題。  

　　支持提高中國IMF發言權

　　芮成鋼：我們現在談一談IMF的問題，您認為中國的投票權百分比應當占IMF總投票權的百分之多少才能夠恰當的反應中國在世界財經和經濟領域的地位和實力？肯定不會是現在荷蘭和比利時總和的這個百分比吧？

　　卡恩：當然，世界發生了變化。現在正是調整IMF成員國投票權比例的時機，中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當然，中國的投票權肯定要大幅增加，我也希望這能夠實現。其他國家的變化不會很大，有的國家增加一點，有的降低一點，這都是小變化。變化和調整最大的國家應該就是中國，人們應該認識到這一點。我了解中國的情況，我剛剛與胡主席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他表示中國希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擁有更多的發言權，承擔更多的風險，并已經準備好承擔更多的責任。另外一方面，中國也需要在IMF這樣的組織中有足夠的發言權和代表權。我認為此次大會將做出的決策會促成實質性的變化，我們為此感到非常欣慰。

　　經濟復蘇不是一兩個國家責任

　　芮成鋼：我們知道本次峰會討論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解決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問題，您認為這是一兩個國家的責任還是各國共同的責任？

　　卡恩：為何會出現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問題？因為有些國家，如中國，享有巨額的貿易順差，而其他國家，如美國，則擁有巨額的貿易逆差。但是無論順差逆差，都要涉及到兩個貿易伙伴。所以這不是一兩個國家的責任，而是各國共同的責任。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危機期間作出的決定將會有助于該問題的解決。例如中國的經濟刺激方案將會提振內需，將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向內需型轉變，有助于人民幣幣值的重估。另一方面，美國家庭和過去相比有了更多儲蓄，更少消費，將能夠減少赤字，緩解美國貿易逆差的狀況

　　談論退出戰略 為時過早

　　芮成鋼：現在對主要經濟體而言，談退出戰略是否為時過早？

　　卡恩：的確如此。未來再討論如何組織協調退出戰略至關重要，現在需要開始籌劃。但是目前談論實施退出戰略的確是為時過早。這一點我在會議上一再強調。無論是新興經濟體還是發達國家，經濟的恢復態勢仍然脆弱，世界承受不了經濟的二次下行。所以，討論未來如何組織協調退出戰略十分重要，但現在實施不是最佳時機。只有我們確定經濟危機見底，恢復的態勢已經穩健的時候才是采取退出戰略的最好時機。

　　IMF將會成為服務于G20的一臺“機器”

　　芮成鋼：有人說像IMF這樣的國際組織沒有適應環境的變化，因為畢竟它們創立于半個世紀以前，脫胎于當時的現實環境。隨著時間的推移，IMF和其他的國際組織并沒有做到與時俱進。所以必須將G20這樣的機制體制化，增加效率、提高代表性。您對這種看法有何評論？

　　卡恩：的確如此。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IMF沒有緊跟上變化的國際形勢。過去兩年中，IMF產生了較大變化，這點今天也得到G20的承認。G20決定繼續與IMF組織協調經濟合作工作，并將IMF作為一個中心工具。當然IMF必須要進行功能的調整，不過一旦實現，IMF將會成為服務于G20的一臺“機器”，為其提供咨詢意見、前景預測、政策建議等。您剛才提到的關于IMF有點“落后”的看法的確有一定道理，不過我們已經開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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