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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和《華爾街日報》相繼報道稱,紐約聯儲銀行現任行長蒂莫西·蓋特納被提名為下屆美國政府財政部長,該消息最早將于下周正式公布。受此影響,紐約股市當日出現強勁回升,道瓊斯指數重新回到8000點之上
作者:陳麗娟
現年47歲的蓋特納從前任財長保爾森手里繼承的還有:元氣大傷的美國金融業、大幅下滑的經濟、沉重的財政包袱、怒氣沖天的民怨,以及國會里不斷傳出的要求限制財長權力的呼聲……
受命于危難之際誰將接替保爾森為美國驅散金融危機陰霾?下屆美國政府財政部長的人選,終于在全球熱議中揭開面紗。11月24日,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正式提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蒂莫西·蓋特納掌管財政部。奧巴馬在宣布提名時說,蓋特納對市場存在的問題以及為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采取的步驟有“獨到的見解”。
華爾街似乎也樂于聽到蓋特納可能接替保爾森,上周此消息一經釋放,道瓊斯工業指數立即以攀升近500點的漲幅對其獲提名表示歡迎。奧巴馬候任白宮高級顧問戴維·阿克塞爾羅德表示:“蓋特納上世紀90年代擔任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時,就有處理經濟危機的經驗。作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他又很了解眼下的狀況。無論從個性還是從經驗上來看,他都是當前最適合領導財政部的人選。”
如果得到國會批準,蓋特納這位公眾眼中一向舉止隨意的小個子,就將挑起重振美國經濟的大梁,成為奧巴馬新政府迎戰金融危機的核心執行者。然而,除了負責統籌7000億美元救市的巨大權力,現年47歲的蓋特納從前任財長保爾森手里繼承的還有:元氣大傷的美國金融業、大幅下滑的經濟、沉重的財政包袱、怒氣沖天的民怨,以及國會里不斷傳出的要求限制財長權力的呼聲……
實戰派當家
與大部分美聯儲和財政部高官不同,修讀國際關系出身的蓋特納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家。自1988年從政,他曾在財政部工作13年,加上隨后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使他掌握了財政政策。然而,對于當前的金融危機,始終處在最前線全程參與的蓋特納,卻是最了如指掌的官員。
早在今年3月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危機開始,美國政府決定介入之時,很多時候都要經過美聯儲提供資金,而執行這些行動的就是蓋特納執掌的紐約聯儲銀行。堅定倡導降低利率的蓋特納與財長保爾森、聯儲主席伯南克組成“三人決策委員會”,促成了解決貝爾斯登危機的決定,即先提供緊急融資,再安排300億美元信貸,最終促成摩根大通公司收購貝爾斯登。同時,他還主導了關于是否拯救華爾街巨頭雷曼兄弟的談判。
從蓋特納在這場危機中的“救火”表現來看,他沒有令人失望。而給予看好蓋特納人士更大信心的是,蓋特納早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就已經身手不凡。
據時任美國副財長的薩默斯憶述,當時韓國瀕臨破產,作為其下屬的蓋特納向他建言,美國絕不能袖手旁觀,任由韓國經濟崩潰。蓋特納向其力陳美國必須出手的理由,并列出他認為薩默斯應該做的6件事。而美國政府最終采納的方案跟蓋特納最初提出的建議相差無幾。隨后一年,蓋特納4次出訪,跟泰國、韓國、印尼、墨西哥、巴西等新興經濟體討論IMF的拯救方案,在協商援助韓國與巴西的方案中扮演重要角色。
“眼前這場危機與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情況類似,歷史似乎喜歡重演,而且是以一種更高級和更復雜的方式。”在決定雷曼兄弟公司命運的會議上,蓋特納在保爾森及30多名華爾街金融巨頭面前如是說。
而如今,經驗豐富的“金融救火員”蓋特納又要再與一場更大的危機作斗爭。但這次是發生在美國本土,規模也遠比當年亞洲金融風暴更加嚴重。隨著官方出手拯救的金融機構增加,批評官方濫用公款拯救投行的不滿之聲不絕于耳,其中一部分矛頭已經尖銳地指向蓋特納。能否在未來博得華爾街、國際金融市場、美國國會和民眾的認同,坐穩美國財長的“金交椅”,蓋特納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首個能說中文的美國財長
如果說財長人選對美國而言,是決定以什么方式將美國從金融危機中“拯救”出來,那么對中國來說,則是決定未來中美金融博弈的系數。
現任美國財長保爾森在總結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時,曾告誡下屆政府,加強接觸是中美關系成功的唯一途徑,理解中國國情是接觸的前提。而在中國有過生活經歷,學習過中文、日文的蓋特納,對于中國等亞洲國家來說,也許會是一個“意外驚喜”。
作為首個能說中文的美國財長,蓋特納常被媒體稱為“中國通”。由于父親彼得·蓋特納是一名在福特基金會供職28年的亞洲專家,蓋特納也就具有了不同尋常的亞洲情結。他童年曾在中國、日本、泰國、印度和津巴布韋生活過,高中在曼谷國際學校就讀,然后返美先后攻讀了政府與亞洲研究、國際經濟與東亞研究等學位。
正是由于這些非同尋常的亞洲經歷,克林頓時期任職于美國財政部的蓋特納,得以在應對亞洲經濟危機過程中起到不可小覷的作用,也使蓋特納相比美國其他高級官員具有更多的國際經驗優勢。專家認為,雖然無論誰擔任財長,對華經濟政策仍將受制于民主黨一貫理念的左右,但一個擁有國際化背景的財長可能會減輕此前亞洲國家對于奧巴馬貿易保護主義的擔憂和焦慮。并且,他的特殊亞洲情結必將體現在今后的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上,這對于中國既是機遇也是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