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創業國度的陽光與暗流

　　以色列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經驗有目共睹，但以色列會擁有自己的“諾基亞”嗎？

　　文 | 本刊記者 李岷

　　有的角落祥和寧靜，有的地方熱鬧活躍、生氣勃勃，12月的金黃陽光下，中東之國以色列好像一個完全與戰火、紛爭脫離了干系的正常國度。——如果你只是在位于以色列中西部的政治首都耶路撒冷和經濟中心特拉維夫之間穿行。就在上個月(2007年11月)，在美國安納波利斯舉行的巴以和平會議被視作幾方爭取和平的又一次失敗的嘗試。

　　典型的地中海氣候給以色列的冬天帶來了相對的濕潤與溫暖，忽晴忽雨。飄忽不定而總體宜人的感覺和遠在8000英里之外的美國加州有幾分神似。

　　這里正是硅谷火種在全球最好的承接者與復制者之一。以色列，這個面積僅2.2萬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將近700萬的沙漠中小國，人均GDP在2007年已逾2萬美元，最近十多年來其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尤為引人矚目，在電信、IT、生命科學等多產業領域涌現出一批具有擁有領先技術與產品的新興公司。現在，以色列是美國之外在納斯達克擁有最多上市公司的國家，出口的產品超過一半都是高科技產品。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常年追蹤高科技創新與創業的安娜李·薩克瑟尼安教授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曾說，猶太移民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他們頻繁在兩個國家之間的穿梭，硅谷、波士頓128號高速路技術園的經驗模式與文化也隨之在以移植、落地，以色列從而形成和硅谷互補的產業集群。

　　“技術移民”、“商業移民”的洄游效應只是以色列高科技產業崛起的原因之一。到訪以色列的人們很容易發現，是以色列國的政策支持、社會資源、人民稟賦等多層面的要素，綜合發酵出了這個國家的創新勢能。

　　如果把1993年當作以色列高科技產業興起的元年(那一年以色列政府啟動意在鼓勵發展風險投資產業的Yozma計劃)，以色列政府所設計的——以美國來源為主的VC資金結合本地創業精神、技術資源——的道路已走過將近15年。而2008年，還是以色列建國60周年。

　　在這個時點，當《中國企業家》實地探訪以色列高科技產業發展時，記者感受到的，除了以色列人對過去15年經驗一以貫之的驕傲與自豪，還有以色列商界內部對接下來的15、20年的某種思慮與不安：以色列公司注定了就是創建、長大然后被美國大公司買走的命運嗎？同樣是高科技小國，芬蘭和瑞典可以托起一系列全球知名的消費品牌，以色列有沒有可能創建出以色列的“諾基亞”？高科技產業到底將在以色列經濟與社會發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它會促進以色列社會內部各種力量的融合與共生，還是成為加劇貧富差距、令少數創業者與VC獨肥而無益于國家與人民總體利益的力量？

　　政府的角色

　　Oded Distel是以色列產業貿易與勞動部下負責國際投資的政府官員，也是以色列政府于2006年6月為促進水產業發展而啟動的“NEWTech”項目的負責人。據他說，他日常工作50%的時間周旋于以色列院校、本地企業、VC和跨國公司之間，加強水產業的相關信息在院校、企業與市場之間的交流；另一半時間則做一件事——幫助以色列的水技術尋找與開拓全球市場。

　　“我們主要是為新興的水技術提供一個創新平臺，比如說某項技術可能因為有市場風險，VC不愿投，我們就想辦法促使院校和企業共同投入R＆D，然后支持它率先在本地市場展開應用，有了相關經驗后再推往全球。”Oded解釋說，“只要是有關水技術開發的一切，任何人都可以憑著他的一個想法來找我們，不用什么商業計劃書，我們有委員會對他的想法或技術進行評估，評估時最主要考慮的因素就是‘市場’。由于以色列本地市場很小，所以我們必須在全球范圍內思考。”2006年，以色列水技術出口額為8億美元，2007年上升為11億美元，以政府希望這個數字在2008年能達到20億美元。

　　NEWTech項目只是以色列政府積極介入高科技產業發展的一個小小例子。

　　以色列政府早于1973年就在產業貿易與勞動部下成立了“首席科學家辦公室”(簡稱“OCS”)以鼓勵與促進企業研發，并且于1984年通過鼓勵產業研發的法律。以色列高科技界最知名的傳奇人物、曾經的創業者、現在的風險投資家Yossi Vardi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70年代起，以色列開始意識到高科技立國的意義，“這是從國防領域開始的。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下令對以色列實行軍事產品禁運，這使我們意識到，必須發展與擁有自己的技術與產業。這是像我們這樣國土有限、資源缺乏的小國的求生必需。”

　　但在1970、1980年代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政府促進科技發展的意圖并沒有對以色列社會與人民產生普遍的激勵作用，只停留在國防軍工等少數領域。當時整個社會體系與文化并不支持個人創業與創新。RAD數據通信公司創始人、董事長Zohar Zisapel于1981年離開軍隊里的高級職位與其兄弟開始創業時，“我周圍所有的人都認為我瘋了，他們不明白我在做什么。當時以色列人既不會給小公司打工，創業者也拿不到錢——沒有VC，銀行也不會借錢給我們。”Zisapel對《中國企業家》說，80年代的以色列經濟被控制在幾個大的控股集團里，它們有的屬于銀行，有的直屬于政府，有的屬于工會，“那時的以色列社會不是像現在這樣開放的經濟體，而是中央集權。在一個中央集權的社會體制下，經濟是不可能得到發展的。”所幸那樣一個體系隨著以色列國有企業私有化、銀行不再被允許持有企業股權等一系列進程逐漸瓦解。

　　1990年代初，各種要素風云際會推動以色列真正進入一個創業創新的社會。其中一大變量便是前蘇聯解體后，從前蘇聯涌進來的一批猶太技術移民。這批移民以及以色列國內原來大量的技術人才往往極具技術天份卻缺乏創業資金與商業技能，針對此，“首席科學家辦公室”下很快成立了非盈利目的的“技術孵化器”項目，專門為技術創業者提供從資金到商業建議、管理團隊、辦公地點與設施，以及尋求私募的一系列服務。現在該項目在全國各地擁有24個孵化器，運行著200多個項目，每年總投入3500萬美金。每個項目85%的預算資金由政府出，其余資金與資源則來源于個人捐贈、院校、地方政府與知名企業家。一般來講，孵化器與創業者、項目管理團隊依據20%、70%、10%的比例在項目中持股，此外，孵化器會根據最終的銷售額來提取3%的傭金，再返回用于孵化器的運營中。

　　“我們是帶創業者進入商業的‘真實世界’的人，”該孵化器現任負責人Rina Pridor說，“孵化器的一大功能是去幫助創業者明確市場需求在哪里。”和前文所寫的NEWTech項目一樣，孵化器主持者對項目的遴選與監控同樣是強烈的出口導向，基本上，只有那些有海外市場前景的產品與技術，才有可能入圍。據統計，該孵化器成功率約為一半。所謂的“成功”，即是項目在兩年左右的時間內進行私募、從而孵化器退出。Pridor稱，從2002年至今，在380個項目從該孵化器中“畢業”，207個企業項目融資額超過10萬美金。

　　政府挑頭并投入資金、吸引市場化資金進入與之風險共擔、一旦盈利后政府資金撤出的思路，貫穿在以色列政府扶植高科技產業的方方面面。歷史性的Yozma計劃是這一思路在VC產業里的體現。政府獨資成立Yozma風險投資公司，并尋求與市場化VC的合資合作，從而帶動了更多資本流入以色列境內，以色列的VC產業自1993年后一躍而升。

　　所有到訪以色列、特別是受政府部門邀請到訪以色列的人，都對以色列政府在該國高科技產業發展進程中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印象深刻，甚至會產生一個感覺，以色列高科技二三十年的發展，是在政府的一手規劃、推動下促成的。難道就像島國新加坡，這個中東小國的經濟發展方向、模式與進程也同樣由強勢政府一手主導？

　　如果方向選擇對、政府夠清廉與效率，“小國＋強政府”倒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模式。是這樣的嗎？

　　一切創新歸功于人民

　　“哈，政府也許是想借機給自己添點光彩吧！”已屆58歲、但身上仍帶年輕創業者一般的活力、身著牛仔褲的Zohar Zisapel這樣說，他可不同意以色列高科技產業的成功是源于政府的遠見與推動。

　　“政府是做了些好事，比如建立OCS和Yozma，但是它們并不是(高科技產業)這事的發起人和創立者。OCS現在的支持重心是小公司，但這在80年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當時OCS大部分錢主要投向大公司，小公司很難從OCS那兒爭取到錢。事實上，是一些VC先到以色列來，逐漸推動了一些公司上市，然后政府才有了Yozma計劃，加速引進VC進入以色列。政府永遠是這樣的，它們不會是‘創業者’、‘企業家’，打第一槍的人。”Zisapel不忘幽默一句，“也許在中國，它們是。”

　　Zisapel說，“以色列人骨子里就是企業家，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可以比他人做得更好。”

　　和Zisapel一樣，Yossi Vardi也更愿意將以色列今天的高科技繁榮歸功于以色列人民自身。Vardi是比Zisapel更早白手起家的人。早在1969年、他26歲時，Vardi便創建了以色列最早的軟件公司，后來又陸續創辦過一些能源公司、高科技公司，直到1996年，他投資創建了后來發明ICQ的Mirabilis公司，這成為他創業和投資史上的一大亮點。

　　“是文化與精神而不是知識與技術決定了以色列與其他國家的不同。技術對于高科技產業是很重要，但是你看德國、英國等歐洲國家，技術也不差，但那兒的企業家精神跟這兒相比則完全是兩回事。猶太文化本質里有對卓越、成功、冒險的渴望，以及對獨立的向往，這就是企業家精神，而它跟互聯網精神特別契合，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這里能看到上千家互聯網公司而在其它國家不一定看得到。”Vardi對《中國企業家》說。

　　Zisapel說，美國人也很富有企業家精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相當一部分創業者其實是移民或者移民后代，大部分美國本地人還是在為大公司打工。他笑著說，“如果你去美國，你會發現美國人開車還是比較守規則、速度穩定，交通狀況也不錯，而以色列人開車……”哈，Zisapel說得沒錯。在以色列采訪期間，借著一個偶然機會記者搭上了一個普通以色列人的私家車。那個以色列小伙子對限速與紅燈的毫不在意、與同路車輛相互搶道甚至彼此咒罵，其狀之“瘋狂”令人不免瞠目。

　　由于耶路撒冷濃重的宗教色彩，耶城始終是個獨特而堅硬的存在；而特拉維夫的國際化氛圍也許會令你一時覺得以色列不過是歐美西方社會的一部分。但是錯了，猶太人雖跟一般西方人一樣擁有理性、冷靜、重契約的氣質，但又有后者不具備的靈活性與應變能力，以及他們基因中那種永遠在挑戰極限、追求完美的沖動。后兩者的疊加使得猶太人在各個領域都時時成為規則的重訂者、先鋒前沿的探索者(一句題外話是，率先對破壞性創新的“企業家精神”進行研究與表述的經濟學家熊彼特，正是個猶太人。)。

　　VC公司JVP的執行合伙人Erel N.Margalit認為，猶太人從某種程度上是“文化變色龍”，不像歐洲人那樣保守而頑固，而是應時而變。他對《中國企業家》說，上世紀80年代一批美國公司選擇到以色列來開設研發機構，也帶來了美國的公司管理文化。這對以色列社會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啟蒙和感染，為以色列社會在90年代的創業潮鋪墊了某種基礎。

　　在說到以色列的高科技創業浪潮是如何形成時，Zisapel和Vardi都當仁不讓地指出，其中一大關鍵點是他們這些標志性創業家的成功，這極大鼓舞了其他以色列人緊隨而來。比如1991年RAD數據通信集團第一家公司的上市、1998年Vardi把Mirabilis在創建僅19個月后以4億美元價格賣給AOL——這些都是當時以色列高科技界令人矚目的大事件。

　　是的，即便同為企業家、創業者，中國人的個性與風格還是相對內斂很多，而像Zisapel和Vardi這樣的以色列企業家，卻毫不遮掩“我的風格與價值難以替代、我走我路”的商業性格。

　　Zisapel介紹，他創立的RAD集團既有別于常見的控股集團公司、亦不同于VC，一方面集團和下面的公司不存在緊密的戰略與管理關系，每家子公司高度獨立運作，另一方面它也不像VC那樣拿著錢到市場上去找創意與商業計劃，而是關注與扶植集團內部的新商機與創業，并且會給每家子公司提供行政、法律、銷售等一系列服務平臺。

　　“很多公司想模仿我們的模式，都失敗了。我也無法解釋為什么只是我們取得成功。我和我的兄弟(RAD另一個創始人)之所以選擇這種模式不過是在跟隨我們的天性。你必須做你喜歡和擅長的事。我很難說我會投資什么，我只能說我不會做什么，那就是我絕不會做與別人、其他VC一樣的事情，人家覺得好，都在討論的熱點行業、熱點地區，我就不做、不跟隨，好的創意于我而言是別人沒有想到過的。”

　　和Zisapel半藝術氣質相比，Vardi更像一個不修邊幅的老頭。這個老頭看上去隨和隨便，而稍加交談便知其個性同樣突出而堅硬。迄今為止他已投了60多家公司，數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現在聚焦在互聯網與移 動互動應用領域。這是一個自稱厭惡PPT與商業計劃書的投資家，“那些對我來說都沒什么意義，天才是最重要的資源，”他說，“這也是為什么我只在以色列投資的原因之一，這里像一個小村莊，有人會向我推薦天才人選，而我也方便求證。這是我作投資時惟一會做的事情。”

　　今年已65歲的Vardi喜歡跟各種來源的、有專長與創意的年輕人混在一起。在記者剛剛落座開始采訪時，他便提出，“嘿，明天晚上我跟一群Geeks(注：一般指對IT、科技懷抱熱情、并且很愿意奉獻，幫助他人的電腦玩家)在一個車庫有聚會，你們感興趣嗎？這些人都有一些打破常規的想法和做法，有時周圍的人甚至看不明白他們在干嘛。得提醒一下，那可不是什么優雅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