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磊

　　巴厘島上吹來的海風正在影響全世界政經氣候的冷暖。

　　在發展中國家的鉗制政策和發達國家的轉嫁政策下，中國在巴厘島氣候峰會上必須面對前所未有的碳排放壓力。氣候變化談判，早已超越環境領域，成為各國經濟、外交、政治實力的綜合較量。

　　“后京都時代”從巴厘島起步

　　12月3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年度大會在巴厘島召開，與會各方力求就《京都議定書》2012年到期后的國際秩序達成共識，他們試圖尋找到“后京都議定書路線圖”的新起點。

　　國際社會對于巴厘島峰會的期待，早在會議之前就已顯露。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專門選擇在巴厘島峰會前一個月親赴南極，考察冰山消融的情況，并多次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暗示：“巴厘島峰會必須達成一些共識。”

　　11月25日，剛剛當選為

　　國際社會強烈關注的背后，是氣候變化的嚴峻形勢和氣候變化談判的復雜性。如《京都議定書》，從簽署到正式生效共經歷了漫長的8年，而它將于2012年到期，如果此次巴厘島峰會再次無果而終，國際社會在2012年后將面臨國際制度真空。

　　12月4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了一份關于全球變暖導致港口城市遭遇洪災的預測報告。報告警告，一旦發生百年一遇的暴風雨，預計2070年災民人數將達1.5億人，是現在的4倍；造成的經濟損失將高達35萬億美元，是現在的10倍多。

　　而減排承諾和各國的經濟實力與經濟結構息息相關，“后京都時代”關于國際碳交易的制度安排，也將直接影響目前已經進入這個領域的數千億美元資本。

　　誰該為中國碳排放買單？

　　假如一個歐洲的消費者購買了產自中國的筆記本電腦，他是否該為生產這臺電腦產生的碳排放買單？這是不久前英國一家研究機構提出的最新觀點。根據這家機構的研究，中國大約25%的碳排放是由于出口導致的。這一最新研究，是否對中國未來參與氣候談判有利？

　　預計未來5年，中國用于節能環保的投資將達3000億美元，占世界市場30%。但由于正處于工業化階段，中國的碳排放也緊隨美國，居世界第二。此次巴厘島峰會上，許多議題都圍繞中國展開。中國談判代表團成員之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氣候變化辦公室的李麗艷就表示，盡管做了充分準備，但仍“有點兒赴鴻門宴的感覺。”

　　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的陳迎，正在對碳排放問題進行定量研究。她表示，初步測算，如果把出口產品的“內涵能源”計算在內，中國實際上是能源的凈出口國，并不是國際社會指責的凈消費國。換言之，某種程度上，“中國制造”并不是推高國際能源價格的罪魁禍首，而是幫助發達國家降低碳排放的犧牲者，中國是在用本國能源貼補發達國家的消費者。這一結論，無疑有助于顛覆目前針對中國能源消費的“威脅論”。

　　每一枚硬幣都有兩面。這一最新觀點同樣可能為“中國制造”招致貿易壁壘。曾經多次參與氣候談判的伯爾基金會的喻捷指出，如果中國過于強調這一立場，歐盟很可能針對“中國制造”征收碳稅。如果出臺這一措施，無疑會降低歐盟的消費。這對于中國出口企業是非常不利的。陳迎也表示，要謹慎使用這一論據，因為發達國家基于同樣的事實，也可能得出對我們不利的結論。

　　“氣候變化政策不應該與國際貿易掛鉤，尤其不該由此派生出貿易壁壘。”李麗艷說，對于這方面的爭論，中國應該據理力爭。

　　多方鉗制中國比較優勢

　　在巴厘島峰會之前，一些國家已經提出了不同的備選方案。其中，由巴西提出的《圣保羅方案》中，有對中國非常不利的條款。

　　眾所周知，為幫助發達國家以較低成本實現其在《京都議定書》下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京都議定書》設立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基于項目的CDM合作機制。因為國內節能減排、發展可再生能源等政策驅動，中國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供應國之一，按照排放量計算，市場份額將近40%。由于工業在中國經濟中占有較大比重，通過降低工業能耗發展CDM市場，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

　　但是，《圣保羅方案》則呼吁限制中國在CDM市場的發展，認為中國應該在CDM市場達到一定規模后，轉換成定量減排目標。甚至在中國尚未完成工業化、實現消除貧困人口時逼迫中國提前進入“買碳”行列。

　　可見，巴厘島峰會上，即使同為發展中國家，也很難達成一致立場。這將使談判更加艱難。

　　發達國家同樣難纏。

　　早在1994年，發達國家就已經達成協議，要率先承擔減排任務，發展中國家并不承擔具體的減排責任。但是，美國卻以中國近來能源彈性系數居高不下、經濟發展強勁為由，要求中國也承擔減排任務。

　　1998年11月美國曾簽署《京都議定書》，后又在2001年3月單方面退出。目前美國人均碳排放量20噸，居世界第一位。但美國這個氣候變化領域反面典型卻屢屢拉上中國，每當國際社會試圖向美國施壓，“山姆大叔”總是把壓力轉移到中國身上，把中國當成了它推卸責任的擋箭牌。

　　世界自然基金會的陳冬梅指出， 中國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國際能源組織(IEA)在最近發布的報告中稱，中國和印度的能源消耗占全球增長量的47%。在此背景下，中國未來肯定會持續受到來自發達國家的減排壓力。

　　鏈接

　　清潔發展機制 簡稱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京都議定書》中引入的三個靈活履約機制之一。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已完成工業革命的發達國家應對全球變暖承擔更多的歷史責任，因此，《京都議定書》只給工業化國家制定了減排任務，但沒有對發展中國家作這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