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義桅：保爾森對國會能做的已經很有限了

　　趙奕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王義桅副教授20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中美第二輪戰略經濟對話將更有側重點，但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仍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第一財經日報》：你對上一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成果如何評價？

　　王義桅：第一輪對話在中國舉行，中國主要解釋了一些國內政策，比如科學發展觀是什么，并且傳遞給美方這樣一個概念——中美目前的經濟摩擦是全球化造成的，只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問題，才能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等問題。

　　雙方在如何減輕中國發展對

能源的依賴度、改變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模式、中國如何擴大內需、怎么操作這些發展戰略等都進行了討論。不過，應該說美方不是特別滿意。美方認為，上述這些情況當然需要了解，但這些對于美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來說，仍舊是遠水不解近渴。

　　《第一財經日報》：那么第二輪對話會在一些實質性問題上取得突破嗎？

　　王義桅：我認為第二輪對話將更加有側重點，雙方可能就一些長期存在分歧的領域，具體討論先解決哪些問題。比如，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是由全球化引起的，他們對此也很清楚。美國前貿易代表肯特就說過，即便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少了，美國也會從亞洲其他國家進口，還是不能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

　　因此，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是要擴大美國的出口，并讓中國市場更大幅度地向美國打開。除此之外，匯率問題的本質還能追溯到美國儲蓄率比較低的情況，美國人經�！耙�吃卯糧”——他們的社會保障體系非常健全，加上有信用消費體制，所以不需要很高的儲蓄率。

　　肯特說過，到2015年，中國社會充分老齡化后，將從儲蓄型社會變成消費型社會，這樣才能根本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所以這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第一財經日報》：3月份，美國向WTO提出了對于中國的知識產權訴訟，知識產權問題是否會成為本輪對話的一個熱點？

　　王義桅：經過一段時間交鋒后，美方認為單純就貿易逆差等問題施壓是不夠的�，F在中國在不斷購買美元，而美國30%以上的長期國債被亞洲國家持有。因此美國在談判中的砝碼不多，知識產權將是它施壓的重點領域。

　　2006年，美國知識產權的總產值為5萬億美元，當年美國GDP是13萬億美元。這個對比表明，美國經濟將越來越多地依賴知識產權，而不像中國依賴于生產。因此，知識產權將成為發達國家繼續保持其競爭優勢的手段，并且形成它們所希望的“梯度”效應，把發展中國家留在競爭的低端層次，不斷支付使用知識產權的費用。

　　現在，美國利用知識產權的問題施壓，主要是因為生產轉移到了中國，服務轉移到了印度，美國在這些領域都不具備優勢。美國現在優勢集中的領域是金融，此外就是高新技術領域。如果中國人購買的每一款美國軟件都付費，那么將極大地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

　　《第一財經日報》：本輪對話前，中國貿易代表團在美國進行了價值43億美元的采購，但美方反應冷淡，類似大規模采購所釋放的政治信號正在減小，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王義桅：中國去美國采購的這些商品是本來就要買的，美國人也漸漸認識到了這一點。另外，采購的大宗商品只能來自某幾個州，比如波音公司所在的華盛頓州，該州與中國的關系歷來就很好，是美國唯一對中國保持貿易順差的州。

　　而其他州因為就業問題，還是會通過來自這些州的國會議員對中國施加壓力。

　　采購相對于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屬于杯水車薪。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不是一兩單采購能解決的。美國要增加儲蓄、加大出口，不能在消費上寅吃卯糧。不能像現在，經常項目逆差和資本項目逆差處在一個美國自身都無法承受的狀態。

　　《第一財經日報》：美國

財政部長保爾森沒有去參加G8財長會議，著力準備本輪對話，你如何看待他在對話中的作用？

　　王義桅：保爾森不斷在做美國國會議員們的工作。這是因為，美國經濟在全球化的同時，它的政治還是相當地區化的，而且這種國會政治體系已經運轉了200多年。

　　美國的國會議員都代表著各自選區的意見，因此他們沒有什么全局的概念。保爾森擔任過高盛的董事長，是有戰略眼光的，所以他不斷解釋很多問題需要中國的增長模式改變后才能解決的。不過，現在布什總統的支持率只有28%，而且共和黨也不掌控國會，所以保爾森對國會能做的工作已經很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