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沈丁立

　　冷戰結束后，國際社會期待人類遠離戰爭和威脅，但事非所愿。在最近的十多年中，各種地區紛爭連續不斷，冷戰期間被兩大軍事集團壓抑的國家與種族沖突大多不再受到控制，亞洲、非洲和歐洲接連發生嚴重沖突，直至本世紀初發生針對美國的“9·11”恐怖襲擊和美國發動旨在推翻伊拉克政府的軍事行動。

　　在冷戰結束前后，大規模毀傷性武器的擴散也呈現復雜局面。

　　一方面，一部分國家放棄了核武器的發展。南非種族主義政府在退出歷史舞臺之前，即決定放棄核武器。原蘇聯解體后，原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均放棄了從蘇聯繼承的核武器。另一方面，一些《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締約國卻違背國際承諾，在不擴散體系內秘密發展核武器，伊拉克和利比亞即屬此類。

　　此外，朝鮮和伊朗也都被懷疑從事過類似行為，即朝鮮在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之前，已經開始了秘密研制核武器的活動，而伊朗雖然宣稱仍然恪守不發展核武器的承諾，但伊朗曾長期未能遵照其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成員國的義務，及時將其核活動向國際原子能機構匯報。這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聯合國安理會已經做出決議，要求伊朗停止鈾濃縮，而伊朗無意遵從。朝鮮和伊朗兩個核問題的發展，已經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

　　本文旨在通過回顧核歷史，考察并分析歷史上的幾次重要的核威脅，以引起人們對當下全球核局勢更深的思考。

　　首枚核彈：與納粹賽跑

　　上世紀三十年代，由軸心國集團發起的侵略行動正驚擾世界。一時間，世界舞臺黑云壓城，受法西斯威脅的國家大都岌岌可危。

　　更為嚴重的是，倚仗物理學的雄厚基礎，德國已經在原子物理學領域積累了相當的人才和知識能力，譬如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學家薛定諤就在德國，并在納粹的要求下開始了核武器的研究。同時，日本政府也做出了發展原子武器的決定。這些發展使美國的理論物理學家們深為擔憂，猶太移民愛因斯坦等上書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陳述納粹核武對美國的嚴重威脅，建議啟動美國自己的核武計劃，以避免由納粹德國搶先制造出核武器。

　　這一戰略性建議最終得到美國政府的采納，于是代號為“曼哈頓計劃”的美國原子彈計劃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啟航，在軍人格羅斯將軍的領導下，美國、英國和加拿大三國共同合作，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崇山峻嶺中日以繼夜地同納粹核武器計劃展開時間競賽。盟國使用各種辦法延緩德國核武器的研究，包括使用武裝力量防止德國奪取挪威生產的重水。美國終于趕在德國之前成功地研制出首枚核武器，并于1945年7月16日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成功試爆，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枚裂變武器。這一成就，避免了法西斯國家率先研制成功核武器，防止了人類受納粹德國以及日本軍國主義核威脅的可能，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小男孩”與“胖子”的威懾

　　在與法西斯國家的核武器發展的競賽中，盟國方面占了上風，同時

二戰也進入尾聲。蘇聯紅軍進入戰略反攻，不僅收復失地，而且席卷東歐，直指戰爭策源地德國。美國不僅成功開辟了歐洲戰場，而且在太平洋戰場屢屢得手，開始了對日本本島戰略轟炸以及同日本爭奪外島的艱巨戰斗，雙方在沖繩、硫磺島等爭奪中，都出現了慘烈傷亡，日本軍方甚至表示將與列島共存亡而絕不投降。

　　美國當局做出了政治上艱難并且備受爭議的決定，就是使用來自“宇宙”的力量懲罰日本。1949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先后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代號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彈，對這兩個城市造成了嚴重傷害，并加速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決定。但在歷史上，美國這一舉動的道德與正義性一直受到質疑。

　　“小男孩”和“胖子”都是使用了武器級核裂變材料，前者使用的是濃縮鈾，爆炸當量為1.25萬噸TNT炸藥，后者使用的是武器級钚材料，當量達到2.2萬噸TNT炸藥。這兩次核爆炸，對人類生命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以對長崎使用的 “胖子”的钚彈為例，它造成了當時城內12萬人員的傷亡，約占全城人員的一半。(各種不同資料對數字說法有所出入，這里用的是長崎原爆紀念館使用的數據。)

　　對日本的核轟炸，是原子武器自問世以來唯一一次對人類的使用，確立了核武器大規模毀傷性的性質。就單次使用而言，核武器無疑是最具毀滅力的武器。核武器問世之后，它對世界安全和國際關系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方面，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毀滅作用，世界范圍內要求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的呼聲持續不斷；另一方面，總體而言，世界上核武器非但沒有被禁止，反而出現了擴散，從只有美國一家擁有核武器，到目前已有近十個公開宣布擁有核武器、或者雖未宣布但仍被普遍認為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恰恰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毀滅作用，迄今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在二戰結束以來還沒有在實戰中使用過它。人類一方面長期生活在核武器瞬間毀滅的威脅之下，另一方面核武器產生的威懾作用起到了阻止有核武器國家間大規模戰爭的風險，這就是核武器所帶來的國際政治的悖論。

　　美蘇核爭霸

　　冷戰期間，美、蘇開展了進攻性戰略武器的長期競賽。美國起初在原子彈(裂變彈)上占有優勢，接著又開始在氫彈(聚變彈)技術上領跑。美國在陸基核武器數量上領先了一陣，蘇聯不久就迎頭趕上。然后美國開始陸基多彈頭化，并且核武器部署方式又走向海洋。但無論美國如何技術領先，不久之后蘇聯總能在數量和質量上追趕，因此這兩個國家一度分別擁有二、三萬件現役部署的核武器，而且隨時處于戰斗警備狀態。這給兩國和全世界都帶來了嚴重的威脅。

　　要發展核武器，自然免不了進行核武器試驗。美、蘇在冷戰期間都開展了大量核試驗，并從大氣試驗走到水下以及地下，對人類生命以及環境和生態都帶來了相當惡劣的影響。據統計，美國先后做了一千多次核試驗，蘇聯進行了八百多次核試驗。據資料，美國試驗核武器最頻繁的時候，一個月內竟然進行了80多次核試驗。美國進行的核試驗中，最大當量為1500萬噸TNT炸藥，為廣島核試驗當量的1200倍；而蘇聯進行的最大當量核試驗達6000萬噸，達到廣島核彈爆炸當量的4800倍。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認為，每一次百萬噸級的地下核試驗將在地下留下足夠的放射物，在歷史長河中殺害未來1萬個人類的生命。可見，核武器的發展對人類構成了何等威脅。

　　美國曾在南太平洋的比基尼環礁地區進行大氣核試驗。1954年3月1日，美國又在馬紹爾群島進行有史以來最大的大氣層中氫彈核試，致使160公里以外的日本漁船“第五福龍丸”受到嚴重輻射。這艘捕金槍魚的漁船在受到這次核試驗的“蘑菇云”影響后，全體23名船員都出現了暫時性生殖機能低下的癥狀，久保愛吉于同年9月不治身亡，其他人終生帶疾。美日政府雖然懷疑這與當時產生的放射性物質有關，但這些信息卻長期被“秘密處理”，連因此患病的船員都沒有告知。

　　這次事件導致了日本全國展開轟轟烈烈的反對氫彈核試驗的運動，日本國民反美、反政府及反核情緒加劇，日美兩國圍繞船只處理、受害者治療、賠償等問題交涉，引發了戰后以來日美關系的第一次危機。這一事件對美日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為此調整了對日政策，于1955年4月9日制訂了NSC5516/1號文件，改變了要求日本短期內重整軍備的方針，而代之以漸整軍備。

　　一觸即發的古巴危機

　　在冷戰歲月，美國曾五次動過使用核彈的念頭。第一次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朝鮮戰爭，第二次是越南抗法戰爭期間，第三次是五六十年代的臺海危機，第四次是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第五次是六七十年代的越戰。在五次核戰邊緣，古巴導彈危機曾達到一觸即發之勢，美蘇雙方都在核彈按鈕旁徘徊。

　　1961年4月，美國中情局策劃一千余名古巴流亡者登陸豬灣，試圖推翻卡斯特羅政權，結果不出72小時，這批人員在豬灣海灘上遭古巴政府軍痛懲。豬灣事件后，蘇共決定軍事上援助古巴，并以此試美國總統肯尼迪。

　　從1962年5月開始，蘇聯向古巴秘密運送防御性與攻擊性核彈與常規導彈、一批伊爾轟炸機以及大批軍人。赫魯曉夫的動機在于：一、保護古巴，以防美國再度策動入侵；二、蘇聯從未在海外包括東歐部署核彈，而美國則在蘇聯周邊遍設核彈基地或派核潛艇巡弋。蘇聯希望改變戰略布局，在美國后院配置核彈，以求戰略均衡，并彌補蘇聯在核彈數量上與美國的巨大差距；三、肯尼迪是個比較軟弱的總統，也許他不敢挑戰古巴的蘇聯導彈。

　　中情局在1962年夏發現大批貨輪從蘇聯和東歐駛抵古巴港口，蘇聯與古巴之間正在進行高密度的軍事合作。蘇聯和古巴矢口否認有戰略性導彈，肯尼迪政府最初也相信古巴不可能有攻擊武力，但中情局的U2飛機于10月14日拍到清晰的蘇聯戰略核彈基地照片。蘇聯在古巴興建了24座中程彈道導彈發射臺和16座中遠程彈道導彈發射臺，總共有4.2萬蘇軍駐在古巴(中情局錯估為1萬人)。當時，中情局估計古巴島約有30余枚核彈，實際上有162枚。

　　肯尼迪政府得到報告后，經六天閉門辯論提出五種對策：一、侵略古巴；二、轟炸古巴；三、封鎖古巴；四、要求聯合國調解；五、不聞不問，任其發展。肯尼迪本人認為，最壞的對策是不聞不問，解決之道唯有談判或開打，他決定以談判代替動武。10月22日晚上，肯尼迪宣布蘇聯在古巴部署攻擊性核彈，美國絕不容忍，他下令封鎖古巴，200多艘美國海軍船艦對所有開往古巴的輪船實施“隔離檢查”。10月24日，一批蘇聯船隊駛近封鎖線，未作任何抗拒。10月28日，蘇聯宣布自古巴撤出攻擊性武器，包括核彈、轟炸機和駐軍，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這一風波才漸漸平息。

　　古巴導彈危機是歷史上人類最接近核戰的實例，在美蘇領導人的回憶錄中多有記載。危機面前，美蘇雙方互有退讓，避免了嚴重的核對抗。

　　偶然事故的代價

　　美、蘇龐大的核武庫對其管理自己的核武器提出了挑戰。盡管雙方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力圖提高各自核武庫的安全、可靠與保安性，但核事故還是接連不斷，對世界造成了嚴重威脅。其中原因，既同它們非理性的核武器軍備競賽有關，也同它們的核武器部署和維護方式有關。

　　譬如在冷戰期間美國的戰略轟炸機是攜帶核武器升空值班的，而且美國軍方規定在任何時候必須有攜帶核武器的轟炸機在空中值勤，以免出現全部核武器都在地面而被對方一次進攻所全面摧毀。這樣一種“箭在弦上”的核武部署模式，顯然大大增加了由于攜帶核武器的轟炸機墜機事故而發生核事故的風險，而這樣的事故果然發生了。

　　美國把核武器事故分門別類，分別取代號為：“斷箭”、“折矛”、“鈍刃”和“空箭筒”，其中以“斷箭”級核事故最為嚴重，它包括核武器丟失、著火和誤射。美國桑迪亞國家研究所在一份秘密報告中顯示：在1950-1968年間，美國共發生了272次特大核武器事故，其中107枚核導彈或原子彈在儲存、組裝過程中突然落地，彈體受損；48枚核彈頭在發射臺或發射井中突然脫落；24件核武器被飛機、艦艇誤射；22件核武器在地面運輸過程中運輸工具發生

交通事故。

　　人們記住的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核彈遺失事故發生在1966年1月。當時，美國一架B52戰略轟炸機在西班牙上空加油時，同一架KC135加油機相撞，兩機上的11名機組人員在爆炸中喪生。轟炸機上有4枚氫彈，其中兩枚被引爆，放射線波及西班牙廣大地區。第三枚落地后基本完好無損，被找回。第四枚墜入地中海。美國軍方尋找了3個月，最終找到了這枚氫彈。據統計，這次行動及隨后的核污染處理、賠償等共耗資1.82億美元。

　　上世紀八十年代

伊拉克違約并秘密發展核武器，這引起以色列對伊拉克核反應堆的打擊。這兩種行為其實都是非法的，因此由核問題還引出了雙重威脅。諸如此類的事件還有很多，限于篇幅無法在此全部回顧。

　　綜上所述，核武器誕生以來給世界帶來了巨大恐懼。盡管核武器沒有在有核武器國家之間相互使用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其威懾作用穩定了國際關系。但人類付出的代價也十分沉重，那就是全世界在過去六十多年中處于核威脅的陰影之下，不僅在冷戰期間核武器構成了國際關系的主線，而且在冷戰后核擴散等核威脅繼續形成對當代國際安全的重要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