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日本·百人訪談系列之貧富差距

　　本報記者 趙憶寧

　　2007年，日本媒體一改往日經濟復蘇的年終話題，轉而關注收入差距(格差)擴大這一社會凸現的問題。不久之前還被稱為“一億總中產階級”的日本，由于日本政府在泡沫經濟的崩潰和通貨緊縮下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出現了“格差擴大”的問題，這是自以往對小泉改革五年討論收入差距的繼續。小泉改革五年來，日本的收入差距是否擴大了？這一話題在國會也成為爭論的主題，也是當前日本的熱點話題。

　　日本是世界上各大國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與居民收入差距很小的國家之一。面對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已經成為政治或者選舉的議題。反對黨如民主黨、共產黨等已經把收入差距問題確立為今年夏天參議院選舉擊敗執政黨的口號，相比較之下自民黨的“修改憲法”更加意識形態化，離日本國民的切身利益更遠一些。

　　日本進入“格差”社會

　　“平成蕭條”給日本留下最大的經濟與社會的遺產是出現了窮人，規模擴大，進入“格差”社會。小泉下臺之后，日本社會在評價其改革的功過時，認為唯一不成功之處是使日本社會出現了貧富差距。

　　盡管日本媒體一段時期以來頻繁報道良好的經濟數據，但是只有少數人能夠感受到經濟的復蘇。比如金融行業的投資公司從業人員，他們是日本最高的收入者，終身收入達幾十億日元。

　　但是大多數日本人仍然不敢花錢買東西，似乎還是認為經濟蕭條并沒有真正結束。據《經濟學家周刊》雜志說，日本中小企業員工的工資從2001年到現在降低了10%。35歲以下的成人中，有1/5要么失業，要么打零工。在東京地鐵站開始出現無家可歸的人，這是10年來記者多次往返日本從沒有見到過的。

　　應該說最先感受到經濟恢復、復蘇與新增長的首先是企業。參與出口的制造業最先察覺到商業的發展加速了經濟的增長，公司的報表開始出現黑字(盈余)。而中小型企業的感知滯后，是因為近些年來大企業開始向國外轉移，或者改變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原有的商業交易，而是更多地在中國等海外地區重新部署他們的工廠，這些大企業周圍的很多中小企業開始被冷落。而日本絕大多數就業者在中小企業中，自然他們不能感受到這一變化。

　　但是日本的產業結構就業人數已經發生了變化。1970年時農業占17.4%，現在已經降至4.4%，大約是282萬人；第二產業現在大約占27%；第三產業是67.4%。顯然日本的經濟與就業主體是服務業。但是日本就業人數總數在過去五年是有減無增，2001年大約是6412萬人，現在已經降到6355萬人。雖然第二產業就業比重不大，但由于就業總人數的減少，作為這一趨勢的結果，近年來滋生了收入所得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

　　日本厚生勞動省(MHLW)2006年《勞動經濟白皮書》對初次工資收入按基尼系數的指標結果顯示，2002年的調查系數是0.51，而1999年的數值是0.47，提高了0.04，突破了此項調查的歷史最高紀錄(指標的數值越大，收入差距就越大)。隨著基尼系數的提高，如今的日本經濟可謂是遠離了“平等”，接近于“不平等”。

　　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關志雄認為，“基尼指數的擴大反映得并不足夠，因為基尼系數是以家庭為單位計算的，不是以個人為單位。”。他舉例日本發生的所謂“NEED”族的出現，即年輕人中不工作、不學習、不受訓的所謂“三不”現象的存在。蕭條時期很多年輕人大學畢業以后很難找到工作，一些人沒有收入，有時去打工賺一點零用錢，基本生活是依靠父母。關志雄認為，公布的基尼系數沒有反映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住在家里。

　　需要說明的是，日本就業者收入差距拉大是在平均工資水平下降的情況下出現的。據調查產業雇傭者平均工資指數，2000年下降了33.7個百分點。可以認為，是工資收入負增長下的不平等性擴大。這與中國經濟高增長、收入增長下的收入差距擴大有些不同。

　　新的雇傭形式派遣員工

　　“人們之所以感覺到收入差距拉大，是由于年輕人失業和臨時就業的存在，導致了年輕人口收入差距的擴大，人們預想到臨時就業將導致一生收入的差距”，大阪大學社會經濟研究所教授大竹文雄教授認為。

　　這些年在日本有一個新名詞叫“派遣員工”，也就是臨時雇員。雇用臨時工的趨勢日益明顯，在所謂的正式工和臨時工之間開始形成巨大的差距。“四年制大學畢業生每小時工資是一千日元，派遣工每小時只有五六百日元；很多正式的職員是有社會福利和退休金，而派遣工沒有。如果加起來計算，正式員工與派遣員工收入差一倍左右。”橋爪教授介紹。除了收入與社會福利與退休金之外，正式員工有帶薪假期，而派遣員工沒有，一天不上班就沒有一天的工資。

　　結構改革之后，日本就業市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前是長期雇傭也是終身雇傭，當泡沫經濟崩潰之后，流行的雇傭形態是“派遣”，先去就業處登記，而后被派遣到一個崗位做一個短期的工作。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勞動經濟白皮書》(2006年)提供的數據，2000年雇傭臨時工比例為20.0%，2005年上升至24.0%；其中男性比例由9.4%上升為12.5%，女性比例由31.6%上升為40.6%。這說明日本女性雇員有2/5屬于臨時雇傭者，而在經濟高增長的1970年僅為12.2%。

　　為什么是這樣的呢？因為“一個正規的員工則很難解雇，現在公司都不愿意冒這個風險。景氣好的時候可以多招一點員工，景氣不好的時候有可能說聲對不起，明天就不能再來了”，關志雄介紹說。

　　結構改革徹底打破了日本的終身雇傭制和員工序列，雖然終身雇傭制在很多企業還存在，而更多的就業都是用派遣來解決的，而且臨時工最終轉為正式工的趨勢不是停滯不前就是逐步減少，這意味著日本所謂的終身雇傭制走到了盡頭；員工序列也開始被改變，以前，日本人的收入與年齡掛鉤，月工資收入基本上是20歲拿20多萬日元，30歲拿30多萬日元，50歲拿50多萬日元，工資的多少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而現在不是工齡越長工資越高，變得比較平了。

　　出現這種轉變主要是因為企業經營的微觀機制的改變。日本企業在進行企業合并與收購(M&A)的過程中，資本市場出現了一些興風作浪的基金等，他們拼命地尋找有弱點的企業，目標是那些股價不高但是資產龐大的企業。鑒于原來日本的企業主要追求是市場份額與“安定團結”，并不追求收益率，也就是利潤都爛在鍋里，所以股價一直上不去。很多企業發現，為了確保不被對手收購甚至是惡性收購，就一定要做好數據，繼而抬高股價。為此，最近形成了一股浪潮：開始追求企業利潤率，不斷地更新著日本的歷史最高水平。同時，改變原有不分紅的做法，開始大量地增加分紅。為了增加分紅，企業除了降低勞動力成本之外別無選擇。這一變化導致日本企業不可能再維持終身雇傭制，開始向靈活就業、非正規就業的方向轉變。。

　　東京大學松原隆一郎教授引用馬克思的一段話說：工業化國家的銀行一定會倒閉并會與其他銀行進行合并，隨之企業界也會只留下大企業。在這種假設之下，經濟蕭條會引發企業的重組，這導致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無法生存下去。這些人對命運的不滿日益加劇，最終爆發出來，并將顛覆社會。“在戰后幾十年中，日本的社會實際上不同于馬克思模式。然而，在過去的幾年中卻發生了馬克思預測的模式”，他說。

　　一個直接的疑問是：“為什么日本沒有成為第二個法國？”一個是歐洲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地，一個是亞洲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地，同樣的境遇在法國發生了幾百萬人的大游行，日本為什么并沒有發生類似事件？

　　“在近10多年來日本出現了所謂的百元(相當于6.5元人民幣)連鎖店，正是出現了這種商店，所以在非常自由地選擇商品的同時，可以享受日常生活的快樂，更不用提還可以購買到價格低廉的商品。如果在這種范圍內生活，而且沒有結婚，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維持生計，這種基礎設施已經在日本得到了鞏固。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松原隆這樣認為。非常有意思，這些百元店的商品恰恰大多是來自中國，這也解釋當前日本社會底層階級在貧困化而得以生存與安定，不也正是中國制造或出口帶給日本的正外部性嗎？

　　收入差距擴大原因的爭論

　　如果承認日本的收入差距擴大了，原因在哪里？是小泉改革所帶來的后遺癥嗎？對此人們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專家認為是結構改革所帶來的結果。而另外一些專家認為，收入差距從1990年代就已經開始，小泉上臺以前影響所得差距的原因已經存在了，所以不應該把收入差距出現的原因全部歸于小泉的改革。

　　也有專家認為，收入差距擴大短期的因素是在消費份額的變化中，雖然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份額不像收入份額的變化下降得那么多，但30歲到40歲的人口中高消費階層所占份額增多，30歲到40歲的人口中低消費階層的份額則降低了。在該年齡層中，可以解釋為是由于一生的收入差距在拉大的緣故。

　　而長期的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則是日本社會老齡化所帶來的。

　　厚生勞動省和很多經濟學者已經對此進行了說明，他們在報告中指出，這一趨勢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所以顯然是一個長期的變化。厚生勞動省和政府的基本論點是，這并不是同一代人的收入差距擴大所導致的結果，而是與老年人的人數增加相關，因為老年人中包括很多貧困人士。換言之，收入差距并不是結構改革的結果，而是日本人口老齡化的結果。

　　另外，也有教授認為，出現收入差距是由于低收入階層收入降低所導致的，日本的貧困率(收入在中等收入的一半以下的家庭比率)在最近20年呈上升趨勢。日本收入差距的擴大，并不是由于高收入階層的收入進一步提高導致的，而是由于低收入階層收入降低導致的。

　　另外，日本的累進稅率的減少也是原因之一。1986年，日本的最高稅率是70%，而且稅率分為15個不同稅級。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累進稅率體制中的最高稅級幾乎每年都在下降，從1999年后下降到37%。此外，從2000財政年度開始減少了20%左右的所得稅。這其中有經濟不好的原因，同時也說明累進稅率的改變，降低了二次分配的調節功能。

　　收入差距正在成為今年7月份日本參議院選舉的焦點問題之一。日本的在野黨準備拿收入差距擴大的武器與執政黨進行較量。他們能夠成功嗎？2005年9月11日眾議院選舉中，被稱為目前日本經濟結構下的低收入選民，對小泉首相的結構改革表示了支持。兩年過去了，收入差距越來越明顯，中間選民還會再投自民黨的選票嗎？原本期望在結構改革之下，利益從發展良好的企業和地區流向發展不太樂觀的企業和地區，或者當市場運作良好，尤其是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可以設想收入從主導產業和地區流向其他發展不大順利的企業和地區的人們，是否還會真的相信這一推行結構改革主張？因為人們至今沒看到在經濟學領域所稱的地漏效應，更談不上從此獲益。

　　各種形式的放松管制和經濟慣例都已經被打破，認為造成經濟停滯的過度平等制度受到了批評，而是更多地支持更加積極的市場活動。在原有的平衡削弱之后，自相矛盾的現象正在出現，即雖然簡化了市場，但它實際上并沒有發揮預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