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

　　倫敦已占據了全球20%的跨境借貸、40%的非英國股票交易、32%的外匯交易、43%的金融衍生品場外交易，以及二級市場70%的國際債券交易。除對沖基金資產外，倫敦在幾乎所有的指標上都勝過了紐約。即便是對沖基金，倫敦的份額也已從2005年的21%上升到去年6月的26%

　　幾年前的一個夏天，我帶著大包小包，飛越歐亞大陸來到倫敦，開始新的工作。幾個星期后，多年的老朋友X也來到倫敦，不過，他是來深造的。X在一家中國大型國企工作數年后，被著名的倫敦商學院錄取，來此攻讀MBA。

　　兩年后，X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隨即被一家老牌英資銀行的投資銀行部錄取，進入倫敦著名的City(倫敦金融城，被視為倫敦的華爾街)，成了一名投資銀行家。

　　一個周六的下午，我與X在咖啡館閑聊。我問他：在City工作的中國人多嗎？他回答說：中國人并不多，但外國人，也就是非英國籍的員工其實很多。按X的話說，這些都是世界各國的優秀人才，聰明絕頂，被倫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吸引，希望能在這個舞臺上展現自己的才華，實現自己的夢想。

　　這些人沒有失望。數據顯示，City的銀行家們去年一共拿到172億美元的年終獎，比上一年增長18%，其中有4000多人的年終獎高于100萬英鎊。事實上，City的經營業績近幾年來持續增長，員工的年終獎也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因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前來就職。2002～2005年，City的職員人數增加了31.8萬人，增幅為4.3%。

　　如今，City已成為英國經濟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僅2005年就為英國貢獻了GDP的3.5%，被視為英國經濟的支柱部分。作為City的大本營、老牌的金融中心，倫敦雄厚的金融實力體現得淋漓盡致。

　　然而，倫敦現在的實力與地位并非與生俱來。就在二三十年前，這座過去300年間世界上最重要的商業城市，曾因監管過嚴及作風保守，差點被甩出全球金融中心的競爭舞臺。若不是20年前的撒切爾內閣實施了一系列被稱為“大爆炸”的改革措施，今天的倫敦不會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有著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

　　20年前逼出來的改革

　　20年前那場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除管制、引入競爭。當時，在紐約早已被廢除的最低傭金制，在倫敦仍大行其道；同時，英國政府對勞動力市場仍施加諸多限制，基本將外國員工擋在門外，致使City的大多數員工都是穿著講究、作風保守的英國“紳士”。City因而被譏為“老爺俱樂部”。

　　也許是受了這些“老爺” 們的影響，當時的City開市很晚，午休漫長，下午剛交易沒多久便匆匆收市。這樣的“老爺”作風招致各金融機構的諸多不滿；再加上一些法規對外國金融機構進入英國市場設置了很高的門檻，倫敦面臨機構及業務大量流失的危險。

　　“大爆炸”改變了這一切。市場開放了，最低傭金制取消了，實力雄厚的高盛、美林等美國金融機構蜂擁而入，它們有能力將業務大量集中，憑借規模效應壓低成本，從而賺得可觀利潤。在這個過程中，歐美各國的金融業從業者大量涌入倫敦，不但帶來了新鮮血液，改變了City懶散的作風，還給整個倫敦帶來多元文化的沖擊。

　　開放贏得巨大優勢

　　不過，“大爆炸”并非一勞永逸。就在倫敦逐漸恢復其老牌金融中心的元氣時，上世紀90年代初，英國政府關于不加入歐元區的決定，又讓倫敦面臨新的考驗。當時有不少人擔心，由于歐洲央行建在德國的法蘭克福，歐元流通后，很可能導致倫敦的金融服務業向法蘭克福流失，至少在歐元交易上會如此。

　　十多年過去了，這一情況并未出現。事實上，倫敦目前已成為全球當仁不讓的外匯交易中心，其外匯交易量占全球總量的1/3。而倫敦的歐元交易量，比歐元區所有國家的交易量之和還要高。有人因此調侃說，倫敦的金融服務業并沒有隨著法郎、德國馬克和意大利里拉一起消失。此外，目前歐洲所有的IPO中，有70%通過倫敦證交所進行。

　　這是為什么？曾任英格蘭央行高級經濟學家的菲利普·戴維斯教授幾年前就指出，最大的原因是：作為金融中心，倫敦在各方面早已發展得非常成熟。這里金融機構眾多，產生了巨大的群聚效應，想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有所作為的機構和個人，大多愿意到倫敦來落腳，以充分利用這里雄厚的資金、深厚的網絡、豐富的人才資源，以及門類齊全的服務。更何況，英語還是國際通用語言。

　　而在今年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倫敦商學院前院長、美國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經濟顧問勞拉·泰森在談到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時說，倫敦對外資、貿易和移民的開放程度給倫敦帶來了“一系列巨大的優勢”。

　　目前，倫敦已把巴黎、法蘭克福、蘇黎世等歐洲其他金融中心遠遠甩到了身后。放眼世界，似乎只剩下一個對手尚待超越：紐約。

　　何以撼動紐約“一哥”地位

　　“二戰”以后，紐約就一直是全世界公認的金融中心，華爾街更是集中了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萊曼兄弟、花旗、美洲銀行等幾乎所有金融界響當當的名字。進入21世紀后，紐約雖然遭到了“9·11”恐怖襲擊、安然案及世通丑聞等一連串打擊，但憑借紐約證交所及納斯達克多年的苦心經營和積累，加上美國13萬億美元GDP的支撐，在金融市場總體容量上仍令倫敦無法望其項背。

　　真正引發紐約人憂慮的，是麥肯錫公司今年1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稱，紐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正日益受到威脅。按目前的趨勢，紐約可能在未來5年內丟掉7%的金融市場份額，相當于6萬個工作崗位。在接受麥肯錫調查的50名華爾街首席執行官中，有40%的人認為，紐約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將在未來5年內逐漸減弱。

　　報告一出，在倫敦、紐約均引起軒然大波。兩地媒體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在2006年的IPO市場上，倫敦的兩家證交所共吸引了91家外國公司上市，是紐約的4倍多，總籌資額達196億美元。

　　此外，細心的英國媒體早在去年紀念“大爆炸”改革20周年時就開始搜集數據，結果發現倫敦已占據了全球20%的跨境借貸、40%的非英國股票交易、32%的外匯交易、43%的金融衍生品場外交易，以及二級市場70%的國際債券交易。除對沖基金資產外，倫敦在幾乎所有的指標上都勝過了紐約。即便是對沖基金，倫敦的份額也已從2005年的21%上升到去年6月的26%，勢頭相當好。

　　紐約的金融界人士在焦慮之余，紛紛把矛頭指向布什政府。他們認為，布什政府2002年簽署實施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過于嚴格，給在美國上市的外國企業強加了每年數以百萬美元計的額外合規成本，加重了企業負擔，導致外國企業紛紛舍棄紐約，登陸倫敦。

　　相比之下，倫敦的監管措施要寬松很多。英國工黨政府1997年上臺后，建立了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下稱“FSA”)。與一般的監管機構不同，FSA不是在企業出了問題后才出面執法，而是平時就與企業緊密合作，力求盡早發現潛在問題，以防范風險。連美國《時代》周刊也認為，倫敦的監管機構能認真聽取企業意見，提出應對建議，而紐約的監管機構只會在事后“大聲咆哮”。

　　此外，高昂的上市費用也是外國企業舍紐約取倫敦的原因之一。有咨詢公司統計發現，外國企業若要在紐約上市，支付給投資銀行的承銷費用是在倫敦上市的兩倍之多。成本差別如此之大，企業被嚇跑就再正常不過了。

　　這固然是紐約“自廢武功”，但倫敦在地理位置和時區上的天然優勢，也是紐約無法比擬的。英國《金融時報》曾在評論文章中指出，倫敦地處美洲和亞洲中間，早上開市時，能與日本東京展開交易，下午即將收市時，又能與紐約交易時間銜接上，這是倫敦獨一無二的優勢。

　　城市交通已成軟肋

　　那天喝完咖啡，我與X準備各自乘地鐵回家。不料到了地鐵站，卻發現告示牌上赫然通知說，我們要乘坐的那條線路因信號系統出了問題，將“嚴重延誤”。平時，這條線路上的地鐵每兩三分鐘就有一班，但這次，10分鐘能有一班就算不錯，且列車運行速度也大為降低。

　　這樣的情況，我們已經見怪不怪了。在倫敦待久了，你會發現地鐵的信號系統幾乎“三天一小修，五天一大修”，而且常常是幾條線同時“嚴重延誤”。特別是在穿過City的那幾條線路上，一旦出了問題，站臺上就擠滿了大批西裝筆挺、皮鞋锃亮、一臉無可奈何的銀行家。其實，不是銀行家們坐不起

　　但是，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地鐵系統，倫敦地鐵的老化狀況相當嚴重。倫敦交通管理局每年投入巨資進行維修和升級，情況卻不見好轉。同時，隨著歐盟的擴大及英國簽證制度的放寬，大量外國勞動力涌入倫敦，使早已超負荷運轉的倫敦公交體系更加不堪重負。X說，確實有些銀行家在倫敦工作數年后，再也無法忍受其糟糕的交通，干脆舉家搬到蘇黎世、法蘭克福、紐約等其他金融中心。

　　另一個問題是，倫敦金融業的高速發展，抬高了這個城市本已非常高昂的物價和生活成本，導致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引來社會其他團體的不滿。早在幾年前，City當局就有意在City與希思羅機場間建一條地鐵線路，卻遭到沿線一些居民的反對，結果該項目遲遲不能得到政府的批準，一直耽擱至今。

　　“這是倫敦作為金融中心的一個軟肋。”X等不到車，只好抱怨說，“交通如果成了瓶頸，肯定會影響金融城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