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卿

　　歷經潮起潮落，一些城市如明星般升起，成為顯赫一時的國際金融中心，又轉瞬即逝；一些城市在全球金融業八百多年的風云中磨礪，至今仍發出最璀璨的光芒；一些城市隨著地區經濟的起飛，在政策的推動下成長為新一代的國際金融中心。時至今日，倫敦和紐約穩居全球金融業的金字塔尖，而東京、新加坡、香港等城市也各有優勢，國際金融業的格局大致清晰。

　　然而，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今年初，麥肯錫公司發布的研究報告《維持美國及紐約的全球金融領導地位》震驚了世界。難道全球金融業的勢力格局正在悄悄“乾坤大挪移”？

　　是的，各個金融中心都在不斷變革，紐約不再是理所當然的老大。

　　地理位置決定命運

　　把曾經輝煌一時和迄今仍光彩奪目的國際金融中心標注在世界地圖上可以發現，它們都臨近大洋，或處在河道密集的地區。“地理位置決定命運。” 紐約盧比尼環球經濟研究院資深經濟學家布拉德·塞特塞爾說。在國際金融中心的早期形成史上，并不發達的運輸方式和通訊方式決定了貿易和商業集中于交通便利的城市，與之相對應的金融服務也聚集于斯。

　　國際金融中心最早出現在13世紀意大利的

佛羅倫薩。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意大利商人通過貿易積累了大量財富。佛羅倫薩作為資金清算中心而崛起，大量的資金通過這個城市流往英國，為英國國王提供戰爭所需的資金。但是最后，由于英王愛德華三世拒絕清償債務，佛羅倫薩陷入財務危機，最終衰敗。

　　工業革命后，歐洲涌現了眾多互相競爭的區域和全球金融中心，包括阿姆斯特丹、柏林、佛羅倫薩、法蘭克福、熱那亞、漢堡、倫敦、米蘭、紐約、巴黎、

羅馬、都靈、威尼斯和蘇黎世。但沒有一個城市能占據主導地位，直至英國崛起為世界大國，使倫敦成為全球金融業王冠上的那顆明珠。

　　18世紀末，英國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大國和資本輸出國。倫敦的金融市場也隨之大發展。倫敦橫跨泰晤士河兩岸，距河口僅80公里。泰晤士河河面寬闊，航行便利，倫敦也因而成為歐洲最重要的貿易、商業及海運中心。到了19世紀，國際貿易達到鼎盛時期，英鎊成為國際支付的工具，世界各國進行國際清算均需通過倫敦，倫敦成為當之無愧的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削弱了英鎊的地位，歐洲的許多金融中心尤其是倫敦受到戰爭重創。而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則受益于這場戰爭。當時，黃金、資本大量流入美國，給紐約提供了絕佳的發展機遇。紐約也是一個海港城市，它位于美國東海岸，擁有北大西洋最優良的海港。新澤西州的拉里坦河和哈肯賽克河、紐約州的哈德遜河以及長島海峽像漏斗一樣，引導無數船只匯向紐約。早在1810年，紐約就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商業和金融中心。

　　隨著美元成為國際貿易和清算的重要工具，紐約迅速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憑借美國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紐約取代倫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

　　上世紀70年代，國際金融活動的中心再次發生逆轉。由于美國對本國居民購買外國

證券征收利息平衡稅，使得從美國借款變得不再有吸引力，大量國外投資者開始轉向監管相對寬松的歐洲市場。同時，制定存款利率上限、限制利率競爭的Q條例的出現，使美國自己的銀行和證券交易商也逐步將業務轉向其在歐洲的分支機構。這些因素刺激了歐洲美元和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大量國際金融交易重新在倫敦聚集。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倫敦金融城的外國銀行已經由1959年的45家，急劇增加到1983年的351家。倫敦再度成為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

　　這一時期，由于亞洲和拉美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適應區域市場需求的新的國際金融中心也逐步崛起或成形。香港、新加坡就是其中的典型。無獨有偶，這兩個城市也都擁有便利的交通。香港位于我國南方珠江口的東側，是遠東的國際航運中心；新加坡位于馬來半島南端，扼守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交通要道，是歐洲、地中海、西亞、南亞到遠東的航船的必經之地，素有“東方直布羅陀”、“遠東十字路口”之稱。

　　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及日本金融管制的逐步取消，東京在上世紀80年代也成為了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演變中的全球金融格局

　　技術進步將地球變成一個村落之后，金融產品的交易幾乎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地理要素在金融業中主要體現為時區。國際外匯市場最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以倫敦為代表的歐洲金融中心、東京和香港為代表的亞洲金融中心以及紐約等美洲金融中心，由于所在時區的差異，而將國際外匯市場連成了24小時運轉的全球市場。

　　然而，時區也讓各個國際金融中心面臨著變化的命運。本文伊始提及的紐約金融之都的地位受到動搖，部分也與時區有關。眾所周知，亞洲各經濟體的飛速發展為其積累了大規模的外匯儲備，而石油價格的飆升也讓各石油出口國迅速積累了大量石油美元。資金流是金融中心的血液，但由于紐約和亞洲、中東的時間相差12個小時左右，這一差異使它在連接亞洲、俄羅斯和中東的資金流動時面臨“血栓”。

　　其實，對紐約金融中心地位的擔憂，起源于香港2006年IPO總額超過了紐約。IPO總額僅僅是衡量國際金融中心的標準之一，遠非全部。的確，由于美國目前是個凈債務國，本國并沒有充沛的資金為外國公司的IPO提供融資。而且由于所處的時區，紐約在吸引中東、俄羅斯和亞洲的資金流入方面也存在弱勢。根據塞特塞爾的研究，這些地區的資金多數取道倫敦。

　　傳統意義上的金融中心就是資金中心，需要對外凈輸出資金。紐約在該意義上的金融中心地位，的確在新的經濟發展格局、新的國際資金流動中受到很大挑戰。然而，作為向國內外居民及機構投資者提供各種專業化、高水準的金融服務的中心，以及作為離岸金融中心，紐約的實力仍遠遠超過世界大多數金融中心。

　　而且，就IPO這個指標本身而言，2006年的數據也不能說明紐約在這方面落后于香港，《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下稱《薩奧法案》)也并不是紐約IPO總額排名下降的罪魁禍首。

　　湯姆遜金融公司(Thomson Financial)在對過去20年內美國股票發行的狀況進行研究后發現，《薩奧法案》實施后，外國公司并未表現出回避在美上市的跡象。2006年在美國進行的208宗IPO中，外國公司有34宗，占16%，該比例在過去20年中是最高的。2006年外國公司在美國進行的IPO次數與2005年持平，仍處于《薩奧法案》實施以來的最高水平。而2006年香港IPO總額躍居全球第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內地大型國有企業在香港上市。

　　上海：雛形依然

　　縱觀目前仍然活躍的國際金融中心，它們的發展軌跡各不相同，又有著共同的因素，例如：強大經濟基礎和較快的經貿發展速度，開放自由的經濟制度，完善而適度的法制監管，發達健全的金融體系，以及強大的金融創新能力等。

　　就經濟發展速度而言，上海擁有無與倫比的優勢，增長快于大多數國際金融中心，但上海的人均收入遠低于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另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宏觀經濟環境指數》，由于我國信用環境較差，因此宏觀經濟環境排名2005年僅列全球第33位，與香港地區(第8位)和新加坡(第1位)等國際金融中心相比有較大差距。

　　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條件是資本自由流動，但我國目前對資本流動還有著較嚴格的管制，人民幣國際化也有很長的路要走。對資本流動的諸多限制，仍是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制約因素。

　　從法制環境來看，目前我國金融法律體系仍有不少缺漏。上海享有的地方立法權有限，在金融市場立法上自主權較小。另外，我國采用的是大陸法系，監管上采取的是正向清單，即“沒有允許的都是禁止的”，而香港地區和新加坡采用英美法系，監管上采取的是負向清單，即“沒有禁止的都是允許的”。國際研究表明，負向清單監管模式更利于金融創新。

　　當然，上海也已擁有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很多基本條件。上海地處長江入海口，屬河口型海港，是長江東西運輸通道與海上南北運輸通道的交匯點，自然條件優越。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上海的遠東金融中心地位就已十分突出。目前，上海金融市場體系相對健全，各類金融機構和高端金融人才集聚，同時具有較強的輻射力，已經初步具備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實力。

　　新興國際金融中心大多借助于政府推動而得以崛起，自發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后續發展也離不開恰當的政策支持。近代以來，曾有多個國家和城市提出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但最終成功的只是少數。這些興衰成敗的歷史和故事，都值得上海一一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