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商人大量涌入經濟短缺的俄羅斯，在俄羅斯發展出無數個露天“集裝箱”市場，這些市場讓華商狠狠賺了一筆，一個“箱子”最高時可以賣到40萬美元。

　　不過，從2007年1月15日開始，這一切發生了變化。

　　這一天，俄羅斯移民法修正案正式生效。對于占在俄外國人60%以上的中國商人和打工者來說，法規中關于禁止外國人從事零售業的條款意味著他們隨時可能被驅逐，面臨停業、回國或另尋出路等抉擇。

　　在行家看來，隨著俄羅斯經濟狀況的逐漸好轉，在中俄貿易史上曾經風光無限的“倒爺”時代將從此一去不復返，中俄經貿模式的“升級換代”轉型迫在眉睫。

　　本報記者在莫斯科、葉卡捷林堡等俄羅斯大城市采訪仍在觀望和彷徨的中國商人，為讀者發回第一手的現場報道。

　　今天是中國的大年初二，隔著遙遠距離的莫斯科沒有多少春節的氣氛，在中國人聚集的集裝箱市場里，顯出與平日不一樣的蕭條。

　　“往年中國人都回去過年了，但是今年，不知回去了的還有多少會再回來。”在莫斯科東部近郊的切爾基佐夫市場，曾經有過檔位的王昊對本報記者說。作為首都，莫斯科的狀況對華商來說算是理想，因為這里政府正確執法度高，而在遠離政治中心的遠東地區，當地政府采取的偏激手段早已使不少中國商人聞風而逃。

　　市場：一個集裝箱最高賣40萬美元

　　對于一直活躍在俄羅斯境內多個露天市場的中國商人來說，法規中關于禁止外國人從事零售業的條款最具有沖擊力。

　　從最早的集裝箱倉庫到龐大的露天市場，分布在俄羅斯境內多個城市角落的零售市場，個個歷史悠久。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俄羅斯經濟缺口驚人。為了迅速滿足大眾的日常生活需要，俄羅斯政府默許大量外國商人攜帶著通過“灰色清關”手段入關的貨品涌入。

　　所謂“灰色清關”，是中俄貿易中的一個歷史產物。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很多中國商品都是通過“包機包稅”途徑進入俄羅斯市場的。貨主只要向貨運公司繳納運費，就可以由貨運公司將貨物運往目的地，并由貨運公司委托的“清關公司”代理清關，后者會把所有俄羅斯海關手續辦好。這種途徑對中國商人的有利之處是進口手續便利，但后果是政府損失大量稅收。

　　“最早用集裝箱運貨到俄羅斯的中國人，就順便賣起了商品，到后來規模越來越大，逐漸形成買賣廉價小商品的市場。”30歲的東北人王昊來到莫斯科已經7年。

　　經過10多年的發展，受到俄羅斯人“捧場”的露天市場越開越多，市場內的外國商人成幾何級數字增長。最讓王昊津津樂道的是2000年前后的時候，“那時我用一個箱子就能賺幾萬美元”。他所謂的箱子就是市場里的鋪位，商品則從衣服、鞋子到食品水果，“什么都賣過”。

　　這些市場在10多年間讓成群結隊涌入俄羅斯的中國商人狠狠賺了一筆錢。其利潤之高讓人瞠目。王昊說，2006年俄羅斯政府出臺一系列新法規之前，市場里的“箱子”每個最高可以賣到40萬美元；如果出租，除每個月可以收到上萬美元，承租人每個月還需向轉租人支付一定的費用，稱為“好處費”，有點類似國內的進場費，最高可達人民幣100萬元。

　　但是這些集裝箱的命運隨著俄羅斯政府新法規中“取消露天市場”的條款而一落千丈。“原先是一塊金，現在是一砣鐵”，在市場里擁有過幾個箱子的中國商人李德華這樣來形容箱子價值的巨變。導致集裝箱急劇貶值的原因是，俄羅斯政府將關閉全國的115個集裝箱市場，同時修建新的市場，露天市場將徹底退出歷史的舞臺。

　　商人：實力派觀望 小生意人損失大

　　在莫斯科最多中國商人聚集的切爾基佐夫集裝箱市場，記者看到，這個市場是用各個型號的集裝箱拼裝起來的，集裝箱由上下兩層構成，上層倉儲，下層營業，一排排集裝箱之間形成街區。整個市場劃分為數個管理公司，這些公司將集裝箱租賃給商戶。

　　中國人喜歡將這個市場簡稱為“集裝箱”市場。王昊說，這是莫斯科最大的露天市場，共分為阿斯泰、太陽區和黑毛三個區。前面兩個區中，基本上都是中國人，主要從事服裝、鞋帽及工藝品批發，也有少數經營中國調料和食品；活躍在“黑毛區”的多數是以色列商人。市場上各種膚色的人川流不息，大包的貨物進進出出。休息間歇，不少華商會聚在一起聊聊天、看看報紙或者踢著用紙做成的簡易足球。

　　密密麻麻的集裝箱市場分布于俄羅斯的各個城市，各地政府對法令有著不同的

執行力度，因此中國商人所受的影響也大不相同。“市場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傳聞，盡管大家都在關注事態的進一步發展，但是至少在莫斯科的市場上，這里中國商人的生意影響并沒有傳言中的那么大。”王昊說。

　　“莫斯科還沒有明確行動，所以大家都還在觀望。”同樣在莫斯科經商、來自湖北的華商李德華告訴記者，積累了一定實力、具有合法身份的中國商人損失不會很大。

　　“他們心態較為平和，多持觀望態度，視俄政策走向決定自己下一步的發展。而那些小本經營，特別是替人看攤的個體，來俄時間不長，未適應俄市場經營方式，手中還積壓大量貨物的商人則損失重大，這些人面臨著撤攤回家的選擇。”

　　在距離莫斯科1500公里外的葉卡捷林堡，中國商人的情況沒有在莫斯科的那么幸運。葉卡捷林堡市副市長古力克先生向記者表示，去年進出葉卡捷林堡的中國人有3萬，其中1萬人是常住人口。但是記者在城市里很少見到中國人，在以往中國商人聚集的市場，幾乎看不到中國人的蹤影。

　　差異：遠東華商差不多走光了

　　“都回去了。”在葉卡捷琳堡一家中餐館打工的

留學生周磊說。他表示，在葉卡捷林堡的中國人基本上都集中在市場，從今年開始很多中國人陸續回國，現在在市場已經很少有中國商人了。

　　“在遠東的華商走得更多。”俄羅斯中國總商會駐斯摩棱斯克代表王武奎說。由于遠離政治中心，遠東地方政府的正確執法力度低，當地警察局采取了很多偏激的手段來讓華商折價賣貨走人。目前就他所知道的，當地四川、臺州商會，以及南方、北方商會都有大批華商在緊急處理貨品，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浙江的鞋業商人，有700多家企業都撤退回國了。

　　據在莫斯科的中國商人陳文明介紹，在遠東地區由于打擊力度比較大，往年十分興旺的新年市場已變得十分蕭條。

　　“減少國外商品對本國輕工業發展的壓制，讓本地人能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并在市場上能夠有利可圖，是俄羅斯政府頒布這項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俄羅斯經商多年的中國商人李德華這樣理解俄羅斯實施新政的原因。

　　相對商人和露天市場來說，缺乏管理的大批外國勞工也讓俄羅斯政府相當頭疼。在這次生效的新移民法中，對于外國勞動力配額制度的條款正警告著活躍于俄羅斯的眾多中國打工者何去何從。

　　打工者：蓋了“黑章”幾年內回不來

　　自從匆匆賣掉了自己擁有的一個箱子后，王昊就成了這些打工者中的一員。他目前受雇于一個中國商人在莫斯科開設的運輸公司，并兼職擔任中國人的旅游和翻譯。現在王昊非常謹慎，甚至春節也不回國，因為他知道自己辦理的“打工卡”(俄羅斯政府稱“大卡”)上，“售貨員”這個身份將成為他被拒絕入境的最好理由。

　　王昊曾經是莫斯科大學的留學生，但是無心向學的他在7年前發現了市場里的“商機”，毅然棄學從商。幾年下來，他收入可觀，卻揮霍一空，后來連在市場里的一個箱子都以6萬美元賣掉。“如果時光倒退到1997年，我一定能成為億萬富翁。”

　　“在俄羅斯工作的外國勞工都有一張打工卡，這卡上注明了持卡人的工作性質，如果是‘銷售員’的，出境時一律會被邊檢蓋上‘黑章’，別指望再過來了。”王武奎說。

　　“俄羅斯境內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很多申請的‘打工卡’都是通過中介公司，胡亂定個名頭，就發下來了。這些沒有經過真正合法程序的外國人一過境，就會被蓋上‘黑章’，幾年內都過不來。”王武奎說。除了中國務工人員外，記者在市場里還發現大量來自中亞及獨聯體國家的外來打工者，他們的薪酬水平往往只是俄羅斯本地人的1/4，因此非常龐大。

　　根據中國

商務部的相關統計數字，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俄人口每年減少80萬，面臨嚴重的人口危機。大批移民的流入在一段時期內彌補了俄居民人口下降造成的勞動力不足，但與此同時，大量的“灰色移民”也對社會治安造成負面影響，給俄羅斯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約在80億美元左右；還有人認為，移民擠占了俄羅斯人的就業崗位。

　　在莫斯科的集裝箱市場，正是由于外國居民過多，已使本地居民開始外遷。遠東、濱海邊疆區也有類似情形，大批中國人一直滯留。

　　反應：中國人一撤物價漲70%

　　從記者在俄羅斯的觀察看，受新移民法影響的不僅僅是包括中國商人在內的所有外國商人，隨著眾多國外商人的撤退，俄羅斯人開始切身感受到這些被他們視為“隱患”的外國商人，事實上這些外國人已經和他們生活上的便利密切相關。

　　俄羅斯人謝爾蓋是葉卡捷林堡市俄中交流中心的主任，曾多次到過中國。他對中國商品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普通俄羅斯人的看法，他說，上個世紀90年代初，大量中國商品涌入俄羅斯，給日用品短缺的俄羅斯人提供了方便，但假冒偽劣產品也打擊了俄羅斯人對中國商品的信心。近幾年來，中國商品的質量不斷提高，大量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成為當地普通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缺少中國商人和中國商品，相當一部分俄羅斯人的生活將受到影響。”在俄羅斯經商的廣州某皮鞋廠老板陳文明向記者表示，他前幾天收到在遠東地區同行的消息稱，由于很多市場關閉，當地市場供應出現緊缺，導致物價上漲了70%。當地收入少的俄羅斯人紛紛抱怨無法再買到便宜的中國貨。

　　“莫斯科這幾年的經濟繁榮，中國企業做了很大的貢獻。”俄羅斯中國總商會駐斯摩棱斯克代表王武奎說。事實上，在制定一系列限制外國人的法規時，俄羅斯政府官員也低估了外國商業在俄羅斯經濟體系中的分量。

　　莫斯科市政府就率先體驗到了限制外國人政策所帶來的后果——首批市場檢查讓來自高加索地區的大批外國零售商紛紛離開市場，但是為本國生產者預留的攤點依舊空空蕩蕩。

　　“這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對于俄羅斯政府來說，硬措施需要軟著陸。”新華社莫斯科分社的資深記者宋世益表示，中方使館正就此問題與俄羅斯政府展開充分交涉。而在莫斯科的俄羅斯中國總商會，連日來也頻繁與莫斯科市政府的相關人員接洽，了解最新的動態。

　　2月8日莫斯科市政府緊急回調外國商人零售禁令的消息讓國內的媒體大大興奮了一把，但是行家們卻對此并不以為然。“不可能真正取消”，身在莫斯科的王武奎昨日向記者透露，就在回調這幾天，他又從莫斯科政府官員處了解到，該市市長已經簽署了關閉露天市場的正式文件，從今年7月1日起鐵定開始實施關閉露天市場的措施，先從市場周邊的商業網點開始，至12月31日全部結束。“步驟可能會慢一點，但是大方向不會變化，和當年解體面臨的困難相比，這些法規實施碰到的阻力太小，俄羅斯人早就習慣了這種動蕩。”

　　反思：與其大撤退不如求轉型

　　事實上，目前的“開禁”也僅限于莫斯科，遠東等地區沒有傳出任何相關消息。俄羅斯中國總商會駐斯摩棱斯克代表王武奎認為，這不過是俄羅斯政府的一個暫緩措施，整頓市場和管理移民的最終目的不可能改變。

　　“不管政策如何走下去，俄羅斯政府整頓市場秩序保護本國經濟的做法不會改變，”俄羅斯中國總商會會長蔡桂茹強調，“這個事件給了中國商人一個血的教訓，敲響了警鐘，中國商人到了必須轉變經貿模式的時候了。”

　　就目前形勢來看，俄羅斯政府的這次“整頓”很可能預示著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盛行的傳統中俄民間貿易模式的終結。蘇聯解體之初，成群結隊肩拉背扛的“倒爺”貿易曾是中俄邊貿的重要推動者，但是隨著俄羅斯經濟的復蘇和國內法律法規的完善，形勢已經與十幾年前完全不同，規范經營、合法經營是華商在俄發展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隨著中俄商貿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投資合作者的綜合素質要求也遠遠高于中俄貿易原始階段的“倒爺”，不僅需要專業知識，更需要文化底蘊、生活習俗等多方面的積累和交融，還需要熟悉俄羅斯當地法律法規和商貿體制的專業顧問來協助。遺憾的是，目前活躍在俄羅斯境內的中國商人仍停留在低層次的貿易模式習慣體系中。

　　在行家看來，俄羅斯此次政策出臺并非權宜之計，是其經濟連續快速發展、國力恢復、國際地位提高后的必然選擇。從整頓的法律政策指向及俄政府高官對新法律的解讀看，其目的與政府近年來出臺的一系列有關經濟發展和結構改革的戰略構想目標基本一致。“長期依賴充足的外國商品，俄羅斯本國的輕工業怎么發展得起來？拿目前俄羅斯的織布行業來說，他們至今只能織一米寬的布，相當于我們上個世紀80年代的織布水平。把外國商人趕走是痛定思痛的方法。”王武奎笑說。

　　其中，整頓市場秩序對于解決俄國內長期積累的非法移民、灰色清關、地下生產等問題具有牽一發動全身的重要作用。“整頓市場秩序是為了建立良好的經營環境和投資環境，對中資企業和中國商人來說是利大于弊，企業要認清這種發展的大趨勢，并適應俄國內市場的變化，適時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調整經貿合作模式和經營方式，從俄方的政策調整中捕捉新的發展機遇。”蔡桂茹認為，對于有志在俄羅斯大展拳腳的中國商人而言，謀求“轉型”也許比“撤退”有意義得多。

　　事實上，一批比較早得到信息的華商已經在積極謀劃應對措施。李德華已經著手聯系在莫斯科為公司辦理正式注冊的手續，并打算雇請本地人作為工作人員。“起碼要擺個樣子，遲早都要動的，晚動不如早動，早早計算好成本，實在不行就回國。” (文/圖 廣州日報新聞藍頁特派俄羅斯記者 邱瑞賢、黃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