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份以美元為單位的全球變暖影響估價”聲稱，到下世紀初，全球可能因為氣候變暖而損失5%-20%的GDP

　　□ 本刊記者 王以超 王豐/文

　　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為期12天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正在舉行。將于11月17日閉幕的這一會議曾被普遍認為對啟動“后《京都議定書》”談判具有重要意義，卻被之前另一份更具爆炸性的報告搶走了風頭。

　　會議正式開始前一周，10月30日，英國政府正式發布了由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主持完成的評估報告，對全球變暖可能造成的經濟影響給出了迄今最為清晰的圖景：

　　如果在未來幾十年內不能及時采取行動，那么全球變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將堪比世界性大戰以及20世紀前半葉曾經出現過的經濟大蕭條。屆時，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飛煙滅。

　　在接受《財經》的書面專訪時，斯特恩用“迷人而又復雜”(fascinating and complex)來形容全球變暖這一話題。

　　他或許早就清楚，這份報告僅是一個新話題的開始，關于全球變暖的經濟影響的爭論還遠未結束。

　　“溫室氣體”功過

　　我們每天都生活在這個地球上，對于冷暖陰晴這些變化習以為常。但實際上，地球的氣候系統是一個偉大的奇跡：它既不高又不低，且沒有急劇的變化，簡直是一個完美的“生命溫床”。殊不知，在很多其它行星上，動輒數百度的變化是再平常不過的了。

　　問題是，地球是如何保持這樣一個適宜生存的環境的？

　　到19世紀，科學家已經逐步揭開了其謎團：最終的熱源實際上來自太陽，陽光照射在地球上，部分被反射回太空中，有部分被空氣和地球表面吸收，從而使得地球變得溫暖。

　　同時，地球也會把自身的熱量以長波(紅外)的形式向外輻射。不過，這些輻射并不會全部返回到太空中。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甲烷以及氮氧化物等氣體會吸收這些長波輻射，從而把地球包裹得像溫室一樣溫暖。這些氣體，統稱為“溫室氣體”。

　　感謝這些溫室氣體，如果沒有它，也許整個地球都會變成比西伯利亞還冰冷的荒原。但問題是，一旦這些溫室氣體的濃度太高、氣溫上升到一定程度，也許會徹底改變現有的氣候系統，從而造成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紊亂，甚至毀滅性打擊。

　　第一個這樣的警告，或許可以追溯到1896年。諾貝爾獎化學獎得主、瑞典化學家阿列紐斯(Svante Arrhenius)表示，每年因燃燒煤炭而產生的二氧化碳，將會造成氣溫的輕微上升，長期積累下去就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如果二氧化碳的濃度增加一倍，全球氣溫將上升5-6攝氏度。

　　自上世紀50年代，科學家的目光越來越集中在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對氣候的影響上。轉折性的事件發生在1988年，世界氣象組織(WMO)、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決定建立“氣候變化政府間專門委員會”(IPCC)，以對氣候變化的科學認識、影響及對策進行評估。

　　1990年，IPCC發布了第一次評估報告。此后的1995年和2001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評估報告相繼發布。預計第四次評估報告將于2007年正式發布。

　　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首席科學家張稱意博士接受《財經》采訪時表示，目前，主流科學界對于全球變暖的趨勢已基本達成共識，即現在的溫度已經達到了1000年來的最高點。

　　預測氣候這種復雜系統的變化規律仍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但人類活動尤其是工業生產、能源利用以及土地利用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得到了廣泛的接受。一個明晰的信號是：在整個工業革命之前，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約為百萬分之二百八十，且長期保持穩定；而在過去200年內，卻增加到了百萬分之四百三十，增長幅度超過50%。

　　斯特恩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他的這份報告已經考慮到了一些科學上的最新證據；在完成報告的過程中，他也一直與英國氣象局(哈德利氣候預測中心)、IPCC的氣候專家們保持著密切聯系。

　　對于這種說法，不少專家在接受《財經》采訪時也給予了認同�！斑@份報告從科學角度是嚴謹的，它包含了世界多個組織的重要發現�！泵绹�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氣象學專家馮又嫦教授(Inez Fung)對《財經》強調。

　　經濟影響之爭

　　不過，這份歷時一年多完成、凝聚了20多位專家學者心血的報告，在經濟學上的意義仍然充滿爭議性。

　　報告稱，如果不立即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到下世紀初，全球可能因為氣候變暖而損失5%-20%的GDP。11月2日出版的英國權威科學雜志《自然》指出，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美元為單位的全球變暖影響估價”。

　　在接受《財經》專訪時，斯特恩表示，這只是基于長時間、世界多個地區以及一系列可能出現的情景的一個平均比例。但是，高達20%的GDP損失可能性，仍然使得不少人感覺受到了“驚嚇”。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理查德·托爾(Richard Tol)在接受《自然》采訪時就認為，在評估全球變暖對水供應、農業、健康以及保險等的影響時，實際上斯特恩只選擇了最為悲觀的研究結論。此外，在評估海水上升的影響時，也忽視了防波堤等設施所起的保護作用。

　　“這是一份很好的報告，但其中卻包含了太多的假設。”他委婉地批評說。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大源教授接受《財經》采訪時也表示，在經濟學中，估價本身就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更何況全球變暖仍然充滿著不確定性，引起爭議是很自然的事情。

　　報告還宣稱，如果人類希望把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百萬分之450-550的水平，也就是說，確保氣候變化不超過人類之前的經驗(即溫度變化不超過5-6度，這也是人類走過冰期迄今經歷過的最大溫差變化)，那么每年所需要的投資，只占到全球GDP的1%。

　　這顯然不是一筆過分奢侈的投資。斯特恩對《財經》表示，這樣一筆支出根本不足以中斷現在的經濟增長，同時也不會使得人們的生活水平發生劇烈變化。

　　然而，不少人對這個數字也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斯特恩在高估全球變暖的經濟影響的同時，又人為低估了從目前的經濟體系過渡到“低碳(排放)經濟”的成本。

　　根據《京都議定書》，僅要求發達國家到2012年，實現溫室氣體排放相對于1990年下降5.2%的目標。但從實際進展看，加拿大、日本以及歐盟一些國家要實現這一目標都有相當難度，何況到2050年要達到削減60%-80%的額度。

　　一些經濟學家、能源專家在接受《紐約時報》的采訪時就指出，目前全球接近九成的能源供應仍然依賴于傳統的化石能源，要實現整體轉型，其成本可以想像。

　　中國面臨更大挑戰

　　在接受《財經》采訪時，北京大學環境學院院長江家駟表示，斯特恩報告雖然只是“系列警報”中最新的一次，但“中國過分重視能源問題，相對忽略氣候問題”的取向，確實到了重新思考的時候了。不少專家、學者在接受《財經》采訪時，也都發出了類似警告。

　　在目前《京都議定書》框架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并不承擔強制性溫室氣體減排義務。相反，通過清潔發展機制，中國企業及政府還可以從碳交易中獲得一些收入。

　　但在“斯特恩報告”發布之后，一種擔心是——氣候問題有可能越來越多地成為新的“國際性工具”，中國必須提前做好應對的準備。

　　斯特恩報告，是直接受英國財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委托完成的。輿論普遍認為，布朗很有可能明年接任首相職務；屆時，英國可能會在歐盟提出更加激進的控制溫室氣體的政策建議。而隨著共和黨在剛結束的中期選舉中遭到挫折，一直對氣候變化持強硬立場的美國態度也有望出現松動，從而加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大合唱”中。

　　根據國際能源署最新發布的報告，預計到2009年，中國將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接近政府決策層的人士在接受《財經》采訪時表示，至少在2050年之前，鑒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中國都不會傾向于接受硬性的排放限額。但是，中國面臨的壓力不斷增加，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斯特恩在接受《財經》專訪時就指出，要把全球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百萬分之五百五十，不僅發達國家要作出大幅削減，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也必須使得2050年的排放與1990年相比，增長幅度不超過四分之一。

　　據聯合國的統計，目前中國的人均碳(溫室氣體)排放水平，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五分之一左右，只相當于美國的六分之一。但從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態勢來看，如果不做大的結構調整，中國人均碳排放突破世界平均水平并不遙遠。

　　11月10日，正在訪華的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在北京發表演講時就表示，將來的WTO談判中，可能會考慮到氣候變化因素，比如對“氣候友好型”的產品征收更低的關稅等。而這些一旦付諸實施，顯然，會使得正在經受“綠色壁壘”困擾的眾多中國企業面臨更多的挑戰。

　　但是，中國要在短期內大幅度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面臨的政策、制度、技術以及資金方面的挑戰，也是可想而知的。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環境與經濟政策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胡濤博士接受《財經》采訪時就指出，目前中國的大部分企業缺乏足夠的資金、更缺乏足夠的技術來完成這種轉型。他呼吁建立類似于“蒙特利爾多邊基金會”這樣的機制，來確保發展中國家獲得良好的支持。

　　1987年，旨在削減臭氧層消耗物質用量的《蒙特利爾議定書》正式簽署；三年之后，正式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產品替代。截止到今年4月，發達國家等對這個基金的投入已經超過20億美元；在全部189個締約國中，有143個已經達到了排放削減目標。

　　目前，已經有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專家學者建議設立類似的基金會，由美國、澳大利亞等人均碳排放大國出資，通過基金的形式來購買其“超額額度”。

　　在接受《財經》專訪時，斯特恩也承認，僅僅依靠現有的機制，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顯然難以在財政上得到保障。要知道，要完成這種經濟轉型，每年需要的投資都在200億-300億美元。

　　在技術方面，斯特恩則建議開展國際性的研發合作，包括統一市場標準以及分享信息等。長期關注氣候變化政策的國際資本結構委員會(ICCF)董事總經理瑪爾戈·托寧(Margo Thorning)博士也向《財經》記者強調：“發達國家應該與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一起分享相關的知識產權，這才是真正‘雙贏’的選擇�！�-

　　本刊實習研究員宋凱琳、謝志寧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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