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馬娟 劉巍 李振華

　　太陽也西沉。

　　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在經歷了長達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后，股票和房價的資產泡沫發生崩潰，“日本奇跡”瞬間淪落為“日本病人”。而整個90年代，成為日本二戰后經濟衰退最為嚴重的10年，也是學界公認的“失落的十年”。

　　或許是值得慶幸的，盡管當時資產泡沫破滅，但日本在內有高額的居民儲蓄、外有大量的資產投資，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等條件下，日本并沒有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至少表面上沒有。

　　然而富有諷刺意味的是，也許正是因為沒有危機，所以日本也沒有像韓國、泰國、印尼那樣，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經歷的是大起大落的“V字形”復蘇。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政府缺乏改革動力。直到2001年小泉執政后，真正的改革才得以展開，包括

郵政業的民營化、叫停高速公路的過度建設、年金改革、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和處理銀行不良債權等。目前來看，日本經濟在逐漸復蘇，消費和固定投資的增加帶動2005年財年的GDP增幅高達3.2%。

　　但是，此次日本究竟是真正的進入穩定復蘇期，還是如1996年那樣僅曇花一現？更何況，日本仍有很多結構性問題并未解決，如超過GDP總額150%的債務，嚴重的老齡化問題等，如果這些不能得到改善，恐怕日本仍會面臨危機。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經濟可能最具可比性，包括其淪為“日本病人”的教訓和復蘇的經驗都值得中國關注。鑒于此，本報誠邀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陳志武、巴克萊資本大中華區經濟研究主管黃海洲、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副教授施建淮、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季風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劉軍紅熱論日本經濟，是為本期“天下論衡”。本期論壇由李振華主持。

　　1. 復蘇可待？

　　主持人：今年一季度日本經濟同比增長3.1%，創15年來最高紀錄。此外，股價上漲到5年高點，房地產價格回升，消費物價也出現上漲。在1996年和1999年日本經濟也曾出現過復蘇的苗頭，但僅是曇花一現，那么此次日本究竟是進入穩定復蘇的階段，還是又一次的曇花一現？

　　黃海洲：近期日本的長期利率已經開始上漲，日本央行也結束其實施了5年的零利率政策，這是此前兩次復蘇過程中所沒有的，因此我認為這一次恢復更真實。此外，日本現在面臨的國際環境也和前兩次不同，比如日本股市上漲不是日本一個國家的原因，和全球股市走高有很大關系，這也對日本經濟復蘇產生推動作用。

　　施建淮：前兩次短暫復蘇實際上是靠財政刺激帶動的，但是這一輪增長是在強調財政結構改革、要平衡財政，所以是在公共支出沒有很大增長的背景下實現的。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2004年日元大幅度升值的情況下，日本經濟仍然實現增長，這和以往的增長模式有很大不同。由于這一輪增長主要是由消費信心恢復和民間投資增加所帶動的，因此可以認為此輪日本經濟的復蘇是有堅實基礎的，并非是再次的曇花一現。

　　張季風：日本銀行政策委員在14日起正式解除實施了5年又4個月的零利率政策，并將短期利率誘導目標從0上調為0.25%。零利率政策的解除標志著日本金融體系的健全化和金融政策的正常化，也為日本經濟今后的持續復蘇掃清了障礙。

　　劉軍紅：日本在此輪經濟復蘇過程中，不僅實現了實質GDP的正增長，而且實現了名義GDP的正增長。自2001年，日本財政支出連續負增長，此次名義GDP轉正意味著日本的稅收基礎擴大。最近，日本政策決策者提出2011年要實現順差，那現存的11萬億-14萬億日元的差額怎么辦？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經濟自然增長過程中帶動的稅收自然增加，這就必須保證名義GDP的高增長。

　　日本此輪經濟增長的主要特點是民間為主，表現為投資和消費同時增長。其中投資的主要動力來自海外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消費增長主要緣于個人收入增加、就業形式多樣化以及資產效果多樣化。就就業形式而言，日本原來基本上都是終身雇傭制，而現在形式非常靈活，比如說由派遣公司向企業派遣臨時員工，有利于降低企業的人工成本。另外，越來越多的日本居民開始進行投資，尤其是投資于金融資產和不動產，其產生的資產效果遠遠大于以往靠儲蓄帶動消費的效果。這些因素都會支撐日本經濟進一步復蘇。

　　主持人：過去十幾年間，經歷了幾屆日本政府的努力，但仍沒有走出經濟衰退這個泥潭，那么今天在這個時機能夠實現經濟復蘇，和日本政府采取政策，包括前幾屆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有什么必然聯系？

　　黃海洲：日本在資產泡沫破滅以后，銀行業積累了大量呆壞賬。但和面臨資產泡沫破滅的大多數國家不一樣，日本并沒有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至少表面上沒有。這主要由于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國內居民儲蓄率很高，在海外有大量的資產投資，日本政府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等一系列的條件。但事實上，資產泡沫破滅以后，當時日本商業銀行的貸款能力已經非常弱，企業借款能力也很弱，只不過危機沒有通過我們經常看到的表征表現出來，直到2001、2002年左右資產狀況、盈利能力才有所好轉。這是一個漫長的結構性改革和恢復過程。其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結構性改革和恢復創造了一個重要的外部條件。

　　陳志武：長遠來看，我倒覺得這恰恰是對于日本的經濟不利的一些方面。為什么1990年代日本經濟沒辦法增長，最近又是什么原因使它重新活起來？因為從整個全球工業革命發展史的角度來講，19世紀初，世界主要的紡織業中心是在最初發生工業革命的英國，大約在二三十年代轉移到美國。二戰以后到1960年代，越來越成熟的工業生產技術從北美、西歐轉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能夠利用現代工業生產技術的國家，加之當時日本的敬業精神和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等特點，使日本在1960-1980年代初成為第一例亞洲國家推動亞洲經濟增長的模式。這樣一個背景使得日本在1980年代經濟結構主要以制造業為主，而非其它的高經濟增加值的金融服務業。但伴隨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越來越開放，日本逐漸喪失了勞動力成本優勢，必須要對經濟結構做根本性的調整。我認為剛才提到的銀行呆壞賬等更多是方方面面大的結構變化產生的具體表現，而非問題的根源。

　　另外，我認為當初日本政府的干預，導致該破產的銀行和企業不破產，對于日本的經濟是一個長期的障礙。隨著全球化進一步深化，日本靠制造業來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的潛力已經很小，更應該側重在發展金融服務業、甚至整個第三產業。目前日本金融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約23%，美國是37%；日本第三產業占GDP約70%，美國約80%，這都是很好的增長空間。但問題是，日本金融體系歷來是以銀行為主，而不是以資本市場為主。自1990年代起日本經濟很難找到更強的增長點，本身就說明日本傳統上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問題越來越突出。為了使日本企業效率和金融服務業的空間進一步的增長，資本市場發揮的作用應該越來越強。而日本的風險資本沒有廣泛存在，正是因為日本沒有真正按照資本市場的原則去執行破產法，而是按照儒家的思想——不要那么認真、何必讓這么好的企業破產等等，既妨礙了整個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也抑制了日本的創業精神。要知道美國的創業、創新文化之所以這么強，和其非常冷酷的資本市場、股權市場絕對分不開，當然美國的激勵機制也非常重要。

　　施建淮：日本經濟十年衰退后，等到現在才出現強勁復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為結構性改革需要時間。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本支持戰后高速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實際上不再適應新的國際形勢的要求，因為當時日本經濟規模已達到世界第二，而作為一個大國經濟繼續依賴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必然會導致貿易摩擦等諸多問題。日本十年的衰退正是由于它當時試圖繼續維持出口帶動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于是過多的供給流動性以阻止日元進一步升值，結果導致資產泡沫膨脹，最終破滅造成的。當然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沒有出現金融危機，說明這段時間日本央行和日本政府的政策比較成功，包括日本央行及時向金融機構注入足夠的流動性、日本政府向銀行提供公共資金用以處理其不良債權等。

　　結構改造牽扯到日本經濟的方方面面，比如說傳統的主銀行制度，企業方面的員工序列、終身雇傭等結構改革都需要時間。1997年橋本首相雄心勃勃，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即財政結構改革、金融體系改革、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教育改革等六大改革。1997年的金融改革，借鑒了上世紀80年代英國以證券業為中心實行的所謂“大爆炸”的大規模金融改革的經驗。這一人稱“日本版大爆炸”的金融改革給日本金融體系帶來很大沖擊，打破了日本傳統的主銀行體系，大企業不再依靠銀行融資，而是更多的通過證券市場融資。改革的結果加劇了金融機構的競爭，活躍了資本市場，也極大地提高了融資企業的資本運營效率，隨后日本政府進一步在金融機構不良債權處理，重建日本金融體系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應該說，這些結構性改革為今天的日本經濟復蘇奠定了基礎。

　　2. 美國道路與日本道路

　　主持人：比較美日兩國發現，美國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也面臨產業轉移，并出現了滯脹，但美國通過發展新經濟和服務業，從而導致美國在克林頓時代(1993-2000年)之后一直處于高速增長階段，與日本形成截然相反的局面。那么，日本經濟走美國的模式，有沒有現實的可行性？

　　陳志武：美國式經濟增長與其發達的私人股權基金、嚴厲的資本市場以及由此激發的創業和創新熱情是分不開的。而日本過于依靠銀行貸款，且貸款成本非常低，恰恰打擊了這種創新熱情。這就是為什么硅谷是在美國而不是在日本發展起來的原因。當然，也存在中西方文化差異等因素。

　　黃海洲：如果看美國經濟的未來，可以從四家公司出發：波音、微軟、花旗和高盛。這四家公司可為一聯:“波音高盛；花旗微軟”。波音公司是高端制造業(硬件技術)的代表；微軟是高端信息業(軟件技術)的代表，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高科技企業，業務做得很大，但卻沒向銀行借一分錢，完全是基于資本市場的發展模式；花旗，實際上代表廣泛的金融服務業；資本市場起作用靠高盛為代表的投行，大多私募資金也與其有關。其它行業并非不重要，但最能代表美國未來的是這四類企業。制造業要往波音等高端制造轉型，信息技術發展要往微軟這個方向發展，各行業與資本市場和銀行的關系越來越密切。

　　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的轉型可能會面臨不小的挑戰，因為這四類企業在目前的日本不易找到。經濟轉型不僅與其經濟結構、金融體制相關，還與民族創新能力以及法律、文化等諸多方面有關。

　　張季風：日本能不能走美國那一條路？我覺得在可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的。美國除了經濟上的優勢，還有政治上、軍事上的優勢和全球影響力，這是日本不可能具備的。從文化角度來說，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開放、充滿創新動力和冒險動力，而日本可能是東方世界比較保守的國家，越富越保守，再加上它是一個島國，本身是一個單一民族，資源貧乏、市場狹小，沒有成為政治大國和世界超級經濟大國的空間。

　　另外，日本人口的少子、老齡化問題以及限制移民政策可能會制約其發展。如果不從周邊或東南亞大規模移民，實現人才的流動，日本就很難產生一種創新機制。日本對國際人才流動有很多制度限制，比如外國人不能在日本做政府公務員，不能做高中老師等等，與美國有很大差異。

　　陳志武：剛才黃海洲講的四個公司也許可以加上第五個，就是沃爾瑪。沃爾瑪超市既不是提供技術服務，也不是制造業的升華，而是簡單的利用人口流動，實現規模化銷售和規模化進貨。但從很多角度來講，沃爾瑪甚至可以和微軟相比，沃爾瑪家族的財富比比爾·蓋茨的財富還要多。為什么沃爾瑪商業模式能成功？說到底還是存在由股權交易所提供的加速實現財富的激勵架構，否則通過創新商業模式來刺激服務業增長也許就不會在美國發生。而日本缺乏以活躍股權市場為核心的激勵機制，商業模式上創新潛力會比較小。

　　主持人：近年日本的改革幅度很大，比如大幅度改造金融系統，打破財閥壟斷等。但日本保守勢力仍非常強大，這是否會導致日本整個改革會停滯不前？

　　張季風：盡管日本開始走進復蘇，但是經濟結構上的諸多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主要有三大問題。一是財政問題，2005年財政年度，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債務總額高達774萬億日元，占GDP總額比例超過150%以上，在發達國家中是最糟糕的，恐怕再有二三十年也未必能解決。第二，日本區域間差距、貧富差距、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以及制造業和非制造業的差距都逐漸在擴大。大部分人都對美國都比較崇尚，但是從社會公平這個角度而言我更欣賞日本，因為美國兩極分化比較嚴重，社會治安也比日本差的多。在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數一直維持在0.21左右，即使最發達的東京和最落后的沖繩也不過就相差一倍，而且如果考慮到物價因素(東京物價較高)差距會更小。但現在看來，這種橄欖形的社會結構正在發生變化。鑒于以上原因，可以說日本今后的改革之路仍然很長。日本民族危機感比較強，當有危機存在，或自感落后于他人之時，就一定會急起直追，因此決不會因經濟復蘇而停止改革，也不會出現大的后退。

　　3. 中國之借鑒

　　主持人：回顧日本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發展模式，對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有什么借鑒？

　　劉軍紅：有一點可以借鑒，這次日本改革是企業先行，尤其是出口型大企業率先改革。它們認為美國企業治理的模式是合適的，比如CEO的制度，股權分配制度等，像豐田、索尼很快就模仿下來，然后這些大公司就推動日本政府改革法律、給予法律上的認定。

　　陳志武：一個非常大的教訓就是不能總依賴于銀行為融資手段，而應該進一步放開資本市場，否則企業效率、創業和創新精神等問題都沒有辦法改善，因為銀行的錢不適合創業，銀行的貸款利率是固定的，不在乎你貸款企業改不改變效率。而且從長遠來講，經濟最后的活力沒有被激發起來。

　　另一方面，我一直比較關心中國過去和未來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國際秩序。相對于中國在國際上面對的貿易保護壓力，日本比中國有很多優勢。從明治維新至今，日本的政治制度和崇尚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被西方接受的，所以當時日本在美國和其它國家受到的產品抵制，并非因為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上的差異。相比之下中國面對的局面要復雜得多。

　　黃海洲：從表象上看，不少人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和日本經濟在1980年代的可比性在于貨幣升值可能帶來的問題。但實際上中國目前的問題和日本當時很不一樣。相對于實體經濟的改革和發展的進展，中國金融改革落后。雖然中美兩國經濟周期不同步，但人民幣緊跟美元使得中國的貨幣政策由美國來主導，這不符合中國的需要。中國需要大力增加貨幣政策的主動性和

匯率的彈性。中國的金融經濟落后于實體經濟和貨幣政策缺少主動性，這兩個不匹配通過金融鏈表現出一系列的失衡，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

　　施建淮：另外一個教訓是，隨著經濟發展應適時轉變發展戰略。日本付出了10多年的經濟低迷的代價，才最終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完成向消費社會的痛苦轉型。中國以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經濟規模已經達到全球第四。這種增長模式長期實行的結果造成中國制造業產能過剩和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導致中國與歐美貿易摩擦不斷加劇。要擺脫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建立起依賴國內消費支持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就必須改變維持人民幣低估的匯率政策，通過擴大匯率的彈性讓人民幣順其自然地逐步升值。

　　主持人：這十年間日本不良債權水平已經低于4%的水平，大銀行是2.4%。它是怎么做到的？與中國政府采取的處置不良債權的手法有什么不同？

　　劉軍紅：日本的基本理念不像美國那樣，美國是銀行破產就讓它破產，但是日本在破產案處理上，基本是政府先接管，然后再賣給外資或內資，就是說名義上是破產了，但是處理方式上可以維護金融穩定，維護穩定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讓金融鏈斷掉。另一種方法就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自然淹沒”不良債權。中國能不能借鑒？我認為借鑒不了，至少靠經濟增長自然淹沒這種方法是模仿不了的。

　　陳志武：靠經濟增長淹沒呆壞賬，在我看來是典型的非市場邏輯在應用。對資產進行價值評估，只要今天資產定價本身是反映今天的價值，這就是一種最合理的判斷，今天資不抵債的企業就該今天破產。不要假想它某天會變好，但這恰恰是中國處理呆壞賬時很典型的邏輯，總覺得萬一哪一天好了，從天上掉下來幾千萬噸黃金，正好掉在這個地方，這一塊地方就增值了。已經失敗的企業如果不處置，既不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不利于債券市場的發展，也使得剩下的企業資產無法得到更高效的使用，繼續給這種企業供養資金更是一種浪費。過去這么多的國有企業被供養的結果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