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向左轉

　　黃一琨/文

　　對于墨西哥人來說，這個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世界杯而不是總統選舉。雖然這是這個中北美洲國家自2000年以來第二次舉行民主選舉，但是墨西哥隊已經進入了世界杯的十六強，因此誰來接替現任總統福克斯，民意調查顯示現在還只有36%的人關心。在墨西哥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改革報》，每天五六十版的社會、政治新聞里，與大選或者候選人競選活動

有關的報道最多也就10版，而每天的體育專刊多達32版，關于足球的報道則占了一大半。

　　6年前，人們選出前

　　6年以來，墨西哥人發現，福克斯就像沒有成熟的香蕉，在處理內外問題的時候都顯得十分青澀。除了穩定住原來每六年左右都要波動一次的比索的幣值以外，福克斯在國內事務上幾乎沒有獲得什么成功。對威權時代國家基本制度的改革沒有如期進行，國民經濟經歷了3年停滯。因此福克斯在國家周年聽證會作報告時，幾乎每十分鐘就被成為在野黨的制度革命黨的議員或是場外的示威口號所打斷。他不受歡迎的程度甚至超過了1988年通過非法選舉上臺的總統薩利納斯。外交方面，福克斯在處理墨西哥人最關心的向美國移民問題上顯得過于幼稚。而在卡斯特羅看來，這個軟弱的墨西哥牛仔簡直是美國人的傀儡。因為他去墨西哥城市蒙特雷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之前，福克斯打電話告誡他吃完晚餐趕緊離開，免得小布什遇見他以后不高興。

　　觀察家們認為，在第二次選舉中，制度革命黨會卷土重來。這完全符合政治學者的理論。威權國家在舉行第一次民主選舉的時候，人們過于興奮地行使自由權利，并且對投票箱產生過度期待，當第一屆民選領導人的任期結束時，沒有滿足期望的人們產生了對威權時代的鄉愁，而那些鼓吹激烈變革的候選人往往會得到民眾的青睞。政治學者們把這個過程稱為民主的穩定期，這樣的故事在東歐和拉丁美洲都發生過。

　　雖然墨西哥的采礦業工人也許還會懷念制度革命黨時代的國有化政策給他們帶來的穩定工資和社會保障，但是東歐和拉美發生的故事在墨西哥似乎難以重演。在幾個主要的候選人中，制度革命黨的候選人馬德拉佐已經遠離成功。剩下的兩位候選人，一位是福克斯時代的

　　這樣的主張一定會遭來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式的政治強人的無情唾罵。但有意思的是，在墨西哥，查韋斯這樣的反美的民族主義符號并不受歡迎。在選戰中，卡爾德隆甚至把另一位最有競爭力的候選人——墨西哥城市長奧布拉多爾比做查韋斯。選舉機關立刻要求卡爾德隆的選舉智囊團立刻停止這樣的宣傳，因為這種丑化競爭對手的行為是不公正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我既不是民粹分子，也不是新自由主義者，我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奧布拉多爾斷然拒絕把自己和查韋斯相比。

　　墨西哥商人和外國投資者們給這位敏于行動的政治家貼上了左派的標簽。在選舉中他呼吁在控制國家預算赤字的情況下，加大社會保障的力度，對貧苦人群提供電力和能源方面的補貼以及更為豐厚的養老金。他安慰那些慌亂的商人說，自己并不打算采用國有化或是加稅的方式籌集這些社會工程所需的資金，他將通過消除腐敗，打擊偷逃稅和政府工資改革來獲得資金。奧布拉多爾的選舉助理們還提醒選民們，奧布拉多爾和查韋斯的主要區別在于他是一名平民政治家，而不是暴戾的軍人。即使選舉中出現了問題，他們也將訴諸法庭，而不是街頭暴力。

　　當世界杯結束的時候，墨西哥人將會為自己的國家選擇新的未來。與六年前相比，他們的選擇更多，這表明這個國家的利益訴求更加多元化，激進的做法并不受歡迎。選舉將在兩位同樣以經濟問題為主要議題的候選人當中展開，結果產生的關鍵在于制度革命黨候選人的支持者們在獲勝無望的時候會轉而支持誰。但即使是奧布拉多爾成為新一屆總統，墨西哥也只會轉向溫和的中左，這里沒有查韋斯，更沒有格瓦拉。墨西哥人認為，與其反對美國，不如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的具體條款，與其走上街頭，不如獲得一份更好的工作。

　　理解墨西哥的變化時，怎么強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作用都不過分。這一協定是全球化最好的試金石，自由貿易最大膽的試驗。貿易與投資壁壘降低以后，在遍及墨美邊境的工廠里，墨西哥工人可以掙得三倍于當地最低工資的薪水，而普通人也再也不用忍受過去價高質次的“國產貨”。

　　這一協定還給墨西哥帶來了深刻的政治變革，盡管這種變革不易量化。墨西哥人不僅支持開放的市場，而且希望實行開放的政治制度。這一協定要求政務透明，要求內外投資者享有同等待遇，并要求通過國際仲裁解決勞動、環境和其他爭端。這是導致2000年民主選舉和制度革命黨統治終結的重要原因。

　　自由貿易意味著國與國之間的競爭，這包括國家間對于制度供給的競爭。透明的博弈規則，明晰的產權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這必然意味著國家權力的擴散，降低政治租金，減少為所欲為的政治強人產生的幾率。

　　因此弗里德曼說，如果租金是主要的政治收入來源，就導致小國，如果貿易是主要的政治收入來源，就會產生大國。在墨西哥，人們有機會驗證這個結論。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