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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長王瑞杰
在新加坡，全部的金融監管工作和金融政策制訂，均出自金融管理局——其職能相當于中國的“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總和。
王瑞杰2005年4月出任金融管理局局長，被認為是新加坡政壇的“未來之星”。他曾先
后擔任過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的私人秘書、WTO談判代表、貿易工業部常任秘書等職。年僅45歲的王瑞杰擁有劍橋大學經濟學學士和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學位，為人謙和儒雅。
近期，王瑞杰先后在新加坡和北京兩次接受了《財經》記者的專訪，暢談新加坡的金融定位與中新兩國的金融合作。
新加坡的亞洲角色
《財經》：作為一個小的開放經濟體，新加坡怎樣尋求自己在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中的角色？
王瑞杰：新加坡是一個很小但是非常現代化的經濟體，當大國打噴嚏時我們就會感冒。我們不去試圖控制國際經濟大趨勢的變化，而是把自己看做一艘航船，在大國主導的國際經濟波浪中穿行。為了生存和繁榮，我們必須非常靈活，及時發現經濟變化的趨勢并隨之調整，我們必須與這個世界保持緊密關聯。
如果不能為其他經濟體提供增值，其他經濟體就不會與新加坡合作。比如在運輸業，從印度出發到美國的航船，都會經過新加坡。我們在運輸操作上(特別是港口效率方面)都很有經驗，無論對印度、美國還是新加坡，都形成一個多贏的格局。我們必須尋找類似可以提供增值服務的領域。這是我們的自我定位。
《財經》：新加坡要爭取成為亞洲金融門戶，有什么優勢和劣勢，特別是與香港相比？
王瑞杰：怎樣看待亞洲金融業格局？我認為，亞洲金融業在未來幾年中會增長得更快。因為與歐美等發達市場比較，亞洲金融市場還很不發達。無論是在消費信貸、零售銀行還是投資產品、風險管理產品，亞洲都還落后，這意味著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接下來的問題是，各個城市在這一格局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覺得，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香港和上海市場會有很大的發展；東京則有它獨特的位置，它支撐著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對于新加坡來說，我們希望相對于其他金融中心，扮演提供綜合服務的角色。具體說，這要看我們如何使新加坡與其他經濟體相關聯，并滿足他們的需要，在東南亞和亞洲，把全球市場和投資者與亞洲需求結合起來。
新加坡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成員，與印度有著深入的經濟合作；同時，也是第一個和中東國家簽有自由貿易協定的東亞國家。因此，我們對這一需求的理解越深(這種需求往往并不能在單一市場上獲得滿足)，就越能扮演好這個角色。
《財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是一個金融綜合監管部門，怎樣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國際公司來新加坡而不是其他金融中心交易？目前越來越多的基金公司傾向于香港，新加坡金管局如何進行自我調整，特別是在爭取中國的企業和資金方面？
王瑞杰：這取決于金融機構怎樣看待新加坡。新加坡的優勢在于它的監管質量、對公司治理水平的要求以及國際化程度。如果你看一下這個地區的資金需求，會發現，仍然有很多基礎設施尚未建立起來。國際資本未能更加迅速流入亞洲的原因之一，是這一區域的高風險預期，以及法律環境還不完備。我們希望能夠提供起風險管理的職能，使新加坡成為亞洲的風險管理中心。
新加坡的許多金融部門增長都很快，比如資產管理業務、私人銀行業務等。運輸類的上市公司在新加坡的交易表現，也遠好于其他市場。
比如，來自中國大陸的中遠投資(新加坡)有限公司的交易量和股價在過去兩年的增長，是非常驚人的(中遠的股價從2003年1月到2006年2月增幅為1267%，遠好于它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中遠太平洋公司288%的漲幅)。
《財經》：從去年以來，以淡馬錫為首的新加坡資金在中國大規模投資。在你看來，其中主要的考慮是什么？這些資金大都具有政府背景，(你們)怎樣看待其間存在的風險和機會，特別是淡馬錫對中國商業銀行業的投資？在你看來，這對中國金融改革有什么樣的推動作用？
王瑞杰：這個問題最好由淡馬錫來回答——雖然新加坡政府是這些公司的所有者，但公司決策是獨立的。不過，我相信很多新加坡人與我一樣認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偉大的增長故事，對于亞洲其他地區有著巨大影響。我們如果要適應中國的增長，就必須想辦法去滿足其需要。
2000年我擔任新加坡貿易發展局(現已改名為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編者)局長的時候，曾帶領一個新加坡考察團到過中國。當時我就認為中國沿海發展得很好，內地也應進一步發展，新加坡公司應該參與這一增長過程。不僅是淡馬錫，據我所知，很多在新加坡注冊的公司都有著同樣的看法。
至于銀行業，根據我們的經驗，它和經濟增長有著密切聯系。對于發展中經濟體而言，資金配置機制是非常重要的，比在發達國家更重要。即使在新加坡，銀行配置資金的功能，仍然是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部分。所以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業會迅速增長，而且經歷必要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支撐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匯率政策與經濟平衡
《財經》：新加坡近年來的貨幣政策被認為比較成功，在穩定幣值、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促進經濟增長等各個目標方面，取得了較好的平衡。新加坡這樣一個高度外向型經濟的貨幣政策，如何平衡其國內與國外的目標？
王瑞杰：我想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有一批非常高水平的專業人士在制定貨幣政策。與此同時，在決策上我們并不教條，我們不認為必須要套用這種或那種模式。對于匯率機制，學術研究認為主要有兩種形式，即固定匯率制或自由浮動匯率制。新加坡采用的是一種獨特的模式，我們把它總結為“BBC體系”，即爬行盯住(crawling)一個“貨幣籃子”(basket)，在一定區間(band)內，隨著經濟條件的變化而浮動。
這一匯率政策使新加坡受惠良多，而這與新加坡的經濟特點是分不開的。新加坡的資本市場非常開放(開放之初，許多經濟學家對此深表懷疑，認為我們將遇到很多問題)。在貿易意義上，新加坡也是全球最開放的經濟體，它的對外貿易總額超過GDP三倍。
首先，要保持一個增長的環境，就需要把新加坡的通貨膨脹率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然而，由于新加坡經濟規模較小，需要保證當全球價格上升時，通脹的輸入不會損害國內經濟，這就意味著匯率需要適時調整。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新加坡貨幣和匯率制度的創建者們認為，應當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制度。
其次，新加坡立國以來的政治傳統認為，人們不應過分看重短期結果。也許你可以通過投資快速拉動經濟水平去贏得大選，但新加坡的政治家并不認為應當這樣。他們認為獲得長期穩定的增長需要依靠儲蓄，而這需要國民的努力工作。畢竟，你不能靠印鈔票來推動經濟增長，這是我們工作的基礎。
第三，貨幣政策并不是單獨在對整個宏觀經濟起調控作用，這需要整個經濟體的其他部門進行配套。必須要有謹慎的財政政策，現代化的銀行體系，以及富于彈性、有自行調節能力的勞動力市場，等等。
此外，允許國內價格隨市場變化是很重要的，這往往需要政治上的決心，比如石油價格和電力價格。在新加坡，電價是根據油價來確定的，如果油價上升，我們允許電力公司提高電價。
總而言之，新加坡在勞動力市場創造充分的彈性；允許各種價格隨著全球通脹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其中一部分直接傳導給消費者；建立謹慎的財政政策，拒絕通過印鈔票的方式來彌補財政赤字；無論要素市場或消費市場，都堅持讓市場來決定要素和商品的分配，以能確保最有效的資源運用。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非常好的結構。新加坡的中央銀行及其貨幣政策，正是在這樣一個充分制度化的結構中發揮作用的。
《財經》：從去年7月21日以來，中國也采取了類似新加坡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在你看來，中國可以向新加坡借鑒哪些經驗?
王瑞杰：中國在這方面有很豐富的經驗。我相信中國人民銀行也全面地研究了各種匯率機制，并采納適合中國的匯率機制。我不太知道哪些具體的經驗新加坡可以提供給中國，因為兩國的經濟條件有很大不同。新加坡是一個很小但開放的經濟體，而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快速增長的大經濟體。最終中國的情形可能比較像美國，因為內需可能帶動很大增長。
如果有一點可以借鑒，應當是貨幣政策需要考慮所有其他部門的經濟條件和政策，在這一大環境下進行決策。我前面提到，新加坡嚴格的財政政策紀律對我們是很有幫助的，我們同時要考慮商業銀行系統、法律系統、勞動力市場、商品市場等因素。在我和中國人民銀行交流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他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不同部門協調運作的重要性。
《財經》：在你看來，中國的這種“有管理的浮動”與新加坡的匯率體系有什么不同？
王瑞杰：新加坡的貨幣政策完全依賴匯率制度。相比之下，中國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要獨立地設立利率政策。此外，新加坡元的匯率基本上是由市場決定的，也不存在外匯管制。因此，盡管看上去兩者的貨幣籃子的概念很相似，但必須指出，兩種匯率體制差別很大。
《財經》：新加坡的匯率體系近期內會不會做某種形式的改革，比如不僅僅參照貿易權重來確定貨幣價格？
王瑞杰：短期內不會。現行的這套體系已經運行了30多年。盡管期間全球經濟出現過不同形式的挑戰，但事實證明是經歷了時間的檢驗的。如果新加坡經濟狀況發生改變，我們可以改變貨幣浮動的范圍。無論上升還是下降，新加坡的商業銀行系統有能力經受波動和變化。這一架構運行得很好，但我們需要保持警惕來應付任何經濟結構的變化。
宏觀經濟與區域合作
《財經》：你怎么看待2006年新加坡以及全球的經濟前景，在你看來主要存在著什么樣的風險？
王瑞杰：我想2006年的新加坡經濟會保持不錯的態勢，具體增長數字可能會在5%-7%左右。至于增長動力和潛在風險，對我們來說，永遠都受全球和地區因素的影響，特別是美國、歐盟、日本和中國。對于新加坡來說，電子、醫藥和服務業的發展都至關重要。
新加坡的服務業主要還是依存于國際經濟，比如船舶運輸業，如果貿易額上漲，它增長得就不錯。當然還有正在勃興的煉油業和石油產品，這都可以看到增長前景，這都是正面因素。新加坡幾年前啟動的經濟重組目前已經開始體現出效果。
就風險而言，首要是利率環境可能變化。在過去的七八年間，美國利率一直處在非常低的水平，而現在正在上揚。如果利率上升得比市場預期的更為猛烈的話，我想會對資產價格有很大影響，影響也可能擴散到消費領域。利率猛烈上升，既可能由油價也可能由其他不尋常的事件觸發。第二個風險在于禽流感疫情。如果它大規模爆發，全球經濟都會受到很大影響。
《財經》：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國際市場上儲蓄與投資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特別是中國的高儲蓄率和美國的財政貿易雙赤字現象。人們擔心，這種不平衡引發的調整可能會導致危機的來臨。你怎么看待這一說法？
王瑞杰：這一不平衡當然需要得以糾正。但從短期來看，無序的調整不符合任何國家的利益。整個市場也都非常關注事態的發展。如果看一下各個國家應對這種不平衡需要進行的政策調整程序，你會發現，這需要采取相互協調，也需要很多時間。
目前各國都在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中國正致力于促進內需，但國內消費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提高的；對于歐洲經濟而言，考慮到穩定因素，其結構性的剛性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來調整；對于美國經濟來說，他們需要增加儲蓄，同時這也將花費相當一段時間。
現在來看，所有的參與者都已經把這一風險因素考慮進去了，因此我覺得，這種調整會是一個相對清晰的過程。至于是否會有突發事件引發信心的急劇下降，沒有人能夠預測，而這正是金融危機的實質。
《財經》：中國和馬來西亞現在都采取了類似新加坡的匯率體制，亞洲在未來有沒有進行貨幣政策整合和合作的可能——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看？
王瑞杰：人們談到區域合作，往往指的是各個領域的全面合作，終極目標是類似于歐盟式的組織。但從歐元和歐洲整合的進程來看，會發現這要經歷很長的時間，并且有賴于很強的政治意志推動：歐洲經濟共同體-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歐洲央行。它不是一個經濟協議，而是創建一個單一歐洲市場的政治協議。
促成歐洲整合的很多條件，亞洲目前都不具備。亞洲區國家太過多元化，從最為富足的日本到最窮的國家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落差。(因此)貨幣合作和整合還只是一種遠期可能。短期內現實可操作的步驟是推動跨區域的經濟聯系，比如在實業的整合和貿易投資方面。這方面大有可為。
至于亞洲金融領域的合作，需要允許更為自由的資本流動和市場準入。分享信息的合作也非常重要，這樣各國對區域內宏觀經濟環境可以形成更好的判斷，就不會產生亞洲經濟危機時那樣措手不及的情況了。
《財經》：亞洲各國在金融領域的合作，對于新加坡建設亞洲風險管理中心的戰略會有什么影響？
王瑞杰：亞洲的風險管理能力需要大幅提高。我相信這需要各國和地區間的合作，特別是在信息數據的開放和共享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你設計壽險產品時，你會發現尋找相關數據是非常困難的，連各個國家的死亡率這樣的數據都并不完整，這樣的情況對于產品的開發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要提高亞洲各國的風險管理能力，各個市場在信息方面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
央行治理
《財經》：你反復強調新加坡金管局職業化的人力資本，能講講你們的人力資源政策以及如何留住人才嗎？
王瑞杰：我們的薪酬政策以市場報酬為基準，當然，主要是在服務業意義上的市場報酬——這個薪酬政策不會使任何人成為超級富翁，也不會因公職人員收入太低引發尋租問題。薪酬制定是一項實務工作。我們每年都對金融領域的薪酬水平做調查，努力達到市場水平，但不是以最高收入為參考。總之，公職人員的收入肯定不是最富的，但肯定是相當好的。如果你做得不錯，你的收入應該高于一半以上的同學。
《財經》：金管局在招聘人才方面有沒有特別的限制，比如任用外國人，特別是在高管層？
王瑞杰：我有三個副手，兩個是新加坡人，另一個是澳大利亞人。我們的員工來自全世界，包括中國、美國、馬來西亞和印尼。
我們的用人政策是開放的，核心是要招募最好的人來做這份工作。如果新加坡人不能擔任，就要在全球公開競爭。在商業銀行也是這樣，像新加坡發展銀行，它的前兩任CEO都不是新加坡人。問題的關鍵是治理機制是不是健全有效，而不是員工的國籍。
《財經》：從警察局到教育部、貿工部，再到金管局局長，你的工作跨度非常大。你現在怎么看目前的工作以及未來的規劃？
王瑞杰：我從不考慮我的下一個工作，我對以前擔任的每一個工作都很滿意。對于個人來說，在工作上我喜歡兩件事，一是我愿意學習新東西并接受新挑戰；二是，在一個新組織中，與高水平的同事工作并能有所貢獻，是很快樂的事。-
《財經》雜志161期封面文章：
“投資亞洲的金融門戶”
新加坡金融體制“變形記”
評論：誰將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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